穆純傳來Yorgos Lanthimos導演《憐憫的種類》的影評，從憐憫的性質始論，指出電影中表現的，角色與角色之間掛勾着施與受的機制，既明明白白的不對等，又確確實實地不自由，不單只受方不自由，施方亦不自由，而互相依賴、享受、安定在這個遠離自由的機制中。他繼而用精神分析家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機制，解析《憐憫的種類》內神經質的人。「正常人」的觀眾看上去，就像看一齣精神病記錄片，但導演就是要觀眾反思，我們所謂的正常人，其實和神經質者別無二致。他認為，電影中的角色並不是劇情開初就已經逃避自由，他們只是把自由、自我用在非積極層面，導致服應權威、丈夫、宗教，但仍然是有自我，真正逃避自由、渴求憐憫是在劇情轉折從安全感中脫離之後。

中華民國文化部主辦「第48屆金鼎獎頒獎典禮」於前日（11日）於南港展覽館舉行，當中榮獲文學圖書類獎共有4位得主，分別為楊莉敏的《濃霧特報》、馬尼尼為的《今生好好愛動物— 寶島收容所採訪錄》，以及香港作家廖偉棠的詩集《劫後書》和梁莉姿的小說《樹的憂鬱》；《雄獅美術》月刊的發行人李賢文則獲特別貢獻獎。

台灣首位芥川獎得主李琴峰推出新作《生之祝禱》，以架空的方式假設胎兒有決定誕生的權利，由此審視關於「生命」意義的各種面向。亞德里安認為李琴峰的作品總有涉及性別／父權議題，即使《生之祝禱》雖是一個婚姻平權的時代，即便社會接受同性婚姻，但仍是充斥著父權。他亦指出胎兒的人權是小說的重心，李琴峰除了著墨於制度設定外，也著墨這制度如何影響人生。胎兒有決定誕生權利的話，人生會否變得順遂，作者表示無法回答，但亞德里安認為似乎從小說結尾可以窺視她的想法。

班雅明就曾說：「卡夫卡的所有造物中，動物擁有最多反思機會。」Sabrina Yeung指出《變形記》的姐妹篇──〈致某科學院的報告〉，講述一隻變成了人類的猿猴給科學院做報告的事；〈一隻狗的研究〉講述一隻以人類方式去思考狗生處境的狗，兩者皆有人類的憂傷與焦慮、思維能力、心理特徵，並且都在思考自由問題。但Sabrina Yeung認為，牠們的自由之路其實是人類的被規訓之路，就如猴子為了籠外的自由，開始模仿人類，逐漸遠離本我，甚至獲得語言能力，讓主體進入語言秩序，卻依然難逃孤獨。

美國知名科幻反烏托邦電影《飢餓遊戲》系列，去年推出前傳電影《飢餓遊戲：鳴鳥與游蛇之歌》於全球斬獲 $3.37 億美元後，早前小說作者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與學樂出版集團（Scholastic）宣布，系列最新作品《黎明收割》（暫譯，Sunrise on the Reaping）將於2025年3月18日問世。小說尚未付梓，改編電影已然敲定，製片公司獅門影業（Lionsgate）亦宣布將推出改編電影，同樣由系列三部曲與最新外傳的導演 Francis Lawrence 執導，預計於 2026 年11月20日正式上映。

四月份是最殘忍的月份，對於本地獨立書店而言尤其如此。就在踏進四月的前一天，我們送別了見山書店。另一邊廂，經營近二十年的開益書店，也在四月結束實體店，以漫畫《葬送的芙莉蓮》中的一句「流淚道別不適合我們」向讀者告別。位於深水埗的獵人書店，今年初亦因滲水問題，告別了開業一年半的黃竹街地鋪。幸而這次重逢不需等得太久，相隔一個多月後，獵人書店便在相鄰的基隆街重開。面對層出不窮的規條掣肘，不安無力亦是人之常情，不過店長黃文萱卻淡然以對，「要面對恐懼，首先要知道自己在恐懼甚麼，然後正視這種恐懼。當你能夠看清楚它，會發現它其實沒有想像那般可怕。」

翁稷安讀提摩希．史奈德的新作《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總是忍不住想起昆德拉的「永劫回歸」。書中討論普丁如何打造俄羅斯的極權統制，進而影響世界的著作裡，史奈德從宏觀的視角提出兩個左右當代政治的虛構幻象：「線性必然政治」和「永恆迴圈政治」，來解釋民主在今日世界的挫敗。他認為前往不自由之路已然展開，需要每個人排除雜訊，謙卑而真誠的面對歷史，重新肯定真相的追尋和價值的建立，才有機會懸崖勒馬，替未來的人們在史冊上寫下美好的轉折。

