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人傾向以既定印象認知大自然和動植物，一見到飛蛾入屋，你會想起家中先人的魂魄回家？或是，想起飛蛾天生喜歡撲火？舞蹈裝置劇場《害獸》由電影導演許雅舒（Rita）、藝術家黃嘉瀛（KY）及舞蹈家黃碧琪聯手創作，她們在訪問中說起創作的意念與過程，旨在探索人類面對與回應真菌爆破、昆蟲逐漸消亡，以至哺乳類動物繁衍後代等生物自然循環的自我表現。

小時候的雷柏熹 (Patrick)，除了學琴，也學功夫，大概就是父母想到既要培養藝術，也要強身健體。音樂與武術，爵士與功夫，看來沒有甚麼關連。那麼多年後，Patrick 成了音樂人，出身古典音樂，亦涉獵爵士與流行音樂，這次卻把兒時的武術連繫起來，原來兩者的距離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遙遠，讓雙方交流的，就是「即興」。

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辦的「香港國際文化高峰論壇2024」早前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圓滿落幕，為期三天的高峰論壇匯聚世界各地人士，最後一場專題討論為「後疫情時代合作與共享的新方式：國際視角」，由香港藝術館總館長莫家詠博士主持，嘉賓包括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博士、法國凡爾賽宮和特里亞農國家博物館館長Laurent Salomé、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館長藤原誠及美國史密森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Chase F. Robinson博士。高峰論壇期間，管理局與頂尖文藝機構簽訂合作意向書，標誌西九文化區一系列的項目正式開展。首批項目包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計劃於2024年12月將與法國凡爾賽宮和特里亞農國家博物館（凡爾賽宮）合作籌劃特別展覽，聚焦探討中國和法國在18世紀文化藝術交流，令人翹首以待。論壇過後，館長Laurent Salomé接受各大媒體訪問，談及合作的機緣、藝術交流的意義與功能、營運博物館的方針。

近來談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希臘為東正教國家首例，泰國為東南亞首例，反觀香港同志的奮鬥歷程依然艱巨，在房屋政策上苦苦拉据。早前「後話文字工作室」，為年青同志黎哲舜出版首部作品《有毛有翼》，當中並非議題式的大敘述，而是傾向自我揭露的私小說。在這訪談中，黎哲舜述說同志困境的同時，也說起被躁鬱症所籠罩的過去，並由此寄語自己要溫柔地寫作，溫柔地生活。

《填詞L》上映當天，黃綺琳從大阪亞洲電影節返港，只睡了一小時，隨即展開奔波於各大戲院謝票的日子，這位編導卻有種倦容以外的亢奮。填詞夢過後，又追逐另一個夢。近來《填詞L》的訪問與影評滿天飛，我們都知道名詞加上「L」的後綴，就是一種嘲諷：填詞夢追了很久，卻沒有成為大熱填詞人，退而求其次就自稱狂熱分子，也就是英文戲名「wannabe」的意思。黃綺琳曾將這段經歷寫進自傳文集《我很想成為文盲填詞人》，如今自資巨額開拍電影，將故事投映在大銀幕上，便是更落力宣傳，完成一場網上訪問後，緊接向曾繼賢繼續分享這個「填詞L」背後的故事。

三個月後，曾繼賢重回上環太平山街的見山書店，也是即將結業的見山書店。適逢繪畫人黃仁逵（阿鬼）於這裡出版散文集《天一半地一半》，告別見山之前，也想好好作個記錄，便邀請阿鬼做新書訪問，阿鬼說慶幸選了在見山會面，其實是滿足了他的儀式感。相約當天是平日，見山旁邊的「郁鍵快餐」人頭湧湧，幾個遊客四處踱步打咭，他在閣樓等著，眺望後方遊樂場的孩子。未幾，黃仁逵叼著香煙徐徐走來，像撤下了氣場，著他坐在門口旁的椅子上，他打趣說忘了帶上啤酒，就此在冷風中展開了訪談。

飲食本是家常事，在網絡年代食評隨處可見。不過鄒芷茵所寫的飲食專欄，卻並非尋常可見的食評。本身從事文學研究，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青年文學獎，著有散文集《食字餐桌》，結合研究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的鄒芷茵，在專欄中既寫飲食，同時將各色各樣的文學典故與歷史資料順手拈來，文藝光影穿插在粥粉麵飯之中，把一道家常便菜寫得五味紛陳。緩緩讀著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小食部》，尤如喝下一碗老火湯般滋潤而營養豐富，非一般速食快餐可媲美。她笑說寫飲食文章與烹調同理，最重要的是用心。「不是隨便把食材放進鍋裡，不然每餐都是吃火鍋。」

「結果我想起了，小時讀的馬克思的一句話：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我心想屌咪就係咁囉！」盧鎮業指出，鄭SIR 本身其實不知道自己想怎樣，角色本身是創傷而迷茫的；要把握這個角色，就要進入他的社會關係的總和，不止是童年的他，還有他童年與所有人的關係，他當下的職業以及與學生的關係，他與妻子的關係，他被所有這些社會關係夾在一起，這才是他的內在。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過程：拉遠一點、宏觀一點，才能進入角色的真實內在。「有了這樣整體關係的理解，東西就自然出來了，不用再想加還是減、多不多、哭不哭，也沒有之後『無法出戲』的問題。」旁邊的卓亦謙說，這個真的沒有聽你說起過；盧鎮業承認是第一次對人講，然後指著我說，因為我知她會完全明白。

粵劇作為傳統技藝，如何面對現代是長久以來的命題，而標誌著前衛的西九戲曲中心已落成五年。回看建設西九文化區的目標，是為了將香港的文化藝術迎向國際，而戲曲中心正是首座落成於此的項目。當中的「茶館劇場」為香港唯一有駐場劇團的表演場地，由茶館新星劇團駐場，復刻清代茶園的演出模式，同時有所創新。曾繼賢訪問譚穎倫、陳禧瑜兩位演員，連同戲曲中心的製作人歐翊豪，談談駐場戲曲中心的往事和粵劇界的新與舊。

譚劍自中學起便創作科幻小說，曾在兩岸三地拿下不同獎項。不過他近年一改筆風，從天馬行空的科幻小說，轉而創作寫實推理小說。去年他出版首部長篇推理小說《姓司武的都得死》，便在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中榮獲「小說獎」首獎，成為繼陳浩基之後，第二位憑推理小說獲此獎項的香港作家。在創作之外，譚劍又蒐集香港的推理小說書目，為香港推理小說作整理研究。對他而言，推理小說並非只在於解謎與疑團，更是在虛構的謎團之中，蘊藏真實的本地特色，讓讀者看見那些在你我身邊發生的香港故事。

身為90後的中國導演魏書鈞，此前已憑短片《延邊少年》、首部長片《野馬分鬃》、2021年的作品《永安鎮故事集》，三度入圍康城影展。而他近日在香港上映，改編自余華同名小說的新作《河邊的錯誤》，同樣成功入圍去年康城影展「一種關注」單元。作為近年在康城最受矚目的中國新生代導演，魏書鈞的電影總是帶著獨有的反叛與荒誕感。正如《河邊的錯誤》看似是一部懸疑、推理電影，電影海報上卻已說明「沒有答案」。觀眾看畢面面相覷，沒有得到答案，反而帶著更多問號，而這正是魏書鈞所追求的。「沒有答案，是為讓更多答案出現。無數的觀眾，無數種看法，共同構築了這部電影。讓它超越了電影本身，我覺得這個過程很奇妙。」

早前商務印書館新出版歷史學家王德昭先生從未匯集成冊的《史學研究法講義》，由王德昭的學生、同為歷史學家的周佳榮教授將舊手稿整理成書，內容包括史學與史學方法、史料的蒐集，史料的本身鑒定、史料的內容鑒定、史事的綜合、史事的表達幾部分。成書過程複雜，耗時也近十年，所以韓心雨和巫如雯與周佳榮教授特別圍繞此書作了一個筆錄對談。

媒體人何秀萍揣摩著各種人生劇本：「進念二十面體」創團成員、劇場演員、電台節目主持及監製、填詞人、專欄作家，也因在商台節目《妖獸都市》中獲得「母夜叉」一角，而人稱「叉姐」。她繼《一個女人》後再書寫現代女性多重身分的人生，相隔十年推出散文集《一陣塵煙》，時代變遷，她所呈現的面貌也更為多元。我們約定於見山書店訪談，初時眼前的是一日店長，一開始訪問又退回到何秀萍本身，去敘述關於作家身分的她，以及她自己。

《富都青年》由金馬影帝吳慷仁、陳澤耀主演，在臺灣上映引發口碑熱潮。導演王禮霖於訪問中談及選址富都的原因，而創作意念乃源於三年前的一次田野考察，發現無身份證者的議題更值得關注，便定下了阿邦及阿廸的背景。他亦憶述處理多種語言台詞的同時，一邊拍攝一邊修改阿邦的劇情走向，甚至決定在緊絀的檔期中安排重拍，過程艱巨，但透過電影獲得了發聲的機會。

《大狀王》音樂劇於平安夜在一片如雷掌聲中謝幕。以全港頂尖音樂劇團隊醞釀八年製作的《大狀王》，正如劇中福全的對白「贏我就贏硬㗎喇，係爭在贏得有幾.....光彩亮麗嘅啫。」結果一舉取下香港舞台劇獎十個獎項，史無前例。曲詞是音樂劇的靈魂，填詞家如何乘著音樂，以歌詞從市井吵架譜寫到因果宇宙，建構出一個妙趣盎然又哲思深遠的音樂劇世界？且聽被劇場界尊稱為岑爺的岑偉宗娓娓道來。

〈年少無知〉與〈天與地〉代表了兩種態度，前者徬徨躊躇，後者是堅定與叛逆的rock and roll精神，但它們並不對立，因為頹廢與勵志的力量都是必須的。如何破除二元，以文藝的精神思索時代表徵下，眾多複雜的人性面貌，這是陳智德在《樂文誌》的課題。同樣地，也可以由外表迥異的兩首歌談起：陳百強的〈喝采〉與張國榮的〈風繼續吹〉。

