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香港，你會想起什麼？是港產片裡某些倒背如流的經典對白；是流行曲中某幾句刻骨銘心的歌詞；是小區裡某幢已被拆卸的老好建築；又抑或是曾跟老朋友上街遊行的某年某日？然而，在這些事物正陸續消逝的今天，上一代或許還有記憶作為憑弔，下一代卻可能連知道的機會都失落了。BONO（李照興）的新書《等到下一代：香港流行文化與身分認同史備忘1970S-2000S》告訴大家，記憶其實需要拷貝，「香港」原來更需要備忘。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盡量避免在由主旋律書寫的歷史洪流中，在花果飄零的後離散時代裡，感到迷失與惶恐。

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早前逝世，文化評論人鄧正健撰文追悼，也悼那些年他讀過的文化研究。他回憶本科時所寫的第一份功課就是關於「後現代主義」，那時第一次聽說詹明信的名字，後來他偶而都需要讀到詹明信，陸陸續續買了幾本他的原作和譯本，最後卻只留下北京三聯出版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然而，後來人們漸漸掌握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文本歷史化」已成了常識，詹明信漸漸在他的文化批評語境中退場，但在詹明信逝世之時，鄧正健形容重讀他的「後現代書」，依然是一場令人十分快樂的閱讀過程，甚至想起當年對世界和理論思想充滿質樸的好奇，而正是這份情愫，才令人更容易進入詹明信的論述裡。

黃自鴻把在《信報》專欄《優雅的生活》裡的撰文結集，編成這部《尚未劇終》，但這並非一般的文章結集。當中每篇散文都在透過經典的文本和大眾喜愛的流行文化，輔以適切的文哲理論，讓讀者能深入淺出地認識、理解、甚至愛上文學。重編文章的用心處，是作者以論文結構的方式，把原本龐雜的散文以文學的形式、語言、價值、倫理、讀者、形象、心理、身體、生活、評論分成十類，再從這類別中以「文學的價值」作為整本書的問題意識。結構上以文評理論所熟悉的「作者」、「作品與社會功能」與「文本」作為編輯內容的核心，文本以顧城的〈錯過〉、魯迅的〈臉孔〉、端木蕻良的〈爺爺為甚麼不吃高粱米粥〉、白先勇的〈一把青〉、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等作為文本分析例證，讓整部書稿結構分明。心水清的讀者或會發現，在文評理論中欠缺了「讀者」的部分，這從讀者而來的接受美學，正是我們作為讀者，在閱讀本書的經驗過程，同時也是在這無涯之旅中發現文學尚未劇終的原因。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