但是這樣想就掉入了一種思維陷阱，覺得越缺少自由反而越能逼人創作。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缺少自由確實能逼著一部分人繼續創作好作品，因為一部分人類的本性就是創作，就算被關入監獄，總會有人想著拿衣服寫詩，拿牆壁畫畫，拿牙刷頭刺青。可是，藝術不僅逼問人類的底線，更是探索人類的極限。我們在這麽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來西亞，韓國，甚至新加坡，這三個國家的電影和藝術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都和不斷「解凍」的政策有關。​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大陸藝術（包括文學、電影）的幾次爆發點，都正好是這三項自由稍有寬鬆的時候：二三十年代（1926-1937）（民國時期）；一九八零年代的「文藝潮」和「八五新潮」；以及千禧年初的「媒體之春」。但這三種自由的不完全發展，意味著這些爆發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產生新的矛盾。

孫樂欣每次考中文寫作，都希望有一條開放式題目，感覺不會暗藏那麼多條條框框。經歷兩年文憑試操練的洗禮後，她發現開放式題目是最難的，發揮空間大，卻令人容易離題。直至大學的畢業論文，方遇上一道真正自由的自由題，這份考題，由誰評分呢？

甄拔濤在劇作《柏林的金魚》中描寫一個遷泊不定的遊人，一段發生在異地的戀情，與一些他無法放下的記憶。他在兩個女子、兩個城市之間來回往復，不論身處何方，都無以安心，永遠在希冀與失落之間拉扯糾結。這套在2019年首演的舞台劇，當中探討關於去留與離散，記憶與遺忘的命題，如今再次上演，或許觀眾更能感受到共鳴。近年遊走在德國與香港之間的甄拔濤則說，不論身處何地，人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令心靈停泊的船錨。

甚麼是艱辛歲月？今年一月，演員金燕玲在非常林奕華實驗劇場《艱辛歲月》的階段展演時，一邊打麻雀，一邊訴說她的人生故事，婚姻離異、母親離世、患癌，那時她理解的艱辛歲月就是「很大件事的、很慘的」。隨著劇場作品不斷發展，慢慢的，金燕玲對「艱辛」有了另一番體悟。

以小說《兄弟》、《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成名的中國作家余華，在今年香港書展舉行期間，獲邀出席以「文學自由談」為主題的講座，活動吸引約一萬人報名，講座開始前，場內三千座位早早爆滿，部分書迷亦因未能進場而引起一陣騷動。為了讓更多讀者聽到余華老師的演講，大會臨時安排講座分成上、下兩場進行，余華與主持施志咏從創作靈感開始說起，由此談及他花上21年時間寫成的近作《文城》，以及回應未來人工智能的威脅。

江逸天和蔡宛蓉攜手打造的舞台《The Dreaming》是一場關於人類原始習俗的典禮，吳騫桐在這個儼如聖所的地方，卻難以走進澳洲原住民如夢的意識之河，從而認為兩類人似乎是難以靠近，不可能產生共鳴，城市人與原始人其實有種根本性的分野。

喜見「自由舞2023」沒有淪為一個只為娛樂及旅遊服務的舞蹈節。策劃團隊在選取節目上顯出平衡功夫，既要考慮票房，又要培養及刺激觀眾口味，同時支援本地編舞家持續創作。可以說，一手安排優質的節目，另一手新增形體導賞，普及舞蹈知識和眼界，同時打開編舞視野。不過，在性別議題論述及討論方面，還可以再深入，女藝術家也不一定有很強的性別意識。希望來屆對「自由」的意義有更多元及豐富的呈現，在選取節目時，不妨多引入白人以外的作品，舞種也可以更豐富，如果以社會議題為焦點，期待有更深刻的論述及研究，讓繁花餘香四散。

在一片圓形的紅色沙地中央，舞者侯叙臣破土而出，如同祭品般在祭台上蜷縮、掙扎、伸展、釋放，圍繞著他的是六條會發聲的柱樑，咿咿呀呀、叮叮噹噹、鏜鏜咚咚，旁邊的觀眾也圍成一個又一個圓，目睹、經歷祭典，在音樂落幕之際，與侯叙臣一同走向光茫。