年輕作家葉梓誦曾共同創辦本地文藝評論雜誌《SAMPLE樣本》，近來出版了首本個人文集《斷層路徑》。他在書裡寫書信，寫哀悼，寫人際和寵物的離別，夾雜不同的哲學和文化理論，又回過頭寫陳奕迅的〈不來也不去〉；旁徵博引，據說曾讓編輯和校對看到頭昏腦脹。但葉梓誦說，他要講的東西一直都很簡單：「就是一種溝通的慾望，想跨越的慾望，想在叢叢雜訊中找到可以連結對方的可能。」

未正式開始訪問前，呂嘉俊首先慨歎：「開書店時訪問邀約接踵而至；出了兩本書沒有人找過我做訪問，你是第一個。」他搖了搖頭，「沒人對一個出書的作者有興趣。」從經營「字字研究社」做出版，到擴展成一間書店，呂嘉俊當然知道出書之難。

今年獲得香港出版雙年獎「新晉編輯獎」的中華書局編輯葉秋弦，在成為編輯之前，本身亦是文學作家，曾經著有《綠皮火車》一書。她形容自己平日工作是做書，閒餘的時候便寫字，寫不出來的話便閱讀，尤愛黃碧雲、潘國靈、西西、蘇偉貞、童偉格等的作品。由成為作家，到入行做編輯以至獲獎，一切的起點，是源自她對文學的熱愛。在這個文字、書本愈被輕視的時代裡，她堅持腳踏實地編一本書，因為這是她能夠做到「最卑微的一件事」。

電影《白日之下》的故事改編自2015至2016年間，香港傳媒揭發一連串殘疾護老院舍院友被虐待、性侵的真實事件。電影中余香凝飾演的偵查組記者曉琪，以臥底形式潛入院舍，揭發院舍內的非人道生活。由可見的肢體暴力，到無形的制度暴力，不公義的事情每天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電影的故事並不新奇，現實比電影更加荒謬。但《白日之下》導演簡君晋想透過電影說的，不是荒謬，而是堅持。「現實縱使是這樣，但仍然有很多人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去追求真相，他們的堅持，是我最想寫的東西。」

繼2010年首次執導的獨立電影《1+1》及延續篇《N+N》後，賴恩慈在新作《4拍4家族》之中，再次講述一個家的故事，不過這次她以音樂為題材，透過搖滾音樂，把支離破碎的一家重新連結。創作是一種自我剖白，賴恩慈在訪問中透露，對家的故事念念不忘，是因為她在成長之中沒有機會感受尋常家庭的溫暖，於是把這份溫暖放進電影之中，與觀眾分享她的記憶。

「每一天都是一個嶄新的日子，走運當然很好，不過，我寧可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分毫不差。這樣，等到機會來臨時，我就有充分的準備了。」《老人與海》中的老漁夫聖地牙哥說。

池上氣候生猛，一邊低著厚雲，另一邊太陽就亮晃晃地撒下燙熱。 沿著滿街的標示，搭乘前往「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舞台的接駁車，從池上市區逐漸駛入金黃稻海，人也變得燦爛。如同某種朝聖旅途，距離秋收舞台十分鐘路程外下車，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的觀眾披著日光徒步，身旁無數稻穗飽滿折腰。 一整個地方的慷慨展現眼前。 池上的學生們夾道歡迎，喊出熱情口號；居民們作為志工指引方向，猝不及防送上一個笑容。外界紛擾似乎就此止步，心靈無負重地邁進山巒環繞的田野。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被文學館包圍！除了已建成的文學館之外，還有不少文學館在爭取、倡議與籌備中，就此我們採訪了臺灣文學學者須文蔚講述正在籌備中的臺北文學館，以及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講述預期明年開幕的上海文學博物館，了解其爭取及倡議過程，其間的官方與民間之互動關係，並由此觀察建立城巿文學館的核心關懷及關鍵問題。要做好一間城巿文學館，必須思考地方特質之文學體現，甚至以城巿為單位通向國際對話。

閭丘露薇有「戰地玫瑰」的美譽，她是第一位於阿富汗反恐戰爭現場報導的華人女記者，也曾在伊拉克戰爭、南亞海嘯、阿拉伯之春等國際大事親赴現場採訪，成為華人記者中的傳奇。離開了記者崗位的她，今年創作出第一部長篇小說《浮世薔薇》，以三代華人女性故事，由1970年代的上海，寫到今天的香港，寫下兩個城市各自糾纏的命運，以及三代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的抉擇。《浮世薔薇》既是虛構小說，故事間卻不斷穿插真實歷史，與她的成長經歷。不論是虛構或是記實，是記者或是作者，她一直覺得，「有些故事需要人寫下來」。

急急子希望展覽可引起共鳴，帶給觀眾力量，故她也很自覺地確保展覽不是純粹給藝術愛好者觀賞，而是開放給大眾。她舉例說Giraffe Leung曾讓她在兩幅作品中二選其中，她毫不猶豫便選擇了較具體的作品。「我希望大眾看展後會更有興趣接觸藝術，而非感覺藝術觸不可及，高深莫測。」說到這裡，不得不重提「THIS THIS 展」的名字由來，心水清的讀者或已猜到，這是由「THIS THIS RICE」（兩餸飯） 借用而來，正好呼應著急急子的策展宗旨：走進社區，讓任何人都能有所共鳴；手指指，指向開放多元的想像。

「無論你去到幾遠，記得要返屋企」。打開李雨夢的新書《獨行的距離——記錄者的觀察手記》，便看見她引用這句LMF在二十年前寫下的歌詞，作為書的前言。這本書記載她自大學開始，獨個兒遠走他鄉，一直往外闖盪的遊歷見聞。這十年間，她見證過世界大事、政局變遷，也曾穿越東歐，旅居異地，體會各地風情文化。在這個人們紛紛逃離的時代，她卻回到香港出書。「為甚麼要回來？」大概是她回來後，被人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 她說，因為只有這個地方，是她的「屋企」。

還有呼喚弟弟的人。小說敘事者譚可意自弟弟可樂誕生便陪伴在側，這個姊姊強悍如石。父母吵架，十三歲少女抱走襁褓中的弟弟離家出走，逃得毫無眷戀。「因為那是必須的。你甚麼都沒有，唯一有的就是反叛，你有的就僅是跟整個世界過不去。」拒絕「現在的年輕人…」式說教，陳慧把矛頭對準大人們。「所以假如一個人到了四十歲突然說要反叛，省省吧。」彷彿可意在面前譏諷，「簡直討厭！你已經甚麼都有了，還說要反叛。」

死亡是一場可以預知的意外，每個人都無法避免，但當它出現之際，卻總是令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兩年前，小書出版了她的首本散文集，在鬧市之中開辦了書店「小書舍」，獲邀請在電台節目中說書，一下子實現了三個夢想，能做着一切與書相關的工作，她覺得自己是個幸運兒。但就在這一年，她患上了骨癌。在病榻之中，她繼續看書、寫書。她說，是閱讀拯救了她。「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書本和文字是我最大的安慰」。

《尚未完場》中的主角歐德禮（Harry Odell），是曾叱吒一時的娛樂大亨，香港的文藝拓荒者。時至今日，他的名字卻似被遺忘。徐岱靈與電影另一導演祁凱達卻因對這段歷史的痴戀，執意把歐德禮的故事拍成電影，讓他的名字在歷史洪流中不致湮沒。「自己歷史自己寫」，是電影中的對白，也是導演徐岱靈拍攝這電影時的感悟。「我想大家愈來愈意識到，歷史中很多東西被埋藏了。歷史是汰弱留強的，沒有人去說的話，真的會被世人遺忘。」電影名稱定為《尚未完場》。因為她相信，只要有人願意記得，我城的故事仍然尚未完場。

羅貴祥在台灣出版的小說集《夜行紀錄》，收錄他2014年起寫就的十二篇短篇小說，在這篇關於新書的訪問裡，羅貴祥提到甚麼是文學的社會功能，以及文學、小說在這個時代發揮的作用，書中彷彿告訴我們，事情不止有一種看法，憂懼或許無可避免，但更加需要保持信念，走出自己的世界。

元宇宙的興起，加上ChatGPT橫空出世，為藝術、文化或娛樂創作者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科技進步迎來的鉅變，作家董啟章上月選擇以NFT形式，重新出版《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在華文世界的文學出版開創先河。踏入新時代的文學寫作，董啟章說他的所有新嘗試，都為達致完全自主的寫作模式，力求打破舊有傳統的枷鎖限制，與讀者建立真正屬於他們的社群。

「我期望讀者在閱讀中會陷入不安或失眠的狀態，失眠就是你去了另一個空間／時間，雖然這樣聽來有點搞笑，但比起容易跟從的小說，不斷扯停和攔截讀者，讓他們讀到下一頁又拆返上一頁，這樣的閱讀經驗更加珍貴。」文學應該是可以不斷重覆閱讀、不斷詮釋的東西，這才是對他而言天才的作品，而他理解的寫作更接近苦行僧的姿態，「將每日每個時刻都服務於這個寫作的姿勢，將生存轉化寫成寓言，我的寫作者姿態應該跟生存的姿態是同一回事。」

張飛帆銳意跨越種族界限，故這套音樂劇除了沿用一些非洲音樂、以非洲話唱歌，更引入來自五湖四海的角色，如越南、非洲、巴基斯坦等，通通都不是香港人，這正反映了重慶大廈的真實狀況，背負著不同過去的人，都曾在香港聚集。張飛帆說，「香港一直住了很多我們無法理解的人，即使我們去重慶大廈，最多都是去吃吃咖喱而已，但真正在裡面生存的人面對著甚麼、經歷過甚麼，我們只能靠想像。」故張飛帆豐富了每個角色的過去，他們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各自掙扎著，為了自由不得不付上代價，唯獨記者簡慧詩是相對自由的「局外人」——在原著裡，她本在重慶大廈的志願機構工作，但改編後卻成為富裕、受高等教育的記者。張飛帆解釋，這代表「香港人」的眼睛，以此理解、關懷外面的世界，亦象徵小小的希望，即使最後甚麼都改變不了，也並非毫無價值，「這幾年很多香港人的無力感都很重，即使我們改變不了世界，但多一個好人，或者多一個幸福的人，世界就會少一個受苦的人，這就是我們最微小的力量。」

