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有人喜歡黃】談《人皮刺繡》與《黑日》 韓麗珠：傷害使人困惑，但未來仍是一場「空」
關於痛苦，有人形容是「理所當然的彼岸」，痛苦棲身於一切理所當然的另一端，因而難以言明，亦不易理解。當警暴成為日常、人可以無故身亡，就連口罩、衛生紙等日用品都被瘋搶，我們無疑是身處理所當然的彼端。極權與疫病同步到境，本可以抓緊的東西，突然失去蹤影。
香港作家韓麗珠的兩本新書剛好在這動盪之時出版，一本是小說集《人皮刺繡》，另一本是反修例運動以來的散文結集《黑日》；前者是尺寸如手掌般的小書，後者有不易攜帶的重量。兩本書的關聯是，它們都帶有傷害的痕跡——小說是她的個人困惑，散文集則是遭遇社會運動時的情感出口。面對不同層面的傷害和痛苦，她的方法是，寫作。
《人皮刺繡》是關於「受傷」的小說
以往，韓麗珠較常在台灣出版她的小說，《人皮刺繡》卻是由香港「藝鵠」出版的作品。這一來源於藝鵠創辦人馮美華的邀請，也是因為，她希望《人皮刺繡》是一本較內在的小說，褪去在台灣出版時，那種要給很多人看的想像。
收到邀請時，她仍在寫《空臉》，完成後才開始新書裡的小說：「那時我想，如果在香港出版的話，我希望是一本比較內在的小說，像是一個秘密。」韓麗珠過往在台灣出版的小說作品，多充滿社會狀態的描寫，這是由於她意識到台灣出版必然會接觸到更大的讀者群。而《人皮刺繡》這本幾乎可以藏在口袋裡的小書，她說，自己故意沒有寫太多社會性的東西：「因為，人與人之間共通的部分，有時不一定是那些社會議題。」
《人皮刺繡》是一本關於「受傷」的小說，指的是關係所帶來的傷害，它們不如肉身受傷般清晰可見，卻同樣造成無法修補的部分。對傷害的省思，源於作者的自身經歷：「寫這些小說前，簡單來說就是有情傷，受了傷，所以會產生很多疑問。當一個人在生命裡受傷，而又無法走出來的時候，便會產生很多疑問。」
韓麗珠形容，自己有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無法離開受傷的狀態。而寫小說，在她而言，是一種內在和個人的活動，像是把傷害和疑問放在地下室一樣，拉開一個距離，醃製一些記憶。
愛是……
小說中，屢屢提到一種以傷害和不平等為核心的關係，愛是傷害，愛是吞吃對方。點題作〈人皮刺繡〉更以「紋身」比喻關係裡的痛苦，在小說中沉思痛苦的意義：「當初我想找一個形象化的東西去寫痛苦，不知為何便想起在人皮上刺繡——這跟紋身有點不同，刺繡是很仔細的，就像一個療癒的過程。」她提到，往時那些淑女在刺繡的過程中，會靜心下來，然後繡出一個很美的圖案，就像沉澱後得出的結晶，「當人專注在痛苦裡，或渴望一個答案時，那就跟刺繡一樣。只是他刺的是自己。」
又或，紋身本來就是一種關係的建立。這段關係中，紋身師是一個聆聽者，以自己的藝術風格，把顧客的想法和故事繪製成圖案，過程無異於交托與治療，需要相互的信任。紋身又與痛苦有關，人們把內心的痛苦轉換成肉體上的痛楚，希望從中釋懷，或看見痛苦的形狀。這都跟坊間常說的正向思維不同，沉溺以至面對痛苦，有時可能換來一種覺察，看見那些終究會爆發的傷口。
紋身亦是一種不容出錯的技藝，如果墨水在皮膚上注入太深或太淺，都會影響圖案的模樣。但對於出錯，作者卻說得坦然：「出錯了也沒有辦法，你要接受一個出錯了的圖案。這種差異就是，當我們遇上每一件事的時候，在生命裡必然要接受的東西。」這種接受，想來，或許就是面對傷害的方法。
韓麗珠曾在一個曼陀羅工作坊上，認識了一位瑞典女導師，那時，自己有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便跟女導師傾談起來：「那位導師跟我說：甚麼是愛呢？愛不是有一個對你好的人，而是容許有一個人傷害你。這就跟紋身一樣，我讓你傷害我，但我相信你不會傷得太深。其實關係也是一樣。」
《黑日》底下，當一整個城市受傷
另一本由台灣「衛城出版」結集出版的《黑日》，收錄了韓麗珠從去年四月到十一月撰寫的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文章，穿插著社會運動大事時間表。她形容是一本公開的日記，每天都有事情發生，每天都要寫，受傷由個人擴展到一個城市，情感蔓生因而需要一個出口。
