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哲學碩士生入獄前想說的話: 只有在放棄爭取目標的時候,運動才真正完結。

專訪 | by  姚嘉敏 | 2021-02-02

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捕人士超過一萬人,而當中約22.53%的人需要面臨檢控。一場激烈的社會運動之後,伴隨的是「court year」,這些數字會變成一個個名字,並且需要面對一連串的司法程序。


今次訪問的T(化名)在訪問後一天就即將要接受判刑。訪問當天他坐在窗邊,陽光從他背面灑落在地上、椅上、桌上還有他的身體上。整個對話當中,T沒有太大情緒波動,說話不徐不疾,不似是將要面對判刑之人。


T在2019年6月10日被捕,可說是反送中運動中最早被捕的人。由被捕至今已經過一年半有多,在這段期間,T表示自己在情緒上沒有因此受到太大困擾,但少不免仍有少許擔憂,「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所以比較擔心外面的人,擔心家人、朋友、女朋友的情緒,所以我一定會先準備好所有嘢。」除了準備自己,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外,還要準備各式各樣的「身後事」,「最簡單是要女友幫忙處理手提電話,還有購買需要的物資,可以做的盡做,盡量令自己ready。」


翌日,T被判刑16星期,中大副校長吳基培在求情信中稱讚T是「見過眾多學生領袖中最優秀的其中一位」,法官表示求情信令人動容最後決定給予額外3周扣減。


中文系到哲學系,再到社運前線


T是中大哲學哲學碩士一年級生,亦有在中大做助教,但原來他在中學時期想報考的卻是中文系,「因為中學很喜歡文學,所以想考中文系,但考唔到最後就讀副學士。」相信T當時也沒有料到副學士時修讀的哲學導論課會改變了他往後的路,「我副學士是修讀中文,但機緣巧合之下讀了一個哲學導論的課程,當時覺得十分有趣,漸漸地發覺自己對於哲學的喜愛大於中文。即使當時填了想報考中文系都打電話去改選擇,我不知道這個行為是否有用,但我最後確實得到了面試的機會。」最後他以一級榮譽畢業,在學時奪得過18個獎學金,之後再修讀哲學碩士,原本想在大學教書,但突然因為社會運動而打亂了人生計劃,「我本來會想在大學教書,但因為有刑事所以比較難可以教書,但好慶幸地我沒有一些一定要做的事,如果哩樣唔得未做其他嘢,所以傷害對我而言不太大。」說到事件對於學業的影響時,以為T會變得緊張或者擔憂,豈料他反而以輕鬆的語氣說道:「因為我現在是一年級,所以其實(能在獄中)看大量的書就沒問題。」說到對自己人生影響如此大的事件時仍能以一笑置之的態度去看待,實在有一種「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豁達。


身為走得比較前的一員,T是否以往都十分熱衷於社會運動?他最早的政治啟蒙是2012年的反國教以及2014年的兩傘運動,當時的他仍然是一位中學生。在雨傘時期他有參與做學生報,但實際上的現身就不算多,當時常常有「學生運動」說法,「當時會覺得點解永遠都係學生,而成年人有權有勢就甚麼也不做。」但一直以來的政治參與令他思考得更多,慢慢地他開始覺得唔可以咁計,因為投身在民眾運動的大前題是與群眾站在一起。現在他可以冷靜地說:「群體當中當然有人走得比較快、有人走得比較慢。很多香港人可能一向都沒有接觸過政治問題,直到去年才醒覺,我們只可以一同進步。除非這個不再是一個群眾運動,否則沒有人可以在任何一個位置上拋棄其他香港人。」


生活考驗抗爭,就連一個打機群組都有作用


反送中運動最激烈的時期早已過去,疫情加上國安法令昔日人頭湧湧的情境不復現,牆上的塗鴉還有各處的連儂牆都逐漸被抹去、撕去。城市看似回復正常,大家回歸到以往的生活,不少人都對香港的現況感到迷茫。T認為一場社會運動整體而言一定會有低潮期,而在這些時期我們的任務會有所不同,要做的事會有所變化,他說:「我覺得不是一個運動完結與否的問題,如果用最終目標去看的話可以話雨傘也未完結,因為我們的目標從未有改變,只有我們放棄爭取的時候、又或者大多數人己經放棄的時候運動才是真正的完結。」而他覺得迷茫的原因是因為大家現時沒有一個能供大家聚會的場合,加上對於高調活動的打壓十分嚴重,令大家需要低調、靜雞雞地去進行,容易令人有一種唔知係咪得自己努力的感覺。「大家能否在一個沒有公開平台的情況下繼續運動是一個對民間社會的考驗,亦是對香港人的考驗。」T語帶鏗鏘地說道。


這次的考驗,是所有香港人都未曾經歷過,也是目前最嚴峻的一次。即使在目前的情況,T亦認為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其中一樣是組織民間社會。「我們需要建構一個沒有政權可以干涉的生活圈子,然後才可以在這個空間之中尋找末來的出路。」他以一個Monster Hunter的群組為例,「這個群組平時會出打機片,但有時都會有一些民生相關的帖文。你話打機可唔可以救國當然唔可以,但其實又有它本身的價值。」除了打機之外,他又舉出了民間放映會、讀書組、工會等等例子,相信是每個人都自己的崗位和位置,只要大家都可以各施其職,以自己的強項做一些事就已經很好。


在香港才能是香港人


經過種種政治事件之後,不少人開始思考去與留的問題,從BNO的申請率大增便可知道港人對於末來感到憂慮,朋友間的話題也許漸漸由吃喝玩樂變成移民與否。T表示不想離開。「現實永遠都是殘酷地有一部分人想離開、一部分人想留下。這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問題,但我本人就不想離開。」T之後又指出土地對於民族身份是至關重要的。此處的土地所指的不是物理上的地域或者水土的問題,而是一種關乎文化的概念。「土地承載住文化、環境、記憶,對於建構一個人的身份十分重要。普通人是緊密地與土地連在一起的,在香港就是一個香港人,所以普通人選擇移民的話不要認為自己能有抗爭的空間,去到外國你說自己是一個香港人的意義其實並不太大。」T認為移民是一個個人的選擇,但希望在作出選擇之前可以深思熟慮,他之後又補充:「如果香港人都唔中意香港的時候其實是沒有必要去守護香港,因為我們失去了建構這個城市的核心。」作為一個希望留在香港的人,對於不少人希望移民,可能大家覺得T會咬牙切齒,又或者是扼腕長嘆,但其實他沒有露出一絲憤慨。


人們常說香港是一個借來的地方,以往都有過幾次移民潮,之後那些人兜兜轉轉又重回這片土地之上。一直以來,香港就似是一個中轉站,而不是目的地。「離開香港未必是一個更好的選擇,以往都有過幾次移民潮,老實講大家移民後又是否過得開心?」


說到去留的問題時,T差不多要離開。等候電梯離開之時,T指自己約了朋友用膳,更笑言:「這幾天是我人生最忙的日子,若果是平時的我未必會做訪問,但覺得可以藉著訪問傳達一些事情,所以就答應了。」之後在電梯們緩緩關上的時候,T更不忘向我拋下一句:「你都辛苦晒。」但其實,更辛苦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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