5月1日除了是勞動節，也是程展緯的生日。一年前的5月1日，程展緯穿著港鐵清潔工制服，披上自製的垃圾膠袋，在港鐵站裡默站抗議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不包括在前線抗疫的清潔工人。今年51歲的他則披著「垃圾蟲」的裝束，批評港鐵的外判標書設計，仍然只是「價低者得」，令港鐵外判清潔工人的薪金遠比食環署外判為低。 自從2021年11月開始，程展緯成為港鐵的外判清潔工，在疫情爆發期間，他以工人的身份，不斷提出外判清潔工薪金過低、支援不足、不受保障等等問題。他也經常運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做清潔工的感受和趣事。在傳統組織土崩瓦解的當下，繼續令工人的聲音被大眾聽見。

大稻程老街車水馬龍，最喧鬧繁華的迪化街一帶，門牌129號是巴洛克式的三層紅磚建築，去年底進駐「郭怡美書店」，配搭木質古雅洋房裝潢，飄散滿室書香，讓遊人享受一刻恬靜。 這棟百年建築命運曲折，在18世紀是台灣富商郭烏隆的祖厝，後因經營不善而一度易手他人，去年郭烏隆之孫郭重興把它承租下來，重振祖傳老宅之光，商行變成文化氣息濃厚的書店。

以霓虹燈為主題的《燈火闌珊》，以雙線情節觸及失去這個主題，曾憲寧導演與陳心遙監製在訪問裡分享創作意念，談及團隊拍攝前做了大量資料搜集，走訪霓虹燈行內現存的老師傅，發掘到霓虹燈牌的製作，恰與電影拍攝有相似之處，決定將霓虹燈放到觀眾面前，讓霓虹燈成為電影的主角。

現代人的閱讀能耐正在消減，零散而參差的書評偏佈網絡，令人難以在知識叢林中找到適合深潛的一席之地。2017年誕生的臺灣網絡書評媒體Openbook閱讀誌，以嚴謹的編輯方針為導向，並貫通國際與本土，讓讀者能有更好的指標來翻尋讀物，總編周月英在這篇訪問，分享如何配合多媒體的各種嶄新形式，讓Openbook繼續成為愛書人的探路者。

從電影《等一個人咖啡》開始演員生涯，翌年主演《我的少女時代》更紅遍台港兩地，久未來港的宋芸樺，早前應邀出席「第十六屆亞洲電影大獎」的活動與頒獎典禮，相隔六年再度訪港。終於能夠除低口罩，與香港影迷面對面相見，對她來說，一切既陌生卻又很熟悉。雖然行程緊密來去匆匆，宋芸樺亦有抽空接受《虛詞》專訪，除了談及她踏足演藝事業將近十年的心境，也從自己遠赴紐約與巴黎拍攝電影的經歷，講述如何藉此尋回表演的初衷與魅力。

高頭大馬的曾詠聰是個運動健將，對他而言，寫作是一場需要意志力的長跑，「跑步有時一齊跑，有時自己跑，自己一個跑是可以有計劃的，可以有不同路線，跑到一半覺得攰，可以自己停的﹐又可以跑回頭。回憶過去就是返轉頭；要比賽或出書，就要有計劃地寫作，寫作就是一種持之以恆的運動。」出書是一個階段的小總結，也是成長過程經歷的一個里程碑，他去年出版的《千鳥足》，是為三千多種自我苦難以後，收拾成的小書，在回憶的散落處，領略成長的苦澀與回甘。

李嘉儀新近出版、以旅行為主軸的散文集《曝光》，文章經年修改，一趟文字旅程，把不同時間點的自己疊加在回憶的影像之上，一再敘述它、橫越它，並且保留一個再被橫越的可能。「這是我的曝光。」李嘉儀說。對於不諳攝影的她而言，文字就是她的攝影術。

來到臺灣超過一年，原本就對臺灣懷有莫名熟悉感的柳廣成，如今更顯得自在與從容，雖這回李昂領著他，改編自己25年前出版的驚世名作《北港香爐人人插》成漫畫，李昂非常欣賞柳廣成，藉由柳廣成的男性視角，過去像迷霧一般的故事核心，終於逐漸變得立體、明朗起來。

電影始於冬至飯，也終結於冬至飯，導演曾慶宏將自己的經歷拍成《過時·過節》，深入探討「屋企」的意義，觀眾反應卻頗為兩極。到底離家的原因是否充分，又是為了甚麼而再次回家，導演並沒打算要說服別人，只希望觀眾看到這些角色，能夠嘗試理解他們面對的困局，無論最終選擇去或留，都能尊重每個人在每刻的決定。

崔舜華專訪小說家甘耀明，分享他最新推出的長篇《成為真正的人》。透過這部奪下三項大獎的優異小說，盡見甘耀明建構場景、鑄造細節的本領，箇中的本事從何而現，甘耀明在訪問裡談及如何才能說出一個好故事。

一場疫情，令城市人無法外遊，直接或間接都驅使大家重新細看自己生活的地方，城市研究者黃宇軒年前更以「城市散步學」為題撰寫文章，將心目中的這門學問與興趣公諸同好，最近圍繞「散步」主題出版新書《香港散步學》，希望能讓大眾得以從另一角度，探索這個大家都自以為很熟悉的城市。

本地無伴奏合唱劇團「一舖清唱」最新劇作《一舖兩劇》，以雙劇目的形式呈現兩個離別故事，分別是圍繞中學生生活的《2022才藝表演（ITQ）》，和講述在時差裡透過網絡重聚的《GMT+8》。儘管故事不同，隨著時間變化或不變的情誼，其實一樣在我們身邊，像抬頭看見一個月亮。

駱以軍最新長篇小說《大疫》，有如一洞深不可窺且分歧為無限螞蟻窩的龐複迷宮，讀者隨著小說家的引誘，像是懵懂孩童一路跟隨著吹笛人，舉步涉入那神隱魅現的故事森林。《大疫》體現了小說家最繁華的敘事技藝，以及某種變形的存在主義式的創作關懷，且鞣合了跨領域的知識元素。或可說，《大疫》是一部科幻意味濃厚卻不止步於科幻邊界的作品。而駱以軍動用了小說家所能具備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心智能量，疊加建造出一則則極度炫目而又至深哀傷的小說謎，有心解謎者，且隨小說家之自道，解答屬於各自身靈內部最隱密的慾望、哀告與創傷。

在香港有「浪子詞人」之稱的潘源良，作詞逾千，其中最為人熟悉的代表作有《愛情陷阱》、《誰明浪子心》、《情已逝》等，均是八、九十年代炙手可熱的男歌手走紅的歌曲。早於1983年初次訪台，對他來說，台灣毫不陌生，卻沒想過這裡成為了人生下半場探索創作空間的地方。他如何看台港兩地發展？回溯大半生香港經驗，他又如何看廣東歌及香港文化？

張婉雯像貓。像她家十九歲半的老唐貓，自我、獨立的表皮下，其實驚驚青青，有點怕人，「不過癲起上來都會抓人！」見文如見人，令人記起許迪鏘為她的小說集《微塵記》寫的序：「張婉雯人如其名的溫婉，文中冷不防來一記潑悍。」在她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參差杪》，見盡作家自省，有中大生活的閑話，有理想主義的失諸交臂，也有時代創傷和失語。文章寫作年期橫跨九十年代至今，篇幅長短不一，如一棵參天大樹的枝葉末節，從不同的方向伸向廣闊的天空，令人聯想到《莊子》之語，文學就是她的無何有之鄉，讓她領受無用之勇。

本地藝團「前半生藝術概念有限公司」的概念音樂會《後人類景觀》，靈感來自董啟章的《後人間喜劇》，邀得本地作曲家梁騫仁及音樂人江逸天合作，糅合極簡主義音樂，以及一系列效果攝影和錄像，編織未來城市的聲音和畫面，牽引觀眾遊進異想世界。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本是老生常談，能夠相戀相依幾多個十年，活在變幻莫測的時代，或許是每對戀人更難答的問題。小塵埃（Lil’ Ashes）的 Pollie 和 Jonathan，從讀書時期邂逅、夾Band、相戀到出道，不知不覺走過第一個十年。繼前作〈第二次告白〉回歸微觀的感情關係，5 月 20 日派台的新歌〈finish it don’t quit〉，隨電子節拍訴說戀人磨擦漸多的階段，二人以音樂展開對話︰如何以愛化解一切矛盾，在時間的歷煉中讓感情昇華，在紛擾的世道裡一起成為更好的人。

歷史與記憶在離散，許多人與事彷彿都也留不住，城市空間的發展與變遷，也令熟悉的社區變得陌生。面對大環境的改變，我們該如何安頓心靈，這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新作《鐵行里》，想與觀眾一起探討的領域。導演陳炳釗以家族故事為靈感，與朱栢康、梁天尺等舞台劇演員，帶領觀眾走進隱匿於中環鬧市的小徑，回溯我城，重返出走的起點。

從浸大人文及創作系畢業的沐羽，當過哲學新媒體的記者，也算在香港文化江湖打滾過； 2017 年夏天赴台深造文學，今年初在台灣出版首部個人短篇小說集《煙街》，苦難年代裡，27 歲的香港作家透過文學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他相信作家筆下無數高低跌宕的人物，總會有天交織成錯綜複雜的一張製圖，跨越膚色與國界，呼召出尚未來臨的成千上萬張臉。

烏俄戰爭持續，戰火從烏克蘭東部擴展至西部，謝傲霜訪問從基輔逃亡的港人Charlotte。帶著女兒的她，從烏克蘭出逃輾轉來到瑞士，丈夫卻仍身在當地擔任地區防衛工作，如此一別，生死難料，此刻Charlotte只盼望戰事盡快結束，能夠早日一家團聚。

作為去年壓軸的香港盛事，莫過於M+開幕，也標誌著發展多年的整個西九藝術園區，距離最終目標跨進了重要一步。身兼西九文化管理局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董事的Andy（黑國強）形容，M＋初步成果令人興奮，今年故宮博物館開幕，情況將會更盛大。而香港故宮的呈現形式有別於北京，方針會貼近年輕一代，結合虛實並行的多媒體和視覺創作，甚至跟近期大熱的「元宇宙」發展息息相關。