西九大型舞蹈節「自由舞2023」，聚焦世界各地優秀女編舞家，李海燕認為這固然是其特色，但是當代舞中的「身體」意涵複雜，不少創作者和觀眾會自覺地把「肉體身體」與文化身體分別處理，她觀賞時則把注意力放在「個人」而不是「女性」，察覺面向與面向的交織和重疊如何為個人帶來壓迫，或賦權。

從新蒲崗一幢工廈的電梯中走出來，一道黑色大門上掛著一個尿兜，下方貼著兩張紅色揮春，寫著「I GOT翻騰」、「I GOT MUSIC」，這裡就是七名「有爵之士」開的爵士樂平台「翻騰三周半」（下稱「翻騰」）。

過去一年，NFT、元宇宙的興起，為藝術、文化或娛樂創作者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造了新的市場和營運模式。NFT能否同樣為文學出版帶來轉變？香港作家董啟章與台灣飛地出版社一同探索這種全新的出版方式，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以NFT書的形式重新出版，讀者可在網上購買限量1000本的NFT書，並在電腦、平板或手機上閱讀。在NFT、區塊鏈、虛擬貨幣的世界上，開始文學出版的一場實驗。

故《囍》以三條主線切入婚嫁的不同面向，主線一把港粵婚嫁儀式袪魅，一一轉化成舞蹈重現，主線二加入了舊時圍村的哭嫁歌揭穿悲涼本質，主線三則以《帝女花》借古諷今。當中第二主線尤其令人心傷，原來在六十年代以前，香港仍流行著哭嫁儀式，在新娘出嫁前一晚，新娘會睡在一張「攤屍蓆」，一群姊妹就圍著她唱歌哭別，一直到新娘快要到達男家才止住哭聲，此時新娘便要把「愁巾」（3x3吋的小方巾）丟下，意指放下舊事，換上新身份。梅卓燕指，「我覺得哭嫁歌就像心理治療。在盲婚啞嫁的年代，為免同姓近婚，新娘會嫁到遠方，窮人家更如同賣女，所以真是生離死別，一別就是一生，哭嫁根本是人之常情。」

橫跨四星期的西九全新大型舞蹈節「自由舞」，聚焦女性舞蹈藝術家，透過全方位的節目和周邊活動，包括開幕節目《女俠傳奇》、本地舞蹈藝術家梅卓燕新作《囍 — 紅色的承諾》、壓軸登場的《群眾》等，邀請觀眾體驗多元的舞蹈世界。當身體自由地起舞，我們將會看到一份溫柔的力量正在我們彼此之間蔓生，牽手延展。

Live Fast, Die young，27 歲是一道分水嶺，搖滾名人堂上赫赫有名的 Brian Jones, Jimi Hendrix, Jim Morrison, Prince, Amy Winehouse, Kurt Cobain，都是在人生最燦爛的日子——27 歲逝去，活不過 27，死因大多與沉溺濫藥有關，太多藝術家選擇借毒銷愁，最終活不過 27 大關。青年導演郭頌儀（Erica Kwok）就以「27」這個憂鬱的年歲為題，將 27 歲的迷茫拍成一齣喜劇微電影《27》，演繹出一種在死亡大限前活在當下，及時行樂的享樂主義人生（hedonism）。

黃念欣（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在她的新書《夕拾朝花》中常常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中文系女子」，那麼她是怎樣一個中文系女子呢？她領我們到她位於中文大學馮景禧樓五樓的中文系辦公室，那是細小、明亮又整潔的一個房間。她拉開窗䈴，外面是中大的蓊鬱與天空的藍。裡面有裊裊的白煙、書及畫。

由台灣文化部主辦的「第46屆金鼎獎」，日前（3/11）舉行頒獎典禮，傘運學生代表、前學聯常務秘書鍾耀華的文集《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與另外三本文學作品，包括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唐福睿《八尺門的辯護人》與胡長松《幻影號的奇航》，獲頒「文學圖書獎」。對於獲獎，鍾耀華亦有在社交平台發表得獎感言，談及寫作對他的意義，並借用書名勉勵各位，「所謂命定是自己的選擇，我們真誠創造，我們始終自由」。

