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愚】專訪陳文敏：鐵肩擔公義，香港一愚公

2015年10月6日，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至中山廣場的路上，由兩千多件學袍與黑衣組成的隊伍靜默行過，氣場凝肅。校園裡的遊行並不多見，這次行動由四位港大教授發起，為的是抗議校務委員會無理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影響學術與言論自由。當日，遊行發起人、時任法律學系主任何錦璇的一句發言還令人記憶猶新：「（陳文敏）做了多年院長及系主任，如果只是一個nice guy，也不會得到這麼多同事尊重。」

時隔四年，我們坐在法律系會議室中等待陳文敏教授到來，落地窗外鮮明的龍虎山山線，為晦暗迷離的天色平添穩重感；而在訪問過程中，赫然發現沉穩的氣質也從陳教授的語詞間散發出來，在這充滿撕裂與變數的時代裡，讓人感受到難得的心安。

推動人權法　放棄博士學位
當年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否決副校長任命，直指陳文敏「只是nice guy、沒有博士學位、沒有學術貢獻」，不少人提出強烈反對。事實上，自八十年代末起陳文敏就攻讀博士學位，卻在離預計完成學位只剩不到一年的時候，忽然選擇退出：「這是一個抉擇。當時我研究關於主權轉移時產生的國籍問題，看似與香港關係密切，埋首去做時才發現，研究對象大多是歐洲歷史中的國籍安排，愈做愈覺脫離現實，意識到讀博士除了滿足自己，別無他用。」

多數人斬荊披棘讀博士，最終目的是拿到學位和頭銜、找一份更優等的工作，陳文敏卻反其道而行，可稱是罕見的傻瓜。當他看透博士學位之虛無時，又適逢香港政府急切推動人權法，於是果斷放棄學位回到香港，奮身於新的事業：「當時六四事件爆發不久，香港面對極大的信心危機，原本不以為意的政府為了安頓民心，開始推動人權法，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當時人權法的概念在香港還很新，我是少數對此有研究的人，做這件事的貢獻遠遠超過浪費一年時間拿個博士學位。」

就這樣，陳文敏一腳踩落未停過：從草擬綱程，到認知過往的人權發展，繼而與研究第三世界法治的佳日思教授（Yash Ghai）、熟悉聯合國的薄諳度教授（Andrew Byrnes）共同設立人權碩士學位，將建基於香港的人權法推向亞洲，將課程開放給柬埔寨、老撾、斯里蘭卡、印尼等國家（他還笑言這是提前二十年的「一帶一路」），播種人權概念，想來真是人類莫大的福氣。然而此時我們面前平和的陳文敏，只是舉重若輕地回首道：「如果當日我沒有回來，這一連串事情可能還尚未發生。現在回看，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放棄另一些東西，而這（建立人權法）對我而言更加現實。」

孤獨的奮鬥︰參與奠定法律雙語化
推動人權法還有前情可參照，此後陳文敏更參與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法律雙語化。

對於香港這樣的長期殖民地，語言轉換一直是大問題。七十年代前，法庭一概使用英文，1974年後容許低級法院使用中文，而直至1985年都沒有任何裁判官以中文判案。為何有這種情況出現呢？其後「法庭上使用中文」工作小組成立，楊鐵樑法官（後成為首席法官） 擔任主席，陳文敏與同事、前法學院院長陳弘毅都參與其中，在諮詢工作中，他們聽到不少裁判官的憂慮——有的大半生接受英文訓練、不會在工作中使用中文，更有人提出：當被告可以同我直接溝通，如果他用粗口罵我，那怎麼辦呢？「你從沒想過這是個問題。英文作為法律語言，某程度上也將被告人、法院或法律神秘化了。若使用那套語言（中文），權利、地位可能被直接質疑，有些法官會不知道如何處理。這是觀念、價值的問題，要去改變那些人的觀念，漸漸讓他們接受。」 面對始料未及的狀況，陳文敏仍是溫厚以待，準備好了「長期作戰」。

然而這些都是冰山一角，最迫在眉睫的還是中英翻譯的問題。進行法律雙語改革，起碼要有一些通曉中文的人，奈何當時沒有任何中文法律文章、 書籍參照，面對的又是「十九世紀的一句十八行無斷句英文」，讓人無從著手。而即便技術用語翻譯完成，法庭上的證據、紀錄、供詞等都需要重譯，還有一百五十年的香港判例法，甚至整個英聯邦普通法系，海量的工作實非人類能力可及。