今年年初，「講古人」阮志雄（雄仔叔叔）推出第三本個人詩集《Some Kind Of A Mood》。本來打算在2019年出版，剛好碰上社會運動，曾經想過擱置出書計劃。延遲兩年，用集子裡的詩向青春致敬，雄仔叔叔說：「所有愛情嘅開始都有詩。」

前《鏗鏘集》監製李賢哲與其他編導離職後，另闢新平台「眾聲號」，以他們的方式繼續紀錄香港人和事，分別製作《眾聲集》與《冒號開引號》，轉移陣地，繼續傳承，幕後團隊分享她們如何延續《鏗鏘集》的精神，在變幻的時局，繼續紀錄香港日常。

著名美籍華裔作家哈金，月前應浸大文學院邀請，舉行講座並與學生進行交流，期間接受了「虛詞編輯部」的視像訪問。移居海外，以英語寫作筆耕多年，過程中不斷探尋寫作的意義，哈金說，「繼續將有意義的事情做好，這是最重要的。」

蘇苑姍以信念、毅力和堅持，完成了《一個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的六萬多字文稿，處處透出對生命深沉的思考與堅持。這個小輯收錄律銘與江俊豪的書評，以及劉平專訪蘇苑姍的文章，願我們都不會被絕望逼死，有天能夠為她搣開一個更好的世界。

在新書《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中，資深獨立音樂人黃津珏紀錄了其樂隊remiso的一次巡演之旅，具體呈現了「contestations」（爭議）如何在這片土壤上肆意怒放。一如阿珏對本地獨立音樂場景的態度，誠實才是最大本領，閱讀《迴路》，讓我們看到被邊緣者的弱小和強大。

蘇苑姍在《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裡所寫的，不只血淚與病榻，她最想說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的，其實是公義。關於醫療的公義，關於另一個人死亡背後的公義，以及真相。即使在時代面前人變得如何渺小，但公義始終是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問蘇苑姍下一步會點走，她的方向很清晰，只是沒有任何具體的事可以做到。「你問我下一步會點走，就係盡力，所有事都盡力，做自己做到嘅事，食飯、飲水、食藥、打針、落藥，醫唔醫到、藥有冇用嗰啲，真係唔太重要。」

作為「黃霑書房」的主理人，吳俊雄博士花上十六年時間，將霑叔過千萬的文字，提煉成一書五冊的《保育黃霑》，這份做到極致的認真，亦有如霑叔生前展現的「匠人」精神，對每件事情也精益求精。面對世界一切，結果如何，吳俊雄說，「至少曾經盡力過」。

《後人類敘事——共存之地》從去年六月開始，先以網上形式進行第一階段，如今進入第二階段的實體展覽。在牛棚的磚牆之間，九位藝術家的作品構成一幅後人類圖景。忤尚則形容為一次柔軟的嘗試是，柔軟到幾乎無法承載任何人，卻想像著在炸裂邊緣推倒從來。

曾金燕從北京來港八年，飛機降落香港時，反國民教育正值新一輪高潮。八年間，她一直自覺是作為內心的流亡者、知識分子和女性所處的邊緣人。面對高度發達的資本和政治高壓，香港今非昔比，離港前夕，曾金燕回顧這段日子的生活經驗和快速變化，像是最後的道別。

傳統說唱音樂南音與粵語流行曲，兩者風格截然不同，但在粵劇老倌阮兆輝牽線下，由他與張敬軒合唱的《魂遊記》，卻找到融合它們的演繹方式，配合劇作家黃詠詩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離魂故事，讓我們擁抱生命中的無奈之餘，也在亂世裡尋回游離的三魂七魄。

走入深水埗夜流裡的李駿碩，穿過每檔散落於北河街、大南街、桂林街、海檀街的夜攤，發現通州街公園對出、通往富昌邨方向的天橋竟然拆了，大呼難以置信，跑到以前的橋底位置。「那條橋一直是街友聚居的地方，《東張西望》也報道過，說市民都怕了上這條天橋橫過馬路。」

何福仁與西西自七十年代相識，除了兩人都是「貓奴」，何福仁也總是西西作品的第一批讀者，尤其在西西右手不便後，用左手寫稿，何福仁便從旁協助，將稿件發給打字公司，收回來後列印出來給西西校對，定稿後寄給出版社。

「散文需要經營，詩較單純，需要靈光一閃。」雖為詩刊編輯，但何福仁除了寫詩，其實也寫散文。他認為詩是難得的，而散文卻是作者的基本功，而這亦關乎他的閱讀經驗，從梁實秋到魯迅及其弟周作人的雜文，好的散文沒有一定的標準，結果都是閱讀與寫作經驗的累積。

言及至此，李駿碩亦不忘一次影後談的經歷：當時有觀眾質疑「點解社工 / 陳妹可以咁靚」，李駿碩自言當時呆了五秒，有點不懂回答。在訪問中他直言質疑人們以一種既定的認知批判別人，更強調「瞓街都可以好靚」。戲中本有一幕講述妓女卓玲（余淑培飾）與出身相近的陳妹相認後替陳妹化妝，「當時負責剪接的麥曦茵很喜歡這幕，她認為兩個女人不理會世界發生任何事，不論身處任何環境，只是在這裡化妝，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亦帶有一種文學性。」惟因篇幅所限被迫剪掉，如今反受觀眾質疑，讓李駿碩感到可惜，「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權利和興致扮靚。當初我抽走很多角色的生活日常，是希望讓電影有更多解讀的可能，但觀眾卻未必滿足。回想過來，這些被剪掉的日常或能讓人從更多方面理解這部作品，那可以是女性的框架、同性戀的框界，又或是時代的框架。」

何福仁細說自己年輕時的報館工作與寫作經歷，並提到自己早期詩作的發表園地。後來從《詩風》到《羅盤》，既寫作，同時參與編務，組織「讀詩會」，又衍生到更多詩觀與雜誌路向的採問，《羅盤》更與台灣詩壇有著密切關係。

對吳明益來說，寫作以外，於不同院校執教多年，原來教書是人生中很感苦惱之事，而對於文學獎與寫作之路的關係，到底是誘惑還是成為盲目追逐的目標？吳明益對文學獎的改革顯然有著更多反思。

近期因為《天橋上的魔術師》被影視改編，讓原著作者吳明益的小說作品受到廣泛討論。在訪談之中，吳明益不但討論到類型小說跟純文學之間的關係，亦提到自己當初離職全心寫作的經過，當然，還有自己對「中華商場」念念不忘的自身情感。

由抗爭年走進抗疫年，潘國靈重新整理自己有關城市文化研究的文章，編成新書《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當生命不斷面對失去，一切跌到最幽谷的狀態，但在失去的過程，卻又迸發另一股力量，潘國靈說，這正是寫作最弔詭的地方。

從李志超手上接過半自傳式劇本《造口人》，從拍攝到電影面世，洪榮杰一拍就是五年。同志的生死戀，或許已經被主流吸收成為熱門題材，可是同志的老、弱、孤、寡、殘，洪榮杰直指仍需要大家以電影努力開拓。

年輕作家王証恒近月出版的新書——《南歸貨車：新界西短篇故事集》，由設計到文案，都有一份撲面而來的氣勢。新界西，王証恒成長的地方，正是如此一個立足點，折射出這兩個十年的政經格局。與其說，文學關乎自我表達，王証恒更相信文學是與人溝通，甚至可跨越時空地讓後人追認。

從去年的長篇小說《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到今年的《無遮鬼》，私密流瀉出街道上，謝曉虹認為已不僅是對自己的交代，而是想聽一下別人怎麼看這件事。像拿起電話說「喂喂」。「其實『喂喂』是沒有意思的，你不是想要表達什麼，你是想知道有那個人還在，他還在你身邊。我其實出這本書其實有頗強烈的感覺是這樣，想表示，我也在這裡。」

從名車名錶，寫到電影音樂，資深傳媒人佘宗明，過去兩年卻自覺渾渾噩噩，也虧欠了很多人。即使努力未必有成果，仍然執意翻譯馬奎斯的名著《百年孤寂》，是因為想用自己喜愛的方式，在這個時代留下一點有用的印記。

離開廿多年的教授工作，馬傑偉退休後修心修身，即使在學術界備受尊崇，亦要面對自己的情緒和弱點，出版新書《七情上面：苦難時代的情緒自覺》，記載重新發現自己的過程，也嘗試為身處苦難的城內人，提供心靈上的容身之所。

T（化名）被判囚16星期，在判刑之前，他接受了虛詞採訪，訴說了自己的一直以來的經歷，也談論了關於去留的想法。

監獄裡沒有時鐘，久而久之，陳健民也學懂放開時間的概念，放鬆身段，想像自己在大海裡漂浮，化身成「不繫之舟」靜待埋岸。將自己在獄中所寫的書簡結集出版，也是提醒香港人不要被當前的處境摧毀自己。

疲倦、自戀、再度疲倦，是駱頴佳在新書《情感資本主義》嘗試以理論處理的命題之一。此書本是駱研究近代情感文化理論及哲學的一次爬梳及反省，卻沒想到經歷浩大的反送中運動。書不易讀，正如過去一年很多情緒，都難以放下，但從訪問中可以明白，駱並不是要否定憤怒，只是不要讓憤怒轉移視線。持續地憤怒是必須的，但長遠的路要怎麼走？

黃仁逵（阿鬼）甚少舉辦展覽，早前他在Sin Sine Fine Art展出了以往在內蒙古和法國所拍攝的照片，實屬難得。除了攝影之外，他亦有寫作和繪畫，創作媒介廣泛。在訪問中，阿鬼提到創作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創作對於他而言是一件怎樣的事？

認識宋以朗，或因為他是宋淇與鄺文美的兒子，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卻未必知道他是統計學博士，又搞金融和網絡科技。在家中接受鄧小樺訪問，更是說話卡通，好用潮語，儼然老頑童。今年是張愛玲百年誕辰，新近出版的《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刊出張愛玲與宋氏夫婦六十多萬字書信，其實宋以朗早知會有爭議。回顧這十幾二十年，「張腔」大盛天下，著作必然暢銷，但近年張愛玲的遺作出版操作，他稍顯遺憾地說，一開始不懂做，到懂得做時遺稿已所餘無幾。