作為一位縱貫三十多年的詩歌寫作者，孟浪一生清苦、奔波。他素然地把冰與火集於一身。幾十年順從於命運，漂泊的生存，淡漠的寫作……他內心的火焰總是以苛刻的角度噴放。在最近出版的《自由詩魂 孟浪詩全集》，常被其黃金句子打動的徐敬亞，以「中國快槍手」為題寫序，《虛詞》將分成上、下兩篇轉載全文，讓讀者藉此了解更多關於孟浪的詩歌美學。

《寂寞島嶼》的作者Judith Schalansky成長於冷戰時期的東德，不能出境的她從小未曾有過旅行的經驗。地圖成為她探索世界的起點，通過觀察國家的版塊形狀，她幻想出當地不同的歷史故事。無法出境的我們，今集已讀不回Book Channel，不妨與Rubberband 6號 一起，跟著Schalansky在書海上航行。

查映嵐看Georges Didi-Huberman那四幀在納粹滅絕營偷拍的照片，想到當下我們因為言說危險而痛苦，那些曾共同經歷、親眼目擊的事情，全都成了各自收藏的秘密。或者，只要我們願意，我們還是能夠找到新的方法，持續以當時的傷牽繫彼此。

混揉文學與音樂的跨界演出《午後看海》放置在城市邊陲的海堤地帶。夜間跋涉，下車走一段長長的路，已讓人有種全黑潛游的錯覺。《午後看海》場刊小誌內的七篇散文，如同散文集《回家》的後續。策劃演出的音樂人江逸天說，這次合作始於兩年前閱讀了《回家》。我很好奇人們從作家投映自身的文字裏，終究看到怎樣一面倒映自己的內部海域。能借取別人的骨架來繫住漂流的心靈嗎？他們是安坐於船上的過客，划撥浪尖的泅水者，還是水下很深很深的失溺遊魂？

作為一部動畫紀錄片，《無處安心》（Flee）的動人之處，是它儘管那麼迂迴虛構和粗糙，但仍能令人相信它的真實細膩。故事講述阿富汗少年阿密，生逢戰亂年代，與家人逃亡出國，但最痛苦並不是那些險象環生，甚至死在貨倉裡的逃難歲月，而是逃亡過後，他的餘生從未獲得真正的安心自由。他的第二人生是真的用第二個身份去刷掉真正的過去，換取粉飾太平的生活。離開故鄉，換上新的身份，為脫離苦海而矯情作假，結果讓阿密一輩子都無法釋懷。

表演場地解封在即，不加鎖舞踊館為觀眾獻上年度製作《品品》，由六個不同背景的藝術家，以「食」為題發揮天馬行空想像，打破表演者與觀眾的界限，在三小時的演出時間，讓你我享受「揀飲擇食」的自由意志。

嚴寒下全港高度防疫，聲稱現況已達戰爭狀態，但當然我們心照不宣，香港再冷都不如烏克蘭的冬夜。從《凜冬烈火》的革命者變成今日為國獻身的義勇軍，烏克蘭人民向世界證明了他們歷盡劫難的磨練，並非一無所有，更不是那麼不堪一擊、唾手可得，從總統到義勇之民，都有著鋼鐵般不可摧毀的心理質素。而香港呢，人心紛亂，超市清零銀行擠提，藥房外面還有人炒賣止痛藥和快速檢測包。其實最貧乏的都是心理質素。

防疫升級再升級，排隊強檢成為當下香港的常態。偏偏正是天寒地凍冷雨交逼之際，為了「證實」自己健康之軀而令身體受害，其中的荒謬和非人性化，連一向權威的醫療體系都解釋不了。三位詩人淮遠、鄭點和獱獺笑各寫詩句，語帶哀憤，或是嘲諷，觀照今日各地各區的民間之苦。

「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甚麼樣的犧牲？」2021 年諾貝爾和平獎由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記者瑞薩（Maria Ressa）與俄羅斯《新報》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Andreyevich Muratov）共同奪得，頒獎台上的瑞薩向全球問了這道問題，也向在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全球逆流中，為理想挺身甚至犧牲自由、性命的新聞工作者致敬。那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了，《虛詞》編輯部推介十部以記者追尋真相為題的電影，盼望在寒冬之中相擁取暖，在戲院關門的日子買碟或在線觀看，找到走下去的勇氣。

