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次記者採訪我們,問:「你們是不是黃店?」我和阿翹不約而同地回答:「我們不想被標籤為黃店。」而當報導「出街」後,坐實了我們「黃店」的稱號之餘,也令我們不時看向玻璃門,巧合的是——我們的回答被刪了。
因為我們三位老闆都是「黃」,貳叄書房也自然被「黃」了。牆上的文宣由一張變兩張,兩張變四張,變成一整幅牆。我們還開始在文宣旁邊寫上「Feel Free to Take」,舉辦了一些活動,將收入捐出去,貳叄書房漸漸成為「集氣」的地方。因為這間書店,有些人來到這裡可以放下一些負面想法和壓力,我們也可以暫時脫離無限日增的壓力。有些客人會跟我們說因政治而起的感受,我們默默地消化著,我也清楚在晚上失眠的無力感。若然客人能夠放鬆自己,那麼書房就有其存在的意義。
起初,我們認為個人政治立場不應該牽連至這間小書店,畢竟書店的目的是吸引更多新讀者,無關政治。加上,當時有不少商家冒認為黃店,以此作為營銷方式,增加生意額,我們不齒這種做法之餘,也害怕不小心吃了「人血饅頭」。不少自稱是黃店的店舖,只是貼貼連儂牆,亦有不少被「藍」的店,是因為店員的失言,去判斷孰黃孰藍,其實存在不少盲點。後來,因為敞店其實只是毫不起眼的小小書店,不尋於「黃色經濟圈」的飲食業,即使真的「黃」了,生意也不受影響,便漸漸隨心起來,即使黃藍標籤,我們也沒有所謂。
可是,值得反思的是為甚麼一定要就政治表態?有人會認為這個「黃色經濟圈」杯葛藍店,與TVB封殺支持社會運動的藝人無異,抗爭者是另一種「護旗手」。當我看到美心、富臨、莎莎、吉野家相繼倒閉,的確令人鼓舞。這些大集團壟斷香港市場,他們佔著香港的地、賺盡香港人錢,眼見香港人處於水火中,卻沒有伸出援手。企業是有其社會責任,當香港大是大非之時,他們是有責任作出符合公眾利益的事,比如說有些良心公司會參與罷工,而不是說出:「放棄這班年輕人。」之類的說話。與其說抗爭者杯葛藍店,我更相信這是自由市場會發生的常事,一間公司滿足不到大眾的期望,消費者自然拒絕在該店消費,就如TVB沒有根據事實報導新聞,自然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沒落。黃店當時冒著風險仍回應社會問題,是負上了其企業社會責任。至於為甚麼「黃色經濟圈」有影響力使部分黃店的生意如此興旺——因為我們是大部分人。
另一個問題是,經常被人討論的「黃色經濟圈」發展只集中在飲食業?就現實情況所見,飲食業的確是「黃色經濟圈」的重心,這是因為「食」是必需品之餘,也是一般市民大眾較容易接觸及消費。「黃色經濟圈」狹窄的問題是非常值得討論,但作為書店,我們清楚閱讀看字不是廣泛人的興趣,所以即使有黃店的稱號「加持」,其實生意實際上沒有明顯上升。可見,「黃色經濟圈」對其他行業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是,這個圈子的客人是十分可愛有趣的。有一次,我們的店員在Instagram發出了我們生意不好的消息,那天晚上,便有很多黃客來店「幫襯」,甚至有些人會說:「我來放下錢就走啊﹗」他們體諒在這個時勢做生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會為這些小店略盡綿力。
曾經有一位台灣客人到訪書房,她說台灣從前也經歷過這種白色恐怖,就像《返校》裡的情節一樣,與我們分享台灣政治。即使直到現在,台灣人仍對以往極權統治心有餘悸。儘管他們在外地,也要買機票回台灣投票,就是害怕韓國瑜當選。我用著浸大教我有限的普通話感受兩地相似的經驗,反思著香港現今的情況。近來因為受疫症所限,抗爭者無法以大型遊行表達訴求,而「黃色經濟圈」是一種持續性高而成本較低的方法去延續這場運動。
建立「黃色經濟圈」是將政治表態日常化的行動,就如香港人情願不坐港鐵,仍要堅持坐巴士,人們寧願拋棄便利,也要施加對政府的壓力。他們以新奇的「和理非」方式表達政治訴求,從街頭抗爭演化成生活式抗爭。二百萬零一人願意在地圖上找尋黃店、多轉幾程巴士,就是為了讓自己和身邊的人不忘仇恨。眼見「黃色經濟圈」是對大型連鎖藍店有所成效,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黃色經濟圈」側重於消費層面。這個圈是需要更多的生產者,開設各種不同類型的店舖,聘請更多被捕的手足,供給他們就業的機會,減低他們受到的經濟影響,才能充分利用「黃色經濟圈」所帶來的龐大消費能力。
雖然逆市開張面臨倒閉的機會很大,貳叄書房也是其中一員。我們三人都常被嘲為「太理想」、「太離地」,甚至認為我們是貴族子弟,才可以燒燒錢。其中一位老闆Sherry是眼見「三中商」壟斷了出版界,香港人看書的選擇被受局限才毅然辦書店。香港目前有不少行業被壟斷,可以選擇的自由十分有限,而「黃色經濟圈」某程度為大家提供了一些更多的選擇,一些小店被人發掘……
我想,香港人也想有更多元的選擇。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