在《原則》裡，副校長在權力爭鬥下被逼調職，學生會會長傅佩晴因而發動「罷課保恩師」，推使她行動的並不只是憤怒，而是對於副校長的不捨，以及對學校的歸屬感。於傅佩晴而言，副校長是她的恩師，因著副校長用心教導，她才能學會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若學校失去了副校長，危及的更是學弟妹的福祉。黃雪燁引用這些情節解釋，傅佩晴的魯莽衝動全是情感使然，但有些時候「感情用事」卻絕非壞事。「就如我最近讀的一本書，書裡假想出一個未來世界，那裡絕大部分職位皆由人工智能代理，唯獨法官無法被取替。我想，這就是情感的重要之處，也是我想透過傅佩晴向觀眾傳達的話。」

但現在不同了，我們令這些力量產生矛盾，加速它們的碰撞，大家便知道，喂，你唔好以為我地幾百年來都唔出聲啊。

疫情讓大眾變得疏離，閱讀是療癒身心的方法之一。讀書以外，跟隨有聲書平台「書聲」的步伐，以聲音感受文字，進入作家的文學世界之餘，不忘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一晃眼，是十二年。李智良終於要出版他稱之為「第 2.5 本書」的《渡日若渡海》。《渡日若渡海》裡，敘事者像散步一樣走過城市的每天，每個片段積疊成遭遇他人的短促經驗；李智良試著問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那些沉默的他者，該如何寫？

車門或車身玻璃所分隔開的空間，猶如一個人看不清愛欲的全相，正好與劇情相呼應。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香港這些年也算拿了爛牌，不吝是連續三把鴛鴦六七四，更壞的可能還在後頭。馬家輝說，堅強的要素有三：「選擇、善良、意志」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先鋒青年劇場計劃」率先帶來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異例與法則》，內容講述一單殺人事件，法律能否為死者伸冤，是為故事的一道脈絡。布萊希特的戲劇向來以辯證的手法呈現社會問題，導演陳恆輝和陳瑞如說，看布萊希特的戲劇就像一種對照，令我們更清楚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建構自己的立場。

卸下歌手和官司的包袱，被控「暴動罪」的莊正，不過是個簡單樂天的年輕人，說到喜愛的動漫世界侃侃而談。即使熱血不再，動漫對莊正的影響卻更入血。只要死不去，捱得過就有新能力，這是莊正從中領悟的道理之一。

說起「文學」兩字，總似背負深不可測的形象，令人感覺難以親近。然而，對米哈來說，文學就好比「涼茶」，即使要面對城市的不安和焦慮，仍能讓他的心靈得以靜下來。

不寫時事評論文章，只抒發個人的深層感受，蔡子強的新作《百年修得同船渡》，字裡行間流露的盡是感性。時事評論以外，蔡子強以中文和詩詞道出自己的感情。

憑電影《叔‧叔》裡飾演年輕父親「永」一角，他首次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三十三歲的小野卻說：「面對演員獎，其實我都好困惑……」作為演員，他認為自己不合格。

《香港第一課》緣於十數年前在中大新聞系開設的課堂，全書分為「認同之爭」、「制度之爭」、「往何處去」三個部分，嘗試透過三十六條問答深入香港的社會結構，或說，重新認識香港。

除了做翻譯、搞學術之外，孔慧怡的個人著作不算多，二零一七年出版《不帶感傷的回憶》奪得二零一九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娓娓道來那些已然逝去的文化巨人，粒粒巨星，劉殿爵、黃兆傑、也斯、張佩瑤，各種因緣際會下匯聚到香港這彈丸之地的人，楊宗翰、宋淇、鄺文美、高克毅、馬悅然、謝燁，套用她在後記的話：「現在回顧，那可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以介紹香港文學團體為主題的香港電台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將於本月8日開播，由三個九十後文學作者梁莉姿（荔枝）、李昭駿（昭仔）和李顥謙（阿餅）擔任主持，每週找來不同團體的嘉賓聊天。

《月相》的故事圍繞著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中產家庭，表面風光和諧，實則暗湧處處，藏著悉數秘密不忍說穿；然而，月亮始終牽引著潮汐，暗暗形塑了隱蔽的性格和生活。讀畢《月相》，漸次看見埋藏已久的爆彈，或不禁輕嘆，但林三維說，暗湧其實是家庭關係的宿命：「當你困在原生家庭裡，相處就是『他人即地獄』，很難理解別人。我覺得，人與人的關係永遠會產生這一部分。」

假結婚這個行為，或作為罪行本身，對婚姻而言是相當大的諷刺。明明不喜歡對方，又要和他結婚，算是假嗎？和為了錢而假結婚，兩者相比，哪種更加虛假？

香港作家韓麗珠的兩本新書剛好在這動盪之時出版，一本是小說集《人皮刺繡》，另一本是反修例運動以來的散文結集《黑日》；前者是尺寸如手掌般的小書，後者有不易攜帶的重量。兩本書的關聯是，它們都帶有傷害的痕跡——小說是她的個人困惑，散文集則是遭遇社會運動時的情感出口。面對不同層面的傷害和痛苦，她的方法是，寫作。

白雙全的新書《噩夢牆紙》，雜亂和檔案式的呈現相互交錯，秩序若隱若現，就如創作者本身的精神狀態一樣。經過多年掙扎，他現在已非常清楚自己藝術的價值。面對將社運相關的藝術視為「消費」的這種聲音，白雙全並不置可否。那是他對自己的創作的自信，也是他對整體社會的信心。

「我開始寫這本小說時，就決定要寫香港已消失的物種。」以本地自然生態為主題出版短篇小說集《隱山之人 In situ》，葉曉文（Human）透過文人角度欣賞大自然，理性之餘亦多了份感性。創作建基於親身經歷的感覺，Human重視的是如何「在地」研究生態，並對大自然懷有恭敬和謙虛之心。

在整個戲劇觀賞過程中，劇場不會主動告訴觀眾答案，亦從未批判「偷情」，而是在於觀眾當下經歷到些甚麼、作出怎樣的選擇。兩對情侶兩段經歷，同時存在於舞台上，一對有出軌，另一對卻沒有，導演陳敢權於是追問，「你會選擇哪一邊？」

從16歲瑞典女生Greta Thunberg獲選美國《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足以證明氣候問題備受全球關注。然而，當權者的執迷不悔，與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同步催化著世界末日的降臨。沒有人確實知道最終能做到甚麼，改變甚麼，但林超英保持著的信念，是「生物本該求生」。有些事情，非只想著成功才去做。

前陣子，社會很流行一種叫「覺醒」的論調，於是黃衍仁創作了《裝睡的人》一曲，回憶人們總把這件事形容得太簡單。早於保衛皇后碼頭和反世貿年代已投入社運的他，就著今次運動也寫下《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在這篇專訪裡，黃衍仁提到自己除了社運外，還有很多其他人生上的學習，包括靈性上和身心上的，而它們往往與社運行動有衡突。歷史的巨輪不斷滾動，世界依舊不斷運行，如他所言：「那些轉變是我們無法阻止它發生的。」

今年就讀人文學科 final year 的大學生 Sherry 和 Joyce 卻決定不甘平凡，聯同已畢業一年、兼職教結他的阿翹，在油麻地一幢商業大廈的12樓開設以文史哲書籍為主的二手書店——「貳叄書房」。

文如其人，這是正為首齣胡金銓長篇紀錄片進行最後剪接、台灣導演林靖傑對胡金銓的印象。今屆「鮮浪潮」焦點影人系列（12月6至15日），選來華語電影武俠片大師胡金銓的13部經典作品回顧。透過拍攝追蹤胡金銓足跡的林靖傑，來港出席講座分享拍攝紀錄片的點滴前，訴說自己如何從「完全不熟」胡金銓，到真切感受並體會對方的神級魅力。

「在立場內部書會，有人諷刺地提及過『現在香港很民粹』，實質是批評很多人被情緒蒙蔽了雙眼、與運動主流不符的意見容易被抹殺等等。這本書就能好好的回應這些問題，解釋為何左翼民粹不會令人民均一化、為甚麼每一個能動者（agent）都能保留自己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究竟是怎樣把最多人的意見放在一起的同時，又能保存每一個人的獨立性。」

訪問在岑子杰二度受襲之前。當晚正值特首林鄭月娥首場「社區對話」，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坐在筆者面前，正看得入神；不是新聞直播，而是一本香港同志詩人的詩集。後來他提起自己逛書店的經驗：「當我打開一本好正的詩集，讀到一首好正的詩，我會心跳加速、站不穩、超級興奮的我看到靚仔也沒有這樣的狀態！」

問到黃耀明有否想起哪首歌，寄語正在爭取民主平權的香港人。明哥稍稍思量，片刻就說起《光天化日》的歌詞：「愛裡找不到恐懼／只恐怕找不到愛侶」。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縱然活在荒誕日常，有愛未必能驅散城內的恐懼，也無法抵抗同志遊行十年首被禁的命運，但信我們對著青空許願，能在恐懼裡找到值得留低的希望。

麥曦茵拍攝首部劇情長片《烈日當空》時只有23歲，那時她拿著200萬港元經費，並要在24日內把電影拍完。事隔10年，由麥曦茵執導及編劇的中港台電影《花椒之味》（Fagara），台前幕後陣容鼎盛，然而探討的命題，卻從未離開《烈日當空》，說的是自我發現、自我療癒的過程。《花椒之味》小輯包括劉建均與高琳達的精彩影評，同是以《海街日記》作比對，前者麻辣、後者芬香，也有虛詞記者黃柏熹的麥曦茵專訪，揭開了電影對導演的特殊意義。

香港電影導演麥曦茵的新作《花椒之味》，就是一部面對家庭創傷的電影。「我跟我的學生去看這部電影，他們看完都哭得停不下來。」麥曦茵說。流淚是因為心裡受傷，《花椒之味》的角色都走過一段家庭關係的療癒過程，不禁想問，現實中也有療癒的可能嗎？