「外面的事不斷發生，我很想寫下一些東西，並非有計劃的紀錄，只是很需要寫，不然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去年四月，韓麗珠剛完成《人皮刺繡》的定稿，本以為有時間再寫小說，但抗爭已然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加上剛開始一個新的專欄，打開了另一種寫作的節奏。對她來說，這種寫作是遭遇社會動盪時的平衡點：「因為想到很多東西，心情煩亂的時候，便很難生活。所以那些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個需要的出口。」《黑日》的出版也盡量忠於這種寫作狀態，以日記體散文的形式呈現。
子彈橫飛，催淚滿城，制度暴力傷害人們的肉身，亦野蠻地為這個城市撕開一個創口。這讓韓麗珠想到，《黑日》與《人皮刺繡》的關繫，在於受傷後的困惑：「就像抗爭爆發後，一些學生跟我說：『為何我們會弄成這樣？為何會發生如此慘烈的事？為何？』，當人受傷而無法走出去時，便會問『為何』。」傾斜的社會令人失語，或許，亦同時需要受傷後的沉思。
未忘時，必要的憶記
《黑日》是韓麗珠第二本散文集。《回家》出版時她未有太多期待，出版《黑日》時則因為意識到忘記很易，希望藉著這本書記下反修例運動以來的種種事情，讓人閱讀，同時憶記。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喜歡讀普利摩李維寫集中營的一系列作品、村上春樹的《地下鐵事件》、漢娜鄂蘭寫猶太人等關於苦難和世界災難的事。由去年六月到現在，又或由2014年開始，我意識到是一件很慘烈的事。」但她強調，香港正經歷的痛苦，又與歷史上的諸多慘痛不同，「我覺得有點像猶太人，有一班人，但沒有屬於他們的土地；我們雖然擁有名為『香港』的土地，但這片土地不斷改變，管治這片土地的人或最高的意志，並非香港人。」
而她知道，即便有無數人在運動中受過很大傷害，身體的和心靈的，甚至是影響他一生的傷害，這些事情很快也會被忘記。對她來說，出版《黑日》，就是因為意識到遺忘的殘忍：「已經不是說如何平反、如何得到公義。僅僅是認為要有紀錄，不能讓它就這樣過去，人類歷史經歷過這些東西，我們應該有所提醒。雖然不知道這個『提醒』是甚麼。我希望它出版，讓人閱讀；它雖然是我一些很內在的部分，但也不只是關於我個人的。」
無法寫小說，以及未來
談到文學與社會運動的關係，2014年就曾經引發過有關「沉默」的討論（見《沉默發條》一書）。時移世易，作家如董啟章也「不再沉默」，頻頻在網上發言，抨擊不堪之事。韓麗珠認為，運動中諸如劃分黃藍店等要求發聲的行徑仍是粗暴的，但她能夠理解，那是情勢所迫的結果。
「就像從反修例到今日的疫情，政府的侵害與不作為的影響，已經來到我們的身體裡。我們隨時會因此而染病，或死亡。」但她亦提到，所謂「發聲」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時行動會比發聲來得重要，「譬如你在網上說『我要五大訴求』，那是可以的。但有些人不會叫口號，卻會思考如何應對這件事，或在背後做很多事情。發聲與否，在乎你個人可以做到多少東西。」
社會失常，坊間也有人說「現實比小說更荒謬」，彷彿小說已經失去它的位置。但韓麗珠認為，那可能只是因為我們還未能應付現實的衝擊，不知道該怎麼辦，才會這樣說。小說並非單靠荒謬感來維繫，我們也不知道，現實是否已經比小說更荒謬。
不過，她其實也處於一種無法寫小說的狀態：「那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太深，產生了一個集體。例如見到警察會感到討厭、全部警察都是壞人，反過來說，警察也會覺得示威是壞人。如果運動真的有甚麼負面東西的話，便是這種劃一與整齊。」
至於未來，韓麗珠認為過去半年的抗爭告訴我們，所有計劃好的東西未必成真，未來只是一個空的概念，是我們對自身和世界的投射。擁有的就只有此刻。「但這種想法是珍貴的，你知道未來是假的，是一個假象。」就像她常抄寫的《心經》所言，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不穩定的生活和社會令人害怕，但也可能會激發一種勇氣，以及新的可能性。」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