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安憶（上）：生活太爛了，小說如何寫下去？

「下午三點的陽光都是似曾相識，說不出個過去，現在，和將來」，這是《長恨歌》裡的經典一幕。此書作者王安憶，於2017-18學年受邀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小說寫作課程。趁此機會，「虛詞」在中文系的辦公室拜訪了這位產量頗豐的作家，時間恰是下午三點；訪談亦隨著王安憶的思緒，穿梭於無法明述的時間流之中。

辦公桌前王安憶坐得端正，頭上紮著髮髻而顯得幹練。敲門入室時，她昂起頭看著我們，閃現出一種獨特的警覺。王安憶的辦公桌擺設質樸，檯面上有些許文件，電腦長期關著，還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機。被問起是否刻意與這個時代保持距離，她輕輕回答：「要讀的書那麼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對新技術便不是很有興趣。」王安憶是這樣的一位創作者，樸素而直接，利落且敏銳。

文學精英的邊緣意識

王安憶與香港的淵源頗深。1983年，隨母親從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歸來，她便第一次來到香港。此後，王安憶發表了《長恨歌》、《天香》等作品，在華語文學界廣受關注，亦受邀參加不少香港的文學活動，也在多間院校擔任駐校作家、教授小說寫作。小說《香港的情與愛》裡，主角老魏心中曾想過：「積蓄香港經驗，就像在往臨時的空房子裡添置東西」，或許也暗示著她自身與香港的微妙關係。

問及對香港的第一印象，王安憶的感受卻並非常人所道的繁華、商業。彼時住在北角三聯書店招待所，她從民居生活中見到了香港更市井的一面：「來到香港後，我看到了繁華後面的世界，因此對這裡的華麗印象就有些褪色。」中國人喜「大」，推崇宏觀敘事、書寫正史，王安憶卻著眼於日常精微之處：坐在馬路牙子上的老人、站在弄堂後巷裡的女人，都是她暗中留意的對象。從她的視角看出去，常能收穫到焦點以外的風景，而這也體現著她的邊緣敘事美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們還能看到一些另類的東西，比如J.D.沙林傑（J. D. Salinger）的《麥田捕手》、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洛麗塔》，都在描寫社會規則之外的人。然而這一百年來，人類生活卻愈來愈體制化、格式化。」批量生產的生活模式叫人不安，也令她預見我們的寫作對象將隨之變得愈來愈單調。

王安憶說，理想的小說是要呈現不入流的人物、旁門左道的事件，讓秩序以外的事物成為小說的主體。這或許也與她的邊緣身份有關——幼年住在南京軍區大院，一歲時舉家移居上海，外界的語言聽不太懂，到了學齡被迫要學上海話，但直到現在也講得不算流利。王安憶笑說自己一生操作「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沒有正統的口音；而她心中秩序之外的故事，也在這混雜的語境中生成。

道德線外，以虛構創造美學價值

文學小說寫甚麼？對王安憶而言，「病態人格」、「畸形情感」都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元素，承擔著文學「破格」的要義。在課堂上，她推薦學生讀《洛麗塔》、《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試圖透過文本探討，找到當今學生關心的話題。結果不難預料：凡與同性戀、禁忌之愛有關的文本，都引起高質量的討論，這也引發了她的思考：「虛構與道德底線之間，有著複雜、微妙的差距。納博科夫的《洛麗塔》面世之後，挑戰也隨即出現：我們該如何對待倫理和美學？」謹慎的王安憶不願輕易將兩者剝離，而是嘗試提出疑問、釐清箇中關係：「創作是否要遵從社會現實？如不需要，我們又應遵從甚麼來進行虛構？」就此問題，她指出非虛構有著明顯的道德標準，而美學不然，它的標準應當獨於現實之外。

米蘭·昆德拉曾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寫道：「如果我們想在走出這個世紀的時刻不像進入它時這麼傻，那就應當放棄方便的道德主義審判，並思索這些醜聞，一直思考到底，哪怕它會使我們對於甚麼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質疑。」在突破禁忌與撲面而來的質疑中思考，或是為了華麗地「走出這個世紀」。王安憶憶述，八十年代的中國小說也常有對禁忌的挑戰，每一次的「突破」實際上都帶有對道德的挑戰。時至今日，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不知當年的破格創作是否也為此埋下過種子？