台灣作家、學者楊佳嫻日前到訪香港，當她走出藝術中心，自然而然就匯入遊行隊伍中。在楊佳嫻看來，一個人在其所處的地域、族群之中總有身份、歷史密密勾連， 因而不可能擺脫得了政治。對於前路，楊佳嫻感到悲觀，可令她感動的是，人們可以戰勝悲觀和恐懼， 堅持一步一步地把前路走出來。「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實踐，文學只是其中之一，真正進入政治衝突內部，文學又可以發揮什麼作用？」這套語言的煉金術並非完全失效，只是拒絕淪為時代的某一種目的或手段而已。

王良和早年寫詩，後來又在葉輝的慫恿下開始寫小說，出過兩本小說集，準備出第三本，寫過〈魚咒〉、〈降身〉、〈和你一起走過華富邨的日子〉，關於他的童年、父母、家族史，亦側寫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風景，王良和說自己的小說大多基於真實事件，不喜歡虛構，嫌虛構的事不夠質感，不過卻會在技法上運用他所謂的「仿夢筆法」，出入真實與虛幻，製造疑幻疑真的效果，他說：「我諗我無意識寫什麼題材，我只是挖掘我的記憶，記憶裡有這些元素，就寫了這些元素。」

對他來說，「董建華那個年代並不難畫，因為都是『懵懵哋』，可以拿來搞笑。曾蔭權時代較平穩，因此畫得比較少。到了梁振英，中港衝突便特別明顯。因為（政治問題）已經不是他自己一個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整個中港形勢的轉變。」他特別指出，梁甫上場，他已知道要小心。因為梁與前面兩任特首都不同，「很會包裝，很會轉移視線，（處事手法）比較現代一點，懂得心戰、操控宣傳，高級很多。要怎樣去破解他的說話，然後很快將它表達出來，對新人來講則較難。」

「咦？佢又喺度。」每次在live或臉書見到何韻詩夢遊的身影都暗自一驚，她總是企得這麼前，而且，幾乎是每一次，點解可以連眼罩都冇？從雨傘運動走到今天以「反修例」拉開序幕的抗爭主場，五年來香港人經歷了多少，何韻詩也就經歷了多少。近日的文宣講得好，「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連大家都開始有「核彈都唔割」的覺悟，就知大家有幾想贏，不只要完勝林鄭、摑她一巴，更加要贏回香港人的良知。大家堅持不割席，問何韻詩點先會割，她答得堅定，除了強權，其他點都唔割。

像阮民安（Tommy）這樣出色的男人，無論在任何地方，都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鮮明、出眾。當然，是說他的髮型。網民戲稱，Tommy的招牌MK髮型，十幾年來深入民心，就算戴口罩出街，都可以一眼被認到，「灰都不用篤」。認不出他，不要說自己是香港人。

看智海的漫畫，像看一面藍鯨在太平洋中心掠過。因為在他的書裡，鯨魚大概是一面面的，而大海不會爭論。

陳浩基很忙，剛做完講座，簽完書，又要接受訪問，一個接一個，連飯局都推卻了，說想要早點回家休息。不過，那一場集合五位本地推理、科幻作家的圓桌會議，是他再忙也要做的講座，「希望介紹些後生的類型小說作家給大家認識。」一個書展四場講座，雖然忙，但臉上依然掛住笑容，今年書展以科幻及推理小說為主題，談到推理小說，畢竟他是主角。

今年書展推出的《我的生活好膠》，是黎特的第四本書。黎特的漫畫大部分以搞笑為主，畫搞笑漫畫，也是想逗人笑，希望幽默的力量可以幫助人面對荒謬的事，但今時今日原來要笑也不容易。「睇《銀魂》、《我的英雄學院》都有講，愈艱難的時候愈應該笑。面對這種壓逼、愈來愈差的環境，更加應該笑住面對……這是我直至昨天為止的想法。」他說：「但經過昨晚的事，真的笑不出也很正常。我都笑唔出。」

雖然在言叔夏的散文裡，常常會讀到一個深居簡出的她，但她說其實自己很喜歡旅行，而且都不會想家（只會想貓）。「我上次來才知道，香港的緯度 比台北還要低，今天來特別看一下飛機的衛星圖，好像跟高雄差不多。」香港跟言夏叔出生的高雄遙遙相對，一樣炎熱，潮濕，多雨。八九十年代成長 的言叔夏，經歷過所謂的港片時代，張國榮的戲，王菲的歌，林夕的詞，然而直到2016年，言叔夏才首次來港，「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今年出席香港文學季講座，是她第二次來香港，「那次來很多人都告訴我，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子。我常常聽好多老師背後的香港朋友說一些老香港的風華，當我真正來到這裡時，那種斷裂感還滿明顯。」

專門分享漫畫資訊的網上平台「紙本分格」，兩位創辦人Karman和ET都是井上雄彥的fans。其實早在2004年，《Slam Dunk》就已經登過報紙，不過是在日本，但當年資訊不流動，Karman到後來才集齊六張報紙，他指了指身後那張裝裱起來的「三井壽」，說：「唔好問我幾錢。」因為喜歡井上雄彥，Karman在facebook開了井上雄彥的fans page，舉辦「井上雄彥——非官方浪客行展」，期間認識了ET。後來二人拍檔開設專頁「紙本分格」。那是2015年。

六月午後，不時有烏雲蓄勢湧起，蟲豸在低氣壓中提早出沒；今年六月，很可能是碧波押——這塊在油麻地佇足三年多的社區藝術空間——最後運作的時光。去年年底，香港藝術發展局因「場地未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不再予碧波押續約。現今就如黃碧雲所寫的︰「甚麼條例，愈收愈緊，地方都關了。碧波押要關了，賴死到六月底。」「賴死」二字，使盡全力。

整個六月像坐過山車，情緒如窗外的天氣一樣時晴時雨，有時自夢中醒來，臉上更已濕了一片。鬱悶，整個城市的人，大概都患上不同程度的情緒病。在中環上班的人尤甚，每天衝鋒陷陣似的，難得午飯時間小休，有人選擇走上金禾大廈三樓「蛇一蛇」，有時候見到鄭天儀坐鎮就聊上幾句，見不到就逕自埋首書中，從三星堆考古、敦煌壁畫、景德鎮瓷器一路睇到法國畫家米勒、德加、莫奈，古往今來的藝術世界如宇宙大爆炸一樣在眼前展開，震撼人心，也撫慰失落的靈魂。這個中環「蛇竇」，它的名字叫「大業」。

抗爭之路很漫長，期間我們可能還要面對更多的低落、憤怒、恐懼或懷疑；而這次行動更有不少社運新血加入，很多學生第一次走上街頭就要直面暴力，因此如何調試心理、如何安慰自己的同時也撫慰他人，也成了眼下很重要的課題。現在的你或許還很慌忙、手足無措，不如看看心理學家葉劍青與鄧亮瀅提供的元氣妙方，嘗試平心靜氣、重拾力量。

跟楊婕約在咖啡店見面，剛完成映後談的她，看起來有點疲倦，但對於我的提問，她依然認真地逐一回答，鉅細靡遺，而且，語速很快——這是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或者說，這是她的作品給我的第一印象，鏡頭切換與場景調度幾近無水花，乾淨利落、節奏明快，故事濃縮得來不忘起承轉合，短片所需的元素與條件，楊婕都一一掌握了，能夠躋身今年鮮浪潮「新銳導演搜映」系列，毫不令人意外，而觀賞她的作品，更是驚喜處處、嗒落有味。

訪問張婉雯那天，我們選在理大校園見面，在露天茶座坐下之後，直昇機偶爾飛過頭頂，卻無損我們談話的興致。想不到訪問過後不久，她就傳來稿子，由直昇機連結世界，一篇談及戰爭與和平的散文。原來她早在默默觀察，難怪張婉雯筆下的故事，平凡得來卻又驚喜處處，因為現實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從來都諗唔到會起人工島咁誇張，痴線㗎。」現實呀嘛，係咁癡線㗎啦。

「寫詩與教書的身分，必須分得好開。」跂之聲線低沉，話卻說得篤定，散發溫柔的光芒。在現實急躁的香港，做一個詩人已經不容易；要做一個寫詩的老師，就更加是一件艱難的事。到底跂之是怎樣在生活的吊索上，平衡好這兩個身分，肩負起寫作、教育的責任？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宿命，那應該是與時間相互籠罩、無法割離的特質。艱難地爬上坡，前往與攝影師黃勤帶的訪問地點——外國記者協會——時，腦中一直盤旋著「宿命」一詞。去年多次爆發言論自由受威脅事件的外國記者協會，其在雪廠街的選址是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而黃勤帶的最新攝影集《Secret香港樞密1842-1997》中，也剛好錄入了一張飯局座位表，顯示著麥理浩曾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同台並坐。透過相片再看眼下、甚至未來的中港拉扯，不免有歷史輪迴之感。

清醒做夢，就是指我們在睡眠狀態中保持意識清醒，甚至利用這清醒意識去控制夢境、創造夢境。驟聽之下，很多人都覺得清醒夢不可思議，但上世紀七十年代由英國超心理學家奇斯．賀恩（Keith Hearne）進行的實驗，卻證明了清醒夢在現實中的可行性。

藝術家麥海珊舉辦個展《如此，攝影筆》，展出呈現觀塘重建前後變遷的《一地．兩制．十年》展覽和散文電影《一河不二渡》，建構肉眼看得見的思考過程，說更迭、說消失與被消失，也說我們與現實的距離。

在一個創作夏令營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所有最古怪的、難搞的同學都會被分配到 May Fung 導師的小組裡，接受「 特別訓練 」；而他們最後提交的共同創作，卻又總是出人意料得好。 所謂「特訓」，包括六點起床，晨跑，早操⋯⋯這些動作跟創作又有何關係？然而在May 的眼中，創作的自由與成長也源於紀律，這也是一名金牛座藝術家的執念。

2015年10月6日，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至中山廣場的路上，由兩千多件學袍與黑衣組成的隊伍靜默行過，氣場凝肅。校園裡的遊行並不多見，這次行動由四位港大教授發起，為的是抗議校務委員會無理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影響學術與言論自由。當日，遊行發起人、時任法律學系主任何錦璇的一句發言還令人記憶猶新：「（陳文敏）做了多年院長及系主任，如果只是一個nice guy，也不會得到這麼多同事尊重。」