慶祝時喝酒，開心時喝酒，傷心時也要喝酒。對許多作家來說，為了寫作而喝酒也相當常見，尤其酒能給予的，是種高度藝術性的精神文化。今期《無形》邀請作者以「酒」為題，對鄧正健來說，酒像是延綿多年的成人禮，楊天帥則把自己與酒精的關係，當成史料檢視過去的不同階段。廖偉棠寫下四首致「理想酒友」的詩，帶著期待，卻又暗藏對孤獨的執著，謝曉陽則以最爛的野葡萄酒，逃離心靈所受的鞭韃。身為長期失眠者的沈意卿，以酒入夢，但醉境與夢境，往往難以分清，正對照了江祈穎談醉與夢的真實。紅眼的短篇小說則以威士忌為題，自從南方某個小鎮開始釀製，人口就如蒸發的威士忌般逐漸消失。最後收錄「香港三聯」編輯團隊的訪問，分享他們如何推廣閱讀，透過書籍展示香港本土創意，讓文學重新進入大眾視野。

在小說、電影及動漫史上，科幻巨構無數，但經常都圍繞一個疑問：假如記憶都是被植入的？而電影The Matrix更進一步問：或者我們生來就活在一個虛擬世界？即是說，所有關於閣下的身份及記憶，都是不真實的。這就與Plato的「理念論」一脈相承：我們在現世看到的，都是假象。

【紋心雕龍】系列第三彈！「聽說身上有明顯紋身的人，較易成為街頭上被截查的對象。這是否記載了舊社會的一種刻版印象？犯罪的人可以有紋身，但有紋身的人不等於罪犯。這種帶有系統歧視的反智邏輯常見於小報的標題，往往故意標劃「紋身漢」，作為江湖人物的一種借代。」

疫情肆虐多時，大大改變各地藝團的表演生態。身兼舞台美學家、作曲、編舞及舞者的日本跨界藝術家梅田宏明，潛心設計專屬數碼時代和線上觀眾的作品，以其作品《密不可分》呈現舞蹈結合新科技的另類可能，透過「西九文化區」的網頁平台，觀眾亦可欣賞限時播放的線上演出。

腦癱患者常被誤會，他們不是真的大腦癱瘓，而是腦神經受損，導致患者無法控制身體肌肉。所以，癱的往往只是四肢，感官亦可能會喪失，頭腦卻仍然是清晰、健全和自由的。腦癱無疑限制了身體活動能力，但還是有穿過大半生都不認命，用意志活下去的音樂家、作家和詩人。

《爆機自由仁》的賣點極多，亦有著眾多經典遊戲或英超漫畫的彩蛋。就算不是遊戲玩家，也會看得相當過癮。但過癮之後，餘韻大多來自電影世界的設定。電影裡面的「自由城市」越細想竟越像阿道斯 · 赫胥黎筆下一個遊戲化的「美麗新世界」。

曾金燕從北京來港八年，飛機降落香港時，反國民教育正值新一輪高潮。八年間，她一直自覺是作為內心的流亡者、知識分子和女性所處的邊緣人。面對高度發達的資本和政治高壓，香港今非昔比，離港前夕，曾金燕回顧這段日子的生活經驗和快速變化，像是最後的道別。

Marstn一針見血地回答，「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們的音樂風格很獨特，但我們又沒有這樣想，主流與否是由觀眾決定，若聽眾覺得我們的歌曲是流行曲，那就是了。」楊彤補充，「外國很多流行音樂都很『獨特』，如Billie Eilish就不會用一些major chord作曲。我不想特別把音樂區分，其實任何一種類型的音樂，都可以是大家日常會聽的音樂，我甚至希望大家有天會認為，石山街也是主流音樂。」

當疫情使我們無法行旅，城內自由的空氣又愈變稀薄，周遭社會因各種荒謬而瀰漫的陰霾，自不然令人有種想飛出去的渴求。今期「無形」以雀為題，像善言且具智慧的鸚鵡，越山飛來同步過冬的紅尾伯勞，或是天亮前現身的烏鴉，不同作家都訴說著他們與雀鳥相遇的故事。苦難當前，集氣保命，只為他日拍翼再飛，見證重生。

「居住」與人類安身立命相關，在香港尤其是個重要而引起情緒反應的題目，其中的苦樂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賽馬會「過去識——本土文學普及教育計劃」2019年以「居住」為主題，開展中學的寫作教育課程，以及大型文學節慶「香港文學季．字立門戶」，獲得了可稱豐碩的成果。在這本結集中，收錄了同學、參加者等的創作成品，也是一個香港社會精神面貌、情感結構、多重現實的壓縮性呈現，層次豐富。