「小說是想像、虛構的，又是要參照現實的。這也是現在小說寫不好的原因——生活太爛了。」王安憶真是一針見血。小說不僅僅是對生活的體現，還應表達我們對生活的期望，然而當生活卡住了想象的脖頸，小說應該如何繼續寫下去？對此難題，她卻自成一套方法：「虛構寫作建基於現實，但更需要想像力，材料的『價值』應完全由作者賦予。」寫作的同時，作者還須反復思考：為甚麼而寫？要寫成甚麼樣子？讓不堪的現實與虛構能量銜接、並行，從而應對美學與道德之間的難解命題。

某些故事能夠自行發酵

小說基於現實而寫，要賦予現實材料「價值」並不容易。王安憶寫小說，從不堆砌或強求粘合素材，而是任憑故事在腦中發酵，逐漸生長成作品。

最為讀者們熟悉的《長恨歌》，也是發酵得來的作品之一：「《長恨歌》的原型，其實是我很早以前看到的一個社會案例，過了十幾二十年我才坐下來寫，這時才發現記憶已經變形了。能夠變形，也是因為它本身擁有一種能量。」寫作高度自覺的王安憶，卻鮮有抄寫筆記的習慣，反而將不同事件一股腦兒放在心裡，不怕遺漏、淡忘：「好的東西總會自己留下來」。

然而不是每件事都有機會發展成一部好的作品。王安憶自認是「投資型」的作者，要看到事件生長的機會，才願投入去寫。可是有機物的生長不能全然預期，有時想寫中篇，後來發現能源不足，只好縮減篇幅；也有些作品如《匿名》，本打算寫成短篇，寫的時候卻猶如「走進一個很小的洞口，才發現裡面很大」，最後洋洋灑灑寫了三十幾萬字。「寫作發酵」過程看似隨機，其中卻蘊含著作者多年積攢的功力。

每位小說家都有不同的創作方式。席間我們提到香港作家黃碧雲，寫作前常作大量資料搜集，沉浸在素材的時代世界裡。王安憶捕捉到其書寫特性：「黃碧雲寫《烈佬傳》時，與書中的周未難（囚犯志榮）接觸了好多次，她是一個非常重視自己體驗的作者，能進入自己書寫的世界裡。」反觀她自己，寫作時則多帶有「操作」的成分：「我還是與寫作對象保持一些客觀的距離」，這是王安憶投入寫作的方式。兩位小說家都從現實事件中擷取元素、進行發酵，唯前者著重主觀感應，後者則較為冷靜、抽離；這讓我們看到小說家也有不同型態。

寫小說比上舞廳快樂

寫作中的王安憶是孤獨的，她不斷強調「一個人生活」的狀態：「寫小說是一個人的工作，你一個人安排這些情節，這些人物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無中生有的。」寫作不比拍電影、演話劇，沒有集體配合，有的只是一個人、一支筆，孤軍作戰，王安憶亦即自己創作世界中的文字統帥。

然而外部世界光鮮、好玩，不斷考驗著寫作者的耐力：「我年輕的時候也會去玩、去旅行，或晚上在歌舞廳玩到深夜，但回頭想想，還是沒有一件事讓我感到比寫作更有趣。若不讓我寫作，一切都沒甚麼意思。」王安憶不是清心寡慾的隱居者，但比起招搖的外部世界，她更願意沉入內心繼續書寫。為了讓這種寫作的熱情得以穩固延續，自二十年前開始，她便堅持每天早起寫作，恪守時間規律，每天寫作的「滿意度」也成了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之一。

「我可能是那種特別喜歡寫作的人」，作家略帶腼腆地說。寫作四十載，個人生活與外部局勢幾經變遷，簡簡單單的一句表白，也隱含著對文學、寫作的諸多疑問。生活繼續爛下去，小說何以繼續企盼未來？書寫建基於初心，思考緊追而來；寫作雖是一人勞作，那一個人，也在面對著整個世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