訪問到了尾聲，紙頁上只剩下一條問題，幾經猶豫，還是用原子筆刪去了。眼前這位「慈眉善目」、講每句話都夾著兩聲笑的曾慶宏，實在讓人難以開口問他：「人人都話你好chok，你覺得甚麼才是chok？」

三十八屆金像獎，黃秋生以《淪落人》力壓周潤發、吳鎮宇、姜皓文、郭富城，三度稱帝。這張名單競爭激烈，黃秋生卻一路過關斬將，先摘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香港電影導演會、最港電影、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四獎，大家試足水溫，可謂天下歸心。《淪落人》這個名聰明在激勵人心：香港總有人，讓黃秋生不至淪落。

Netflix大家就睇得多，「故事界Netflix」你又知不知道是甚麼？他們一個是知名填詞人林若寧、一個是前商台創作總監袁子才（Mike Yuen），二人大可以靠創意繼續食老本唔使憂，但去年卻突然拍檔推出手機app「tbc…story」，不但向著種種未知數進發，更許下成為「故事界Netflix」的目標，背後原因，到底是因為愛還是責任？「沒有故事，我們甚麼也不是」，望著半完成網站上這句豪言壯語，不禁想起周星馳的話，「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一人有一個夢想，自然一人有一個故事，故事不死——至少他們是這樣相信的。

銳利是因為梁子賢的edge——許些年後，他仍覺得自己「新」、經得起「撞」、還願意當一張白紙，「想玩、想試」。以前拍戲，「像真」是首要考慮，梁形容就像「如果有個碗，就要喺個碗裡面放啲飯，旁邊一雙筷，咁先夠『真』」。可是面對小本製作的《G殺》，他意念一轉，覺得「連買飯嘅錢都冇，不如索性打爛個碗啦」。

我記得黃麗群寫過不喜歡出門，但沒想過到香港接受訪問時，還是會把場地拉到自己的房間。她說她今天應該不會離開旅館，如此堅決，我完全被這股不出門的決心所打動。出版了小說集《海邊的房間》、散文集《背後歌》、《感覺有點奢侈的事》的她，曾任媒體編輯，現為自由工作者。

這次導演李滄東來港，一是因為得到亞洲電影大獎的終身成就獎，亦因為香港國際電影節以《韓國電影一百週年》專題，播放他二十年前的作品《薄荷糖》高清復修版而訪港。圍訪他的過程， 彷如回到大學時候苦寫關於他電影的論文，對他的印象得到更全面的了解。

有人話《三夫》勁過龍、盡得滯，有人話政治隱喻複雜睇唔透，有人就話好正未夠喉，大家議論紛紛；加上《三夫》一舉拿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及「最佳女演員」三個大獎，令人對電影更加想入非非。好彩陳果是玩得之人，離經叛道自成一格，歡迎大家繼續自行「腦補」……

一個從窗外滾進屋內的人頭，一曲悠長的巴哈〈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奏響了繁華城市的哀歌。資優女學生、孤僻大提琴手、亞氏保加症患者、內地來港妓女、偽善老師與黑警⋯⋯因著懸疑命案而串連起來，並順勢捲入師生戀、世代衝突、中港融合等敏感的社會議題。港產片《G殺》，成功憑著大膽主題與偏鋒風格，引起關注，更得到金像獎的六項提名。導演李卓斌與編劇蔣仲宇不禁笑嘆︰「be yourself，幾時都咁困難。能夠做到一部這樣任性的電影，得到肯定，真係冇乜幾可。」

喜歡玩桌遊「三國殺」，裡面有個角色叫「內奸」，先要扮成忠臣撲殺反賊，再除掉忠臣直搗主公，取得最後勝利。不擇手段、傷人利己，內奸不易做，但大人的世界，偏偏就是個內奸世界，年輕人不懂遊戲規則，往往輸得慘，輸得一敗塗地。Don仔徘徊邊緣人善被人欺、傅以泰一心追夢義無反顧，飾演他們的年輕演員，一個叫李任燊、一個叫林善，二人都演活了今天青年人的典型，睇到人眼濕濕、毛管戙。《G殺》獲得金像獎六項提名，代表了甚麼？內奸的世界，或者，有種新玩法叫《G殺》。

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有71.2萬孤兒，其中62.2萬散居社會，狀況不明；而如今可能因太過驚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數字，甚至漸漸遺忘了他們的存在，這或許比兩千年前的狀況還要糟……棄嬰年代，詩人何為？重慶詩人陳家坪選擇擔起攝影機，用五年時間觀察及還原河北省一間天主教孤兒院的生活，從而鑄成紀錄電影《孤兒》。上個月他把電影帶來香港，看完後，我眼前只浮現四個字：觸目驚心。

「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中國傳統文化就像廢園春色，兀自開放，如此安份守己，也如此空虛寂寥，知音難求。十四年前，白先勇將《牡丹亭》起死回生，掃清了園前落葉，在園外徘徊的人，慢慢被園內春光吸引，到得園中，才道一直錯過了如許風景，捶胸頓足，委實太遲。春光乍洩，也有人像白先勇，在園內驚鴻一瞥，卻注定為它痴迷一生，留園一輩子——「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白先勇與《牡丹亭》，可能是另一個柳夢梅與杜麗娘的故事。

潘源良雙手沒有紋身，倒是左手卡地亞、右手萬事發，一手見證他如何賺取生活，一手讓他繼續追尋夢寐以求的趣味，事業興趣雙線發展，恍似青龍白虎一樣與他同在。他笑指自己今年「登陸」，六十年一甲子，多得政府，一甲子歸來還是「中年」，誰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既然如此，乾脆連新瓶裡的舊酒都換掉，二次創作要麼不玩，要玩就要玩得徹底，抒情諷刺、針砭時弊，二創直如《詩經》，興、觀、群、怨，有何不可？兜兜轉轉六十年，潘源良貪玩成性，於是有了這次「生炒廣東話之有辣有唔辣——二次唱作川流音樂騷」，相當正路。

不少中學裡，中國文學科都面對被「殺科」的命運。課文繁複、考核冗長、配套匱乏，在講技巧與碎片化的新高中學制下，全港只有不足4成的學校開設文學科；報考公開試人數上，更從首屆的3000多人下跌到去年的1700多人。在這種風氣下，循道中學卻逆流而立，開辦新高中文學科。自2013-14學年起，同學都能在公開試考獲5**等佳績；今屆中六預科，也有15位同學準備應考文學。文學教育的種子得以發芽，實源於6年前，一班學生成功爭設文學科的的故事。

以「純港產法式旋轉型生活潮流雜誌」自居的《100毛》，早兩年玩轉紙媒及網媒世界，成為不少媒體爭相模仿的對象。隨著《100毛》紙本停刊，《藝文青》總編輯紅眼先撰文評述，《無形》總編輯鄧小樺亦隨即回應。適逢台灣作家兼《聯合文學》總編輯王聰威來港出席「香港文學季」活動，「虛詞」趁機邀請三位相聚，深入討論在網絡時代之下，港台文藝雜誌所面對的挑戰、機遇以至出路，經驗值與知識量兼備，值得收藏！

2010年，韓麗珠開設facebook帳戶，開始在facebook寫作。本來只是遊戲，是伸展運動，正如坐得太久也要舒展一下筋骨，好讓自己從高密度、緊繃的小說寫作狀態中抽離、歇息，她說寫散文用的是另一組肌肉。直到後來新界東北、反國教、雨傘，一浪接一浪，她一邊在facebook上寫，開始覺得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許可以以觀察者的角色參與社會，參與生活。

以城市空間和步行作為策展方向的油街展覽「火花！城市行者日記」，意念源自保羅．奧斯特的小說〈玻璃之城〉，小說主人公昆恩隨著調查對象史堤曼走進錯縱複雜的紐約街頭，昆恩慢慢發現史堤曼的步行路徑中隱藏了一個秘密訊息。城市、步行、觀察，三者構成了這次展覽，策展人黃志恆（Sara Wong）既是藝術家，亦是園境設計師，創作大多圍繞空間與步行概念的她，這次更感興趣的是——人在甚麼狀態之下才會對身邊事物產生好奇？

他是這樣一個17歲少年︰最喜歡的小說是高行健《靈山》，去年還勇悍地以自資的方式，出版長篇小說《卷施》——他的名字是勞緯洛。這位即將應付公開考試的中六生，輕鬆地談起那獲諾貝爾獎肯定的大書：「《靈山》是難以理清順序的書。我總是隨意打開一頁來讀。就像日本動畫《魔法小神童》，主角加旋唸魔法書咒語那樣。」

開業不足四個月的義守書社（Stay within Bookspace），座落在人流不多的樂翠臺商場。書社設計以簡約素白為主。走進通明遼闊的長廊，便會看到「終有一死」與「身不由己」兩個書區。四位店主都是90後，來自中文大學的不同學系，是書店業初哥。就讀統計四年級的Ken形容書店的理念：「從議題出發，希望令讀者從死看生，以閱讀思考活下去的意義。」

剛好又是聖誕節，半個世紀前的聖誕節前夕，女孩想將聖誕樹帶回家。挑個平常日子，逃學，她來到市場，原本要買聖誕樹，卻被花匠帶到不知何處，一顆心也不知飄到何處，只覺得在不知何處，一雙黑眼睛不住窺視自己，窺探到她心底的慾望來——她被花匠侵犯了——所謂慾望，不過純屬幻想。以上是〈花季〉的故事，李昂首篇發表的小說，從16歲寫到66歲，開到荼蘼，花季易盡，但李昂的欲望，卻永不枯謝。

《聖經》上有這麼幾句︰「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甘浩望神父的故事沒有《聖經》那麼厚，但要細細說來，也非易事，尤其當他的故事隨著香港發展行進，每一頁都擠滿黑壓壓的人影，你說甘浩望是漆黑中的螢火蟲？「發光發亮」說來俗套，他又不是落入煩塵的聖哥，況且他亦承認，自己也有驕傲與發脾氣的時候——甘浩望好真實——於是他將每一次挑戰看成是操練智慧的機會，在歌聲與結他聲中，繼續數算恩典與平安。