駱頴佳的新書《情感資本主義》，書寫過程經歷兩件巨大的「情感事件」，社會運動與肺炎疫情，都觸動香港人的情緒。未來的路難行，作者透過這本新書，望能刺激更多的人，對情感政治作進一步的思考。

「賦權」似乎是從上而下的一個過程，是一個父母賦與子女自主權利、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亦沒有捷徑可走。

那時我竟然還沒有想過，那可能是最後一次可以體現自己心意的投票行為。

文藝人一般不喜歡選舉——但也許消失了的選舉除外，其理就如「自由就像空氣，你只有在窒息時，才察覺到它的存在。」

或許真正的小偷從來不曾匿藏在黑暗的窮巷內，他們以臉上皺褶所擠弄出來的笑容讓我們鬆懈自己的防備。我們還深怕他們偷得不夠多，噙著眼淚地苦苦央求：「就多拿一點吧！」我們佝僂著身軀感激小偷恣意拿走了我們唯一在乎卻又不曾存在的東西，他們如是說：「那只是沒有價值的自由。」我們拾起地上的血汗錢，走進黑暗的角落裡，把它們牢牢地塞進稀皺的錢包內。我們訕笑卻又哭泣著，失去的也只是不曾擁有的東西。

我們應當警惕，在建立「公義社會」的時候，有否破壞了自由。

在香港運動烽火連天的時候，去討論左翼，難免有點不合時宜，但這從來就是左翼的處境，經常地不合時宜，李達寧推介墨菲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正是要回應這種左翼與自由派的裹足不前。

自由社運記者蕭雲，背囊總是揹著漢彌爾頓的傳記，還有許多對他影響深遠的書籍。背負這本超越「磚頭」而達「枕頭」級的傳記，成為自己的包袱走啊走，也許一切終將會變得更好，這就是希望帶給他的救贖。

這本捕捉到當代人心理的書，一下子就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越洋過海來到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我大力推開他，抬頭仰望，發現自己困在井底。這裡的空氣很侷促，「死對頭」氣喘喘，滿頭大汗，眼睛睜得大大，有幾條鐵鍊縛著他的手、腳和腰。他時而哭泣，時而狂笑，不停對我咆哮「這世界太荒謬！」

與其說抗爭者杯葛藍店，我更相信這是自由市場會發生的常事，一間公司滿足不到大眾的期望，消費者自然拒絕在該店消費，就如TVB沒有根據事實報導新聞，自然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沒落。

「虛詞．無形」早前舉辦「所畏何事：恐懼、末日、自由」講座，邀來朗天、盧樂謙、三木與吳傲雪，討論運動中的恐懼，以及面對這些恐懼的方法。講者提到，透過直面和超越恐懼，我們才能直視真實，從而獲得自由。

或許射手座之所以是色色的，源於他們對生命的理解與寬容，明白人生只有一次，唯有不停探索，解放身體，才能讓靈魂通往終極的自由。

《返校》改編成電影後，編導的方向似乎有意比遊戲更明顯直接地，以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為主題，但陳子雲覺得它始終是商業電影，把白色恐怖收縮成，學姊的心理衝突的結果，對《返校》戒嚴時期的刻劃不滿意，也不滿足。

誰都沒有想到這首詩會如此貼合當下的香港，無論是德國詩人布萊希特還是香港詩人翻譯家黃燦然。台灣詩人鴻鴻把它發佈在自己的臉書上，台灣歌者王榆鈞在香港訪問時，把它譜上曲，配上一支木吉他刷刷，沙啞地吟唱出來，不像輓歌，像戰歌。

以《壓迫與自由》（Oppression et Liberté）所輯錄文章寫成的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而言，竟比大多數左翼思想家更早體察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真實本質，如此充滿洞見不禁令人配服。

這種新的秩序，是漠視龐大民意、是警X勾結、是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是政府再容不下異見的新秩序、是一種唯權力是尚的新秩序。這種新秩序如同瘟疫，散佈生活的各個層面，從我們的搭的飛機、吃的食物、買的東西開始，一步一步蠶食我們的意志和熟悉的事物。

一個口號，甚至一抹微笑，一次握手，一個問候都是在極權暴政下至關重要的個體行為，這是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在《暴政》（On Tyranny）一書提出的論點。另一個人的希望，可能就在你日常對他所釋出的善意之中；另一個人的絕望，可能就在善意的缺乏當中越積越厚無法收拾。

