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除了是勞動節,也是程展緯的生日。一年前的5月1日,程展緯穿著港鐵清潔工制服,披上自製的垃圾膠袋,在港鐵站裡默站抗議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不包括在前線抗疫的清潔工人。今年51歲的他則披著「垃圾蟲」裝束,批評港鐵的外判標書設計,仍然只是「價低者得」,令港鐵外判清潔工人的薪金遠比食環署外判為低。
自從2021年11月開始,程展緯成為港鐵的外判清潔工,在疫情爆發期間,他以工人的身份,不斷提出外判清潔工薪金過低、支援不足、不受保障等等問題。他也經常運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做清潔工的感受和趣事。在傳統組織土崩瓦解的當下,繼續令工人的聲音被大眾聽見。
在成為清潔工以前,程展緯本身是一名藝術家,擅長以隨手可得的物料,創造出荒誕離奇的作品,諷刺社會荒謬。一般人大概也會好奇為何一個藝術家不是在博物館辦展覽,而是在港鐵站抹閘機、倒垃圾、洗廁所。但對程展緯而言,藝術家的作用,正是讓那些人們以為牢不可破的界線、框架、習慣變得流動。「只有流動才是真實的,是社會中的論述把我們箍死了」。為何藝術家、大學講師不能同時是保安員、清潔工?為何做清潔工就是悲慘、低微?在這個沒有組織的時代中,他相信我們都需要以想像力超越局限,觸碰社會上的真實與荒謬。
藝術不會問有沒有用
一個藝術家在港鐵站中當清潔工,他的同事會否感到奇怪?程展緯笑說他的同事也不太理解藝術家是一種甚麼職業,對此不會太在意,只是當媒體報導後,也會好奇這個人是來做甚麼。他由基礎的事情做起,邀請工友們一起握拳拍照,讓他在記者會上表達對工資、待遇的不滿。他又集齊工人聯署,反對港鐵設立乘客評分制度,將清潔責任全部推卸在清潔工身上。
他表達訴求的方式既有傳統的聯署、記招、遞信,也有跳出框架的意念,引起大眾關注清潔工的工作狀況。他上月便在大圍站內集資賣廣告,在廣告中cosplay「垃圾蟲」,提醒乘客不要把未飲完的飲品丟進垃圾桶。近日又借用港鐵站內的垃圾桶,讓市民以扔垃圾「投票」,表達認為清潔工在移動中車廂上清潔是否安全。他提出的訴求中,有些亦能成功爭取,例如他在港鐵默站等行動,令政府擴大「防疫抗疫基金」的涵蓋範圍,令港鐵外判清潔工能夠受惠。
但在成功的經驗以外,在勞工運動中面對更多的,畢竟是挫折。一路上程展緯遇過的挫敗也不計其數,工人怕開罪公司不敢簽名,原本答應出席記招發言的工友臨時退縮,有一位在港鐵站工作的工會前輩跟他說,很久以前他也試過收集聯署、組織行動,最後大家都簽了名,卻沒有人走出來。這位前輩對他說:「這班人是沒有救的了」。
程展緯淡然地說:「大家一定會有一種挫敗感,有些事情很難才會出現一次的。我們可以承受挫敗的次數太少了,很快就問有沒有用。藝術不是這樣的,藝術不會問有沒有用,而是一起去創造經驗。這種經驗和感受是真實的話,便能觸動到人。」
讓工運走進日常
除了藝術家、清潔工以外,程展緯有一個較少人提及的身份,是曾經在工會的培訓中心擔任組織幹事,那是2021年的事。程展緯說,應徵這份工作的原因是「恐懼」,「看見所有事情都正在崩塌,坐在電視機旁邊,會覺得很不舒服。原來當有一個距離的時候,那種恐懼是很大的,因為你甚麼也做不到。」當時正值在風雨飄搖之際,他決心面對恐懼,應徵工會工作。
在面試之前,他寫了一篇求職信,他在信中說要把工運「帶入每個人的生活」。他認為勞工運動應參照環保運動和公共空間運動,令運動走進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參與,並形容這種形式為「日常工運」。他說勞工運動要進入日常,就如綠色運動,人們自覺在日常生活中用少一個膠樽、自備環保袋都能為環保出一分力。在傳統工運的框架下,以行業工會方式組織工人。這些「全港性」工會,會員人數可能只有一百、幾十人,而且分散在不同地方。其他人覺得勞工運動只是屬於「工會」、「工運人」的事情,勞工運動的方式只有在媒體上看到的記招或者行動。社會上絕大部份人都是打工仔,卻與勞工運動的關係割裂,他直言:「這樣是搞不到的。」
程展緯這個「日常工運」的想法不是近年才出現的。在2016年,他創建了一個網上群組,名為「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讓不同行業的人可以群組「報料」,分享職場各種不合理待遇。程展緯解釋這個略嫌冗長的名稱,是希望連結「打工仔」和「消費者」這兩個身份,「消費者為甚麼不可以有積極點的角色?消費者其實就是明天要上班的人。為甚麼我會有同理心去關心在上班的人?因為我和他的分別只在於時區,只是現在我放了工而已」。他利用這個網上群組,推進椅子運動。他觀察網上留言,同時私訊在群組中抒發的網民了解實際情況,從而得知那些超級市場或店鋪沒有向收銀員、保安員、售票員提供椅子,再以網上輿論向這些大公司施壓,成功為惠康、屈臣氏等連鎖店的職員爭取椅子。
「這是我們去連結人的方式,現在當清潔工也是這樣,我和不同人能夠產生連結。即使是其他外判公司的管理人員,我在這裡和他建立了信任,他會很用心地分享很多資料給我,討論在他崗位上發現清潔工的安全問題。如果是傳統工會形式,一個站可能有一、兩個會員,你如何能組織進去呢?」
