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特聘教授David Theo Goldberg於日前（15日）凌晨1時於社交媒體發文，指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前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阿巴斯（又稱馬文彬，Ackbar Abbas）逝世，享年84歲。Goldberg教授形容阿巴斯「對神秘莫測與詭異現象的分析，無人能出其右；智識與物質層面上無盡的慷慨。是一位獨一無二的朋友，亦是無數難忘智識探險的共同策劃者」。

陳盈棻觀畢文化評論人李照興新書《等到下一代》，認為李照興在書寫這本書的起手式頗具哲學家班雅明式博物誌的色彩，不但是個人的回憶錄，更試圖藉由文化研究途徑的視角，補充2019年前後以來台港學術界流行的一種論述策略，亦即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重大歷史事件如何塑造香港的共同體意識，透過歷史的縫隙串聯不同時期的香港日常消費文化片段，探究在地身分認同的前世今生。

說起香港，你會想起什麼？是港產片裡某些倒背如流的經典對白；是流行曲中某幾句刻骨銘心的歌詞；是小區裡某幢已被拆卸的老好建築；又抑或是曾跟老朋友上街遊行的某年某日？然而，在這些事物正陸續消逝的今天，上一代或許還有記憶作為憑弔，下一代卻可能連知道的機會都失落了。BONO（李照興）的新書《等到下一代：香港流行文化與身分認同史備忘1970S-2000S》告訴大家，記憶其實需要拷貝，「香港」原來更需要備忘。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盡量避免在由主旋律書寫的歷史洪流中，在花果飄零的後離散時代裡，感到迷失與惶恐。

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早前逝世，文化評論人鄧正健撰文追悼，也悼那些年他讀過的文化研究。他回憶本科時所寫的第一份功課就是關於「後現代主義」，那時第一次聽說詹明信的名字，後來他偶而都需要讀到詹明信，陸陸續續買了幾本他的原作和譯本，最後卻只留下北京三聯出版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然而，後來人們漸漸掌握了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文本歷史化」已成了常識，詹明信漸漸在他的文化批評語境中退場，但在詹明信逝世之時，鄧正健形容重讀他的「後現代書」，依然是一場令人十分快樂的閱讀過程，甚至想起當年對世界和理論思想充滿質樸的好奇，而正是這份情愫，才令人更容易進入詹明信的論述裡。

黃自鴻把在《信報》專欄《優雅的生活》裡的撰文結集，編成這部《尚未劇終》，但這並非一般的文章結集。當中每篇散文都在透過經典的文本和大眾喜愛的流行文化，輔以適切的文哲理論，讓讀者能深入淺出地認識、理解、甚至愛上文學。重編文章的用心處，是作者以論文結構的方式，把原本龐雜的散文以文學的形式、語言、價值、倫理、讀者、形象、心理、身體、生活、評論分成十類，再從這類別中以「文學的價值」作為整本書的問題意識。結構上以文評理論所熟悉的「作者」、「作品與社會功能」與「文本」作為編輯內容的核心，文本以顧城的〈錯過〉、魯迅的〈臉孔〉、端木蕻良的〈爺爺為甚麼不吃高粱米粥〉、白先勇的〈一把青〉、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等作為文本分析例證，讓整部書稿結構分明。心水清的讀者或會發現，在文評理論中欠缺了「讀者」的部分，這從讀者而來的接受美學，正是我們作為讀者，在閱讀本書的經驗過程，同時也是在這無涯之旅中發現文學尚未劇終的原因。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