雖然在言叔夏的散文裡，常常會讀到一個深居簡出的她，但她說其實自己很喜歡旅行，而且都不會想家（只會想貓）。「我上次來才知道，香港的緯度 比台北還要低，今天來特別看一下飛機的衛星圖，好像跟高雄差不多。」香港跟言夏叔出生的高雄遙遙相對，一樣炎熱，潮濕，多雨。八九十年代成長 的言叔夏，經歷過所謂的港片時代，張國榮的戲，王菲的歌，林夕的詞，然而直到2016年，言叔夏才首次來港，「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今年出席香港文學季講座，是她第二次來香港，「那次來很多人都告訴我，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子。我常常聽好多老師背後的香港朋友說一些老香港的風華，當我真正來到這裡時，那種斷裂感還滿明顯。」

「第二屆香港出版雙年獎」頒獎禮，已於前天（7月17日）首日的香港書展舉行。典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致辭期間，有出席人士默站抗議，身穿黑衣，舉起「撤回惡法」、「抗議警暴」、「反對監控」、「出版自由」及「推雙普選」等白底黑字的紙牌，向政府表達不滿；邱騰華沒有因示威中斷發言，典禮之後，僅以一句回應傳媒：「香港是擁有出版自由，表達意見的社會，社會大眾可用和平方式表達訴求。」「第二屆香港出版雙年獎」頒獎禮，已於前天（7月17日）首日的香港書展舉行，不少獨立出版社亦有幸獲獎。典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致辭期間，有出席人士默站抗議，身穿黑衣，舉起「撤回惡法」、「抗議警暴」、「反對監控」、「出版自由」及「推雙普選」等白底黑字的紙牌，向政府表達不滿。邱騰華沒有因示威中斷發言，典禮之後，僅以一句回應傳媒：「香港是擁有出版自由，表達意見的社會，社會大眾可用和平方式表達訴求。」

今次反修例運動的特點之一是沒有大台。「沒有大台」的其中一個含義是沒有人或組織能夠號召及領導參與者撤或留，參與者要自行判斷撤或留，並為自己的選擇承擔風險和責任。反之，如果有大台，大台就需要承擔相關責任。

自由的食宵人民，要呼吸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空氣不在家裡，在街上，在巷中，在我們切切實實踏著的土地上。而我們知道自由的空氣是要自己爭取的，freedom is never free，如果你感覺到你做的事好像很免費，那就代表以後你就要付上代價。

《Karman》直譯就是《業》。書中阿甘本把karman和crimen（crime）並置，這對東方人來說，一點也不陌生，罪業或罪孽並稱，我們一向耳熟能詳。有婦之夫偷情，是種下惡業，這業，既指行動本身，也指行動的後果。種惡業便是會帶來不好的後果，產生壞的影響。世界由業的法則組成，這法則就是因果法則，善業就是善因業果，反之，惡業則為惡因惡果，統稱業報。

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其常設展「同一陣地︰社群之心」（Common Ground: The Heart of Community）串連尋常舊物、口述歷史訪談與政府檔案，描述困乏與白眼煎熬之下，個人如何安整頓起居作息、一針一線重頭編織出守望相助的社區網絡。

「自由行」的片名帶有一點嘲諷意味，相較之下，英文片名A Family Tour更直接地點明了電影的主題。因為拍了關於楊佳母親的電影《孤僻者的母親》，觸動了政府的敏感神經，主角楊樞不能回到故鄉四川，流亡香港多年。為了見母親陳曉林，楊樞只能用最迂迴的方式——媽媽報團到台灣旅遊，她帶著丈夫家銘和孩子悦悦「自由行」，跟著母親的行程跑。

說胡適是一個力求低調的人，相信會引起不少人爭議－－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觸發新文學運動；多次與梁啟超、李大釗等知識分子論戰；出任過駐美大使，被提名諾貝爾獎，還差點在蔣介石的協調下，成為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首位中華民國總統。在其張揚注目的事跡背後，專心學術，才是他最大的心願。1917年成為北大教授時，他已經拋下豪語：「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1937年，正是他「二十年不談政治」定位的終點。