程展緯進入港鐵做清潔工,是在他被逼離開工會工作之後。當時他在工會翻查舊資料時發現,90年代香港未有最低工資,也沒有有互聯網,當時的工會透過翻查黃頁,以電話訪問做統計,了解全港不同便利店員工的薪金。他對於這種實在的工作很感興趣,希望能把這些不為人知的工作延續下去。他在機緣巧合下得知現時港鐵外判清潔工仍是以最低工資受聘,便有了直接走進清潔工職場中的想法。
「那時候真的要找一個方法去處理自己,因為很容易進入那種稱不上是愧疚,但又不知如何解釋,無以名狀的狀態之中」。處於這種狀態,逼使他去思考他應該去做甚麼,可以去做甚麼。「我想到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要落場去做。不去想大議題,先想小議題。大環境當然不會改變,但總有些小事可以做到,將這些事放在生活之中,成為一種生活實驗,便能想像到有些事是真的可以做。」
界線總是在流動
現在程展緯較少自稱是「卧底」當清潔工,他也沒有視自己擔任基層工作為一種「藝術品」,兩種說法都隱含著某種界線。「我覺得藝術其實很簡單,藝術不是為去做些甚麼作品。藝術家的功用不是生產藝術品,不是像一個工廠那樣生產一件東西出來。藝術家只是一些讓事物流動的人,讓人們看見事物是可以流動的,可以有另外一種理解的方法,這便是藝術唯一的功能。為甚麼我不可以是一個清潔工呢?為甚麼清潔工就是慘呢?其實我覺得做清潔工比教書更開心,當然待遇是差一截。我們經常都會說清潔工很慘,這是一個框架。我們設計了一些模式,帶他們到立法會、見議員、說出訴求。但這些未必是真實的。」
甚麼才是真實?程展緯即場帶記者去了附近一間食環署垃圾站之中,垃圾站牆上掛滿一把把工人自製的葵葉掃把,長短大小不一,應付不同需要。程展緯說有次跟工友談起掃把,工友向他介紹這間垃圾房的自制掃把特別精巧、耐用,掃把的制作手法是自上一代流傳下來的。「當工人覺得和你是平等的,他便會跟你說很多東西。」當日清潔工也好奇怎麼有人會對垃圾站內的掃把感興趣。也許這是屬於他們的真實,但從來乏人問津。
程展緯除了在港鐵當清潔工,也曾在Donki兼職理貨員。他遇過一位理貨員同事,問及對方本身是做甚麼工作。對方回答:「和你一樣,也是藝術家。」他才知道身邊的這個理貨員,曾在大板修讀美術,有正式經理人,繪畫作品在國際舞台展出。但那段時間無法出外,於是日間在博物館、拍賣會工作,夜晚在Donki當理貨員。也有一位同事是旅遊公司老闆,當時旅遊業停工,便來找點事做。程展緯笑說:「真實的世界是這樣的,是不是很厲害?我有甚麼特別呢。」
對程展緯而言,身份的界線總是在流動的,人們其實不應對此感到驚訝。「在這幾年間,我最大的感受是,每個人都能超越自己。我們都嘗試過超越自己的界限。每個人心中都為自己定下一個位置,一些框架,我也是這樣的。但在這幾年間,我看見有些人入獄,有些人移民,有些人仍在行動,我們一直都在嘗試超越原本的界限。我正正覺得,為甚麼我不可以去做清潔工人呢?那些移民的人,所付出的可能還要更多。如果決定在這裏留下來,便要清楚怎樣才可以抱著希望」。
觸碰真實的情感
在現在這個社會下,仍能抱著希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程展緯想起朱凱迪曾經說過一句:「無論在甚麼處境,都令身邊人感到愛與希望。」他緩緩地訴說,當初的自己,原本也只是一個「離地」藝術家,讀藝術出身,專注於創作,並不特別關心社會事件。但在2006 - 2007年間發生的天星皇后保育運動,深刻地改變了他。那時候出現了各種關於本土、歷史、建築等不同層面的論述,其中對於公共空間的討論使他開始思考藝術與公共的連繫。「那時候講集體記憶,空間運用,我會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是可以被累積的。」
往後他以藝術家身份介入社會議題,利用報紙欄目,提倡釋放香港各處的公共空間。時代廣場被揭發長年以來霸佔公共用地,驅趕使用空地的市民,並在空地引入商鋪牟利。程展緯邀請市民提交作品,想像以不同方式「騎劫時代廣場」,最後在群情洶湧下逼使政府向時代廣場索償。2007年他在博物館觀展期間,留意到博物館內的保安並沒有椅子,每天需要站立長達8個小時,於是他發起「椅子運動」,以藝術項目形式介入爭取勞工權益,開始了他參與勞工運動的第一章。回首往昔,他輕輕慨嘆:「那是最美好的香港」。
轉眼間,程展緯已在這條道路上走過十多個年頭,香港再難出現昔日的美好。正如當日他為使用公共空間寫過無數文章,今日連行人專用區都已被取消。但他仍然記得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當時牛棚藝術村突然封閉,居民不能自由入內參觀。他看見牛棚藝術村對面的十三街居民,生活在困苦狹隘的地方,牛棚雖有寬闊的空間,居民卻不得其門而入。於是他和其他藝術家舉辦了一個名為「牛棚搵鬼去」的萬聖節晚會,邀請居民到牛棚玩攤位遊戲。他說這一晚,有六百人齊集在牛棚原本封閉的空地上。「當你感受真實的時候,觸動到人真實的情感和需要,人們便會起來了」。在那個晚上,原本這塊土地上的重重限制,也仿佛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