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民現》重探雨傘現場 中大教授彭麗君:最重要是不要講死

專訪 | by  黃柏熹 | 2020-07-02

過去一年的反修例運動,感覺恍如隔世,回想2014年的雨傘運動,相信要比隔世更遠。就算未淡忘,傘運彷彿都只是一場沒有「成果」,使人感到無奈、沮喪和憂鬱的運動,或一個「失敗」的教訓。


這些說法,都對,都不對。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最重要是不要講死它,而是放生它。」彭麗君在訪問中說。


傘運「失敗」了?


彭麗君在《民現》中形容傘運,首先提及的不是龍和道衝突,或後來的清場,她寫的是旺角佔領區的一張乒乓球桌。雖然乒乓球桌後來被涵蓋在「抗爭嘉年華化」的爭論中,但對彭麗君而言,乒乓球桌連結了佔領區裡不同的人,衍生了社群感:「這是感動人心的,大家『漫無目的』的狀態,是我最感興趣的部分。」


「漫無目的」,對部分人來說是傘運「失敗」的註腳,這固然可以理解,彭麗君也認同運動的確有虛耗的部分;但與此同時,佔領群眾「漫無目的」又得一起生活的狀態,亦構成了很多有趣的人際關係,使佔領既是表達訴求的行動,亦是嘗試從中建立社群的民主實踐,像書中所說:它不單是一場抗議運動,也是一宗群居事件(communal event)。這是《民現》的關鍵主張,民眾在佔領中「現身」,通過協商、討論和相互理解促成共治,從而形成公共的政治意識。


「人們回想傘運,記起的都是不知道在做甚麼,或完結後心情很差。但很多人會告訴你,雨傘是他經歷過最美麗的香港。人們確實在運動中重新想像、感覺香港是怎麼一回事。」這些想像與實踐是民眾共商的「成果」,是一個艱難的民主過程;作為學者,彭麗君的目的不是蓋棺,而是從中尋找生命力,「最重要是不要講死它,而是放生它。它未必一定發展到,但它曾經出現過,把它提出來,不是說已經過去或已經死了,令它的能量得以發揮。」


在「漫無目的」中造一張枱


討論佔領中的社群形成,除了乒乓球桌,也可以談金鐘佔領區「遮打自修室」的桌子。這些木板桌子最初由幾位理大學生設計,後來經不同參與者加工,漸漸形成一個生活空間。這個創造的過程,正正體現了平等和共同體的精神,也是佔領藝術的價值所在。


佔領藝術由人民做給人民,沒有藝術家和群眾的高低之分,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創造,它屬於每一個人。彭麗君在書中訪問了幾位理大學生,他們都為其他參與者在桌子上的加工和美化而感動,這或許說明了群眾如何在佔領中看見彼此:「傘運感動我的地方,就是有許多這樣的空間給大家互動。可能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一些日常生活,未必有政治目的和效果,但正是這樣才令很多事情變得可能。」


群眾在佔領中的創造和實踐,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為香港這個城市帶來不同的可能;它們未必跟原先的政治訴求有密切關係,卻孕育了另外的政治經驗。佔領藝術具超越工具性的內在價值,譬如「遮打自修室」的桌子既是方便佔居者的物件,亦從中體現了群眾的奉獻精神,群眾藉此連結。如此種種,都跟政治運動的效益思維不同,說明了藝術與文化之於社會運動的重要性——運動不只得目標和手段,也有多元的情感和價值,有著不同的人。


「我想這就是為何一場運動需要文化研究,或關心文藝的人。Humanity的價值就是把人的多元性提出來。如果我們認為運動是由人組成的話,如何找回人的多元性,而非掉進簡單的二元分化,便很重要。」彭麗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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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位於金鐘佔領區的自修室)


反修例的「佔領」經驗


事隔多年,反修例運動以「be water」為綱領,群眾聚了又散,大抵無法輕易跟傘運的佔領作比較;十一月中大和理大短暫的「佔領」,是比較接近的狀態。無奈的是,理大被圍攻,中大則在抗爭者無法輕易調和的爭論中走向解散,隱約有傘運的影子。


但彭麗君認為,這種共處的狀態仍難能可貴:「你會聽到一些感動的故事,譬如有些中大同學要學會如何煮飯給很多人。無論中大或理大,其實並非不斷的『爆炸』,很多時候都是坐在那裡思考如何走下去。」這種狀態下,人們才有機會面對面表達自己,都是社群建構的基礎,「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相信多元,以及某意義上的鬥爭,因為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人,很多不同的意見走在一起。我們要找方法溝通,某些事你不一定可以接納,但somehow都要找條路一起走。」


這種想法大概很容易被形容為「離地」,真正的意思是,很難做到。但這始終是民主進程必然要面對的,也是《民現》中彭麗君一再強調的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共居」(cohabitation)概念:「如果你相信香港是一個democratic unit的話,你都要面對,譬如黃絲最後要面對藍絲。你可能很討厭他,但都要一起生活,這就是我想說的『共居』;『共居』在民主政治上,都是形容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建立一個政治實體。」


民主沒有model answer


從傘運到反修例運動,香港面對中港關係愈趨緊張、一國兩制的實驗幾近崩盤,要黃絲面對藍絲,談多元的政治實體,確實有與虎謀皮的感覺。國家主權的打壓下,港人對中國和一國兩制愈加不信任,中港漸行漸遠,愈漸變得你死我活,也使得困局愈來愈難疏解。


面對艱難局面,彭麗君卻在《民現》中承接一國兩制的政治可能性,以「城市民主」(city-based democracy)思考當下困局,藉此展望不以民族國家為主權、尊重多元參與的民主結構。這種強調分權和民主參與的構想,跟彭麗君對佔領的思考一脈相承,有活力的民主實踐,最終都得依靠群眾參與,從差異中建立共同體:「簡單來說,如果我們不喜歡對方(中共),是因為不喜歡威權主義,我們珍惜的又是甚麼?所以,找回香港是怎麼一回事,都是這本書其中一個最想處理的部分。」


彭麗君念茲在茲的,仍是開放和多元的重要性。在她來說,香港作為城市的未來,不一定能在各個國家的經驗中「講死」,更沒有步驟可供參照;一國兩制和城市民主的可能性,始終得在沒有model answer的狀態下,靠著群眾的積極參與,以及各種外力和因緣的交會,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很多年輕人在運動裡成長或改變,這些東西都無法量化,也因而無法定義我們走到哪一步。我想,在每個人心裡建立的經歷和信念,會繼續影響運動如何走下去。」就像彭麗君在書中說,希望與絕望相連,如何看兩者的關係是自己的選擇;民眾現身並看見彼此,至少是必要的第一步,「某程度上是很理想化的。但如果搞政治都唔理想,仲搞咩政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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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麗君《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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