今晚約八時左右，原本決定取消場地提供的大館發出聲明，表示願意重新提供場地，而其原因是馬建將作為小說家身份出席、無意借大館作為促進個人政治利益的平台。

羅貴祥教授長久以來關注香港經驗，尤其是現代化及亞洲論述等，都有在浸會大學裡開課講授；劉克襄則常於香港踏青，對香港郊野極為熟悉，於是寫成《四分之三的香港》，指出香港除了城市化外，仍有四分之三的面積是郊野。這次講座在紀州庵裡舉辦別有風味——紀州庵作為鬧市裡一座森林般的庭院，其實與講者們提及的香港鄉土概念，有不少可比對之處。那就是，在香港裡，城市與鄉土並非對立的，而是彷彿混為一體。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將政治經濟學結合文化研究，以文化經濟學的進路分析近年香港的政治社會亂象，嘗試為香港把脈。《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結集許寶強近十年的文章，從一國兩制的消亡，威權管治，民粹政治與情感政治，談到民間如何自救，內容龐雜，但關懷的核心不變，那就是我們在這個極權臨近的時代，該如何自處？

如果將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的一生分成幾個階段，28歲的他，剛好踏在「荒謬期」與「反抗期」的界線之上。這位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他的「荒謬」哲學最廣為人知，荒謬之後又導向「反抗」與「自由」等等超脫的概念，然而，在文學家的身份下，卡繆首先是一名記者……

這年暑假，遊了捷克幾個地方，其中一處是布拉格。在布拉格逗留了五天，住在老城區的公寓裡，因此每次出入定必經過老城廣場（又名布拉格廣場或胡斯廣場）。老城廣場是布拉格老城區的心臟，始建於10世紀，廣場中央有一座胡斯紀念碑，圍繞廣場四周有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築物，羅馬式、哥德式、巴洛克、洛可可、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等建築風格都包羅其中，而舊市政廳、天文鐘、提恩教堂、聖尼古拉教堂、火藥塔等著名建築物都在附近，因此站在廣場中間，單看建築藝術也足以令人流連忘返。

上個月剛度過廿五歲生日的羅冠聰，出版了自傳《青春無悔過書》，以平實的文字記錄了他那被壓縮了的四年。過去尚未理清，青春已經逐漸離去，羅冠聰仍在等待尚未抵達的自己。

人為甚麼要到外國去？在藝術上，多數是為了吸收新的元素，故而許多藝術家都會尋找駐場（residence）的機會。黃碧琪和毛維兩位獨立舞蹈家，受到西九文化區邀請，參加「Creative Meeting Point」的海外藝術家駐留計劃，將在三年之內訪問西班牙巴塞隆拿三次。今年是第一年，兩位舞蹈家將有兩星期，去自由探索和發掘自己感興趣的題目。

某個無眠的晚上，馬玉江到灣仔麥當勞買漢堡包，自幼長於中國農村的他偶然發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一起，有種熟悉感、安全感。」於是他用了一年時間收集麥難民的餐飲單據，做成個展《夜未央》。七月八日的講座「阿甘本與變向裸命」，由策展人朗天主講，他笑言雖名為講座，實則是他小小的個人分享報告。展覽揭示的麥難民現象，觸發朗天思考自由抗爭的可能，他更指出麥難民的生存狀況與我們相距不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都在走向becoming-bare-life的絕望境地。」

「香港文學是城市的文學。」這種印象或許太過根深柢固，以至當我們想數出一兩本香港書寫自然的作品時，幾乎都會為之語塞，糾纏半天或許只能道出吳煦斌的名字。訪問幾位參與撰寫《自由如綠》的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說到，在香港寫植物／自然的作品，不是沒有，但實在少。如此，由廿四位香港作家寫廿四種植物的《自由如綠》就成為了異數，更是史無前例。相較在台灣已經發展得頗蓬勃的自然書寫，香港或許只是剛剛起步，董啟章說這是一本播種插秧的書，而不是收割的書……

2014年的雨傘運動，肯定是香港書展的分水嶺。變化是如此明顯。教人詫異的，是我見不到有多少媒體和評論人留意這個變化，並作出深入報導。

關於圖書館擅改得獎文章事件，雖然圖書館已經接觸相關得獎者表示歉意，好像已經塵埃落定，但難得編輯工作原則有人關心，我就在之前的臉書發言基礎上再講幾句，以讓更多有志出版業的朋友可以參考討論，在我們現有的基礎上再求進步。

要為《自由如綠》寫一篇書評，著實不容易。全書共二十四篇作品，每位作者就一款植物展開創作，二十四篇作品恍如二十四個大觀園一樣，歷史觀照、內在抒情、記憶重塑、社會輿論等等無所不包，獨立分析還好，如今結集成書，那是「大象無形」，也是「只緣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