可抱持著一股蠻勁，陳文敏與一眾法律同仁嘗試繪製起完整圖景：「從立法到執法到司法，我們希望培訓學生，要下一代律師會使用中文。當時只有台灣使用中文法，但他們沒有英文版本，語言也未必適合我們使用；而大陸，當時連法律都還沒有。這樣的情況下要搞雙語法，規章從哪來呢？唯有靠自己寫出來。」

現在說來是一語帶過，在當時這樣的工作堪比愚公移山，但「開工」前陳文敏卻沒有作出太多計算：「你不會想到那麼多，眼前已經有那麼多事情做，唯有繼續去做。做了多少，其實沒有人知道，成效如何，在過程中你也會不停去問。律政署草擬雙語法例，我們參與審閱中文立法工作及出版中文法律著作和文章，過程中也會不停去問：我們做出來的這些內容究竟有沒有人看的？究竟他們明不明白？我們會不會做了自己也看不懂的中文呢？但那個過程是必須經歷的。」

項目那麼大，涉及內容那麼多，原則呢？很簡單：「不操之過急，不因語言而犧牲公義。」

法律需要憤怒　與宗教的樂觀
對陳文敏而言，「公義」兩字必深刻於心。法律需要條理、需要理智，溫文爾雅的他卻說：「憤怒是需要的。」在教書時，他更強調這種共感：「讀書時看案例，不能把它當故事來看，那都是真人真事。若事件中有不公平的，學生是應該感到憤怒的，那種憤怒才能令人思考制度如何能更加完善。」

今年年滿六十的陳文敏，照說已看遍世間黑暗，而他卻意外抱持著一種樂觀態度：「不能麻木地說我們制度是最好的。不公平的可能是個別事件、制度上的問題、人為的問題，你要接受這個世界有不完美的地方，但不要因為那些事情而沮喪。有時候我覺得，搞人權，某程度上要有少少宗教式的樂觀。人都有黑暗的一面，但若永遠只看到人的黑暗面，那你就不要做了，因為你會感到很悲哀。」

這種樂觀是滄桑的，也是溫暖的。中港矛盾激化、言論自由被打壓、建制泛民與本土的無盡爭拗……愈來愈多社會問題冒出，該如何面對這個香港？當大多數人築起防線、 劃分敵友時，陳文敏卻像是法律界唐僧，試圖化解對立與誤會：「我們要信一個信念，要去遊說對方，人始終有一日會理性地傾聽。近年來中港兩地間的爭議，是圍繞兩者對於權力的看法；我們自有一套制度，就去遊說解釋給他們聽，增強溝通是很有必要的。」

支持學生　唯命是從非教育
溝通不僅在政治場合中十分重要，更應內化於日常生活中。放棄了高薪厚職的大律師職業，陳文敏進入學院教書，就是本著對教育的熱愛、與學生溝通的嚮往（在我們採訪之前，他正是百忙中抽出時間與學生討論很久）。陳文敏很疼惜學生，近日發生理工大學民主牆事件、幾位同學受到校方嚴厲懲罰一事，他也看在眼裡：「難得有一班學生，願意為社會的不公義發聲，這正是教育成功的地方，我們不想訓練一班唯命是從、唯唯諾諾的人，如果是這樣的話，社會不會進步的。年輕人總會有一些表現激動的時候，教育者應該正面鼓勵、或者引導他們。」

理大學生與校方衝突，整段影片一個半小時，陳文敏一口氣看完。對於校方的懲罰，他亦感到十分不合理：「有位女同學，出現不夠兩分鐘，講了不到十句話，就被處罰，她會覺得公平嗎？有兩位同學態度激動了些，但你可以告訴他，這不是一種有效的溝通方法；踢他出校，只會令社會上多了一個對建制更加憤怒、對學院極度憎恨的人。」

陳文敏回憶李克強訪港時，港大學生前去示威，徐立之校長站出來說：「如果學生有甚麼做得不對的地方，是我要負責的，大家不應該去怪責學生。」當年中文大學的高錕校長，面對學生上台搶咪的事件，也只是回以一笑，沒有任何處分，反而學生事後會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過份了？「很可惜的是，近年來教育者往往只是懲罰學生，而沒有擔起教育的責任。教育者應該看遠一些，你一時的決定會影響人一生。可惜現在太多從事教育的人都不懂教育，還要去管理教育。」

身為教育者、法律人，陳文敏做到的已經太多，但面對各處崩壞，也透出了力所不逮的無奈。而今世道，誰還在堅守？唯有憨人、愚人、傻人，還在為我們闢出一塊心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