黃燦然說：淮遠是香港最好的散文家。在淮遠的散文裡，他一方面以詩化語言經營跳躍的節奏；一方面則用小說化的長句，精簡幽默地書寫人性善惡。「散文這種文類不用定義。你可以用散文寫詩、寫小說。界線全由自己決定。」

「勁揪」，廣東話俗語，原指某人功夫了得、能打會踢，引伸為「厲害」；以一套字體來比喻一個社會、一個群體，「勁揪體」除了體現設計師獨特的美學觀，還隱藏著支持、使用這套字體的群體，對理想社會的投射。

黃裕邦是近年曝光率很高的香港詩人。有留意他社交媒體的話你可能會發現，他的寵物小狗Bradley曝光率也很高。簡介裡他使用的是「Poet with Pets」，至於2014年至今沒有換過的頭像，是他與Bradley的合照。黃裕邦身上有某些標籤，標籤之下，與寵物的羁絆似乎顯得太過輕鬆平常，看似與詩無關，或許不值一提。小狗今年14歲——應該算是「老狗」了，快接近40歲的黃裕邦說：「一直想帶他去領獎。」

Toast的舖位本身是做冷氣工程的，旁邊的店舖是髮型屋和車房，附近社區很安靜，生活氣息也很重。Jerry本身做設計，兼職在藝術學院教書，對藝術和哲學都有一定的鑽研。Toast書店的名字則來自他多年前關掉的工作室：「其實是想選個不難讀的字。而且書店賣二手書為主，舊書就像多士一樣，經過一些處理，toast也可以解作敬酒，都很夾。」

「睇下你班微塵／愈自大愈無能／傷春悲秋 babies／睇我嘥心機 I'm fallen」，從〈蘇菲亞的波霸珍珠奶茶〉、〈油尖旺金毛玲〉、Don't Text Him，到即將推出的全新大碟《邪童謠》，挾帶著港大文化研究研究生身份的Serrini，一邊逆流而上、一邊生成女人，如此圓熟，且美好。

Project Keep Pushing放映會亮燈之際，以為這個project就這樣完結了，誰知導演黃進走出來說，稍後還有一系列相關紀錄片要發佈——Project Keep Pushing真的「很keep pushing」，push出導演潛能之餘，也將觀眾push向更多想像與可能。

「《無間道》後，很久沒有人站在街上討論我的電影。這是十多年來的首次。」莊文強非常在意《無雙》於香港引起的反應。從數字上看，他完全可以漠視本地觀眾的評價——開畫至今，電影已在中國內地狂收十一億的票房，遠超《寒戰II》的六億記錄；若以單日的三千萬票房計算，《無雙》在中國內地的一日收益，已經超過香港市場的預期總成績。然而，《無雙》始終是一齣香港意味濃厚、訊息豐富的電影——挪用周潤發的英雄形象符號、起用大量本地二線演員、連周家怡的戲份也比張靜初的還要多，莊文強對電影、對香港的心意，需要更耐心地解讀。

「時間向後，時間又奔前。」 陳智德沉默的時候，列車在他的頭上倏地掠過。就像詩作〈早班列車〉描述的一樣：時間只會如列車一樣前行，卻總在引誘我們回望，過去那些消隕渺散的破滅靈光。身處這個價值崩壞的時代，陳智德卻對我們說：「招魂」，可以提供超越現實的正能量。《這時代的文學》與《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就是陳智德鈎沉碎物，以筆觸招魂到當下的重要新作。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將政治經濟學結合文化研究，以文化經濟學的進路分析近年香港的政治社會亂象，嘗試為香港把脈。《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結集許寶強近十年的文章，從一國兩制的消亡，威權管治，民粹政治與情感政治，談到民間如何自救，內容龐雜，但關懷的核心不變，那就是我們在這個極權臨近的時代，該如何自處？

鄭國江的名字跟他填的詞一樣家傳戶曉，但「填詞人鄭國江」這身份卻得來不易。他記得第一首填詞的唱片歌曲，是劉鳳屏的《一串淚珠》，想不到歌曲錄好後，《一串淚珠》不只成為大碟的名字，鄭國江更憑著「鄭一川」的名字，開始踏上專業填詞之路。

王嘉儀Sophy，在2009年參加《超級巨聲》後，沒有像其他「巨聲幫」在流行音樂的路上發展。畢業後以半獨立歌手開展音樂之路，需要一位填詞人，機緣巧合下認識了王樂儀Yvette，自第一張專輯Sophrology開始，兩人便走在主流音樂以外，忠於自己的內心，以靈魂創作，譜不一樣的樂曲。

Heyo是一個思路跳脫的人——至少他自己也這樣形容自己。上一秒，他還在批評坐巴士時那難以適應的節奏；下一秒，卻反問我的年紀。

訪問是六月尾做的，地點是畢業生早已離去的大學校園。專程回去探訪作家唐睿，本來要談的是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前景之類的問題，最後談到的是生命中不斷疊加而無法處理好的焦慮，寫著寫著，稿件不斷延宕，竟然已經是開學的九月⋯⋯

「依家呢個世界就係咁，既無性，亦無愛。」八十三歲，崑南對性、對愛、對寫作的意志，從來未減分毫，他是文學界的能量守恆定律，堅信情色是生命，以致我們希冀，情色能救世。

一包煙、一支啤酒、一煲魚香茄子，佬編要的東西很簡單，一如他們的穿衣態度，強調Polo不反領、襟花插啱窿、pants boner有救，不是要mean你，他們真心相信，最好的穿著就是less is more。讀佬訊文章，之所以喜歡，除了有圖有真相，遣詞用字也是火藥引，引爆時尚大笑話、醜人多八怪，令人喪笑，或會心微笑。跟佬編談時尚，其實也是談寫作，less is more處處適用。

與董啟章見面的地方是中大的Cafe330，他看上去身體好像還不錯——至少不像傳言說的那樣差。《愛妻》（又名《浮生》）未出版前已經頗受關注，既是鍾曉陽經典《愛妻》的重寫，又是「精神史」三部曲的壓軸一部，不少讀者都攜著對《心》和《神》的疑問，寄望透過《愛妻》了解一下董啟章近年發生的改變。

《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成書，吳靄儀的自傳，既是立此存照，也記錄了同業所代表的信仰與價值。九七過渡、 捍衛居港權、反「23條」立法、力拒高鐵撥款……風雨飄搖幾世代，泰美斯女神的蒙眼布愈來愈鬆，但吳靄儀在旁監察，沒有放鬆一刻。

曾淦賢和羅樂敏的詩歌風格迥然不同，或重或輕、一張一弛；或沉鬱濃烈、或輕鬆平和，但都滲透著對自然、人世、生命狀態等等的思考。

上個月剛度過廿五歲生日的羅冠聰，出版了自傳《青春無悔過書》，以平實的文字記錄了他那被壓縮了的四年。過去尚未理清，青春已經逐漸離去，羅冠聰仍在等待尚未抵達的自己。

事隔兩年，《親愛的，胡雪巖》今年八月再由香港話劇團重演，此劇於二零一六年公演時一票難求，今次在港演出後，更會巡迴內地五個城市。故事以晚清時期有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為主角，講述他由一貧如洗至富可敵國，最後「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的高潮迭起一生。擅寫市井小人物，風格滑稽又無厘頭的鬼才編劇潘惠森，這次認認真真地處理一個歷史題材，他就是要告訴別人：「潘惠森也能寫認真的戲。」

小︰雨傘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

極少現身公眾場合的鍾曉陽，她的名字首先出現在中學教科書，《停車暫借問》，十八歲的首作恍如傳說。2014年，《哀傷紀》出版，她的名字又再出現，透過訪問文章又知道一點她的事，不多，而鍾曉陽始終包覆在一團謎霧中，直到今天，她坐在我面前。

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黃仁逵最終沒有入戲院看《水底行走的人》。「甚麼才算紀錄片」，又或「甚麼才是創作」的討論，陳安琪並沒有與他達成共識。電影由對「妥協」不同的標準開始，以對「追求」的不同理解結束。這樣一套看似「不合作」又「不信任」的紀錄片，有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角力，也有兩個老藝術靈魂互相了解的過程：因爭辯而圓滿，因意外而顯得與別不同。

小思老師誨人不倦，退休之後，對教育的關懷更是有增無減。縴夫將一個地方的人事物運送到第二個地方去，小思自比縴夫，多年來藉著教育將對文學與香港的愛傳承下來。小思接受訪問，最早談的就是推廣閱讀，她的大絕地圖炮。別人看小思老師是嚴師，但她卻「發明」了一些怪招，讓閱讀與學習變得輕易而有趣。

在我們尚未理解、無力明白之前，那些抗爭早已發生並且完結。而我們所經歷過的喜怒哀樂，郭達年早已經歷過了。睽違多年，既是黑鳥解散後的新專輯，亦是首張個人專輯：《抱靈賦》的誕生如此輕盈並且意外，所負載的卻是抵抗了近半個世紀的靈魂。專輯英文名The Big Hug，意味簡單不過：在殘障的年代，郭達年給自己，給所有青年一個擁抱，抵抗敗壞，拒絕支配。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

辦公桌前王安憶坐得端正，頭上紮著髮髻而顯得幹練。敲門入室時，她昂起頭看著我們，閃現出一種獨特的警覺。王安憶的辦公桌擺設質樸，檯面上有些許文件，電腦長期關著，還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機。被問起是否刻意與這個時代保持距離，她輕輕回答：「要讀的書那麼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對新技術便不是很有興趣。」王安憶是這樣的一位創作者，樸素而直接，利落且敏銳。

「我第一次出國離開台灣，來的地方就是香港。」吳念真不記得是1983，或者1984年了。當時，台灣新電影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香港也處於電影的黃金年代。吳念真回憶說當時有幾部台灣電影和大陸電影在香港放，一眾台灣導演和演員們一起來到香港，他對香港的地鐵印象尤其深刻。在瞬息萬變、真誠溝通變得罕有的資訊年代，聽吳念真講故事，總能感覺到舊時代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