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李照興以新書《等到下一代》記住香港流行文化50年

說起香港，你會想起什麼？是港產片裡某些倒背如流的經典對白；是流行曲中某幾句刻骨銘心的歌詞；是小區裡某幢已被拆卸的老好建築；又抑或是曾跟老朋友上街遊行的某年某日？然而，在這些事物正陸續消逝的今天，上一代或許還有記憶作為憑弔，下一代卻可能連知道的機會都失落了。BONO（李照興）的新書《等到下一代：香港流行文化與身分認同史備忘1970S-2000S》告訴大家，記憶其實需要拷貝，「香港」原來更需要備忘。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盡量避免在由主旋律書寫的歷史洪流中，在花果飄零的後離散時代裡，感到迷失與惶恐。

流行文化建構港人身分認同

「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如此難說？」這是出自也斯的經典大哉問。「難說」是因為「香港」一直被各種意識形態「再現」；這個被稱作「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城市，一方面被描述成一種國際性都市的故事，另一方面又充滿了民族性的故事；在這兩種好像相反的大故事中，「香港」都變成了一種陪襯，一種邊緣性的存在。然而，若以香港作為主體論述，又會陷入另一種尷尬。「當香港身分出現之時，它卻首先是以正陷於消失的形式呈現。」BONO解釋說，「就是因為害怕失去時，我們才會特別想起來。」這是後殖民主義之於香港的必然結果，但同時也成就了香港的獨特性，「香港人都不擅於回答自己是『什麼人』，我們更傾向說自己不是『什麼人』；與其說香港文化是中西混雜，不如說我們其實不中不西。這是一種以『非我』來間接界定自我身分認同的方法，很迷惑但同時又很迷人。香港唯一曾經理直氣壯地，以主體角度去描述自己，便是體現於始於1970年代的流行文化裡。」

1970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起點。當時，戰後嬰兒潮一代陸續長大；這批被呂大樂形容為是「第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別於他們的父母輩，不再把香港視作「暫居」之地，而是萌生出「家」的想像，會想這個城市能變得愈來愈好；於是便在「中」和「西」以外，首次出現了所謂的本土意識。而隨著60年代各種新興媒體的出現，讓這一代有機會將「本土香港」或有意或無意地宣揚出去。「1972年許冠傑的〈鐵塔凌雲〉（前身叫〈就此模樣〉），可以說是開啟了粵語流行曲的時代；翌年楚原的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上映後，從此香港便沒有人再拍國語電影；當然還有之後的新浪潮、各大電視台所拍攝的電視劇、形形色色的雜誌等等，都可以見到香港在流行文化方面，正以一種生猛活潑，乜都夠膽死的狀態呈現於世人面前。」

70年代的實驗，締造了80年代的盛世，90年代達到最高峰，這30年便是「香港大流行」的黃金時代。「正因為當時香港的流行文化呈現出一種強勢，其所企及的高度沒有任何一個華人社會可以媲美，沒有一個大陸人沒聽過《上海灘》，沒看過TVB改拍的金庸武俠小說電視劇，以至後來的周星馳，足足影響了好幾代生活於不同地區的華人。這都是香港流行文化的貢獻，也讓我們開始出現一種『優越感』，繼而建構起一種身分認同。當時，這些都是建基於香港流行文化裡所包裹著的，屬於香港這個城市獨有的風格、品味，和價值觀。」BONO在新書《等到下一代》裡，以「適逢其會」、「神仙過海」和「天馬行空」這三大因素剖釋了香港大流行的由來。「那是一個由『0』到『1』的發展過程，基本上就是無掩雞籠，任何人都可以跨界別變身成為流行文化生產者。而正正就是這種自由和流動，才能讓香港得以成就出那段光輝歲月。」

從恐懼失去到面對失去的自求多福

《等到下一代》成書於去年11月。BONO在疫情期間開始編撰，從廣東歌、港產片、電視劇、電台、DISCO、酒吧、CAFÉ，以至茶餐廳等面向，娓娓論盡香港流行文化的源起乃至源起緣滅。是的，雖說書名指明是1970S至2000S，但內容其實還包含2020年代當下的香港，絕對是香港文化研究的重磅讀物，更是上一代文青的個人回憶錄；有大時代的觀察及梳理，也有自己私人的經驗和評論；以不正統的方法來書寫正統的本地流行文化史，認真「香港」！但最重要的是，他解釋了從前的輝煌之於今日的衰落的箇中意義。「重塑香港流行文化歷史，對於現在的我們來就，其實也是一種變相求生。尤其是當香港變得愈來愈不似香港。」

正如上文所述：香港的文化身分，就是因為害怕失去時，才會特別想起來。而2019年後的我們都心知肚明，所有害怕失去的，都終將失去。但原來面對恐懼，上一代其實早在80年代已曾預習，只是一直拖延到差不多三十年後的今天，才塵埃落定。「最早應該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不過當時我年紀還小，真的不太清楚，只記得那些年看新聞總會見到雙方的會談有或沒有什麼新的進展。直至1989年，正在讀中學的我懂得發生了什麼事。跟很多香港人一樣，都會感到失望和沮喪；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後決定到美國讀書。但這個傷疤，在1992年鄧小平南下，中國重新改革開放之後，好像被撫平了。我們甚至都開始相信九七回歸後，中國會跟著香港一起變好。我想，當年大部分香港人，都有著這種大中華膠的憧憬。」

文化是經濟的產物，經濟又會受到政治影響；90年代作為本地流行文化的最高峰，某程度上其實是建基於80年代發生於中國再蔓延至香港的政治事件：港人因為失望而縱情於搵錢與娛樂；馬照跑舞照跳，成為了自我安慰的某種催眠，流行文化順理成章地變成更加粉紅的泡泡，映照著不知是否無限好的夕陽。但因為害怕失去，所以在犬儒以外，也出現了更多身分思考，而流行文化則繼續擔當最好的載體。無論是音樂還是電影，一系列關於「香港」主題的創作湧現，像煙花一樣趕緊在大限到來前盡情綻放。「但事實上，九七回歸最後比大家想像中都順利。2008年之前的中國，也的確充滿了美好的文化想像，讓我們以為，憑藉過往的輝煌，香港流行文化可以繼續北伐，以至開花結果。」

BONO坐言起行，2004年便以TELEPORTER自居，加入中國傳媒大集團《現代傳播》，主理《周末畫報》城市版，一直遊走於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四地。見證大國崛起的同時，暗地裡卻像卧底般打算將香港模式移植上去。「當時的中國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轉變，到處都有新的事情發生，四圍都充滿了新的靈感，甚至會遠遠超乎你的想像；所有的文化，無論是主流還是地下，都容許出現。對於一個傳媒人來說，這簡直是最正的場所，可以好好大展拳腳。」BONO的體驗，大抵上也是當時北上拍片的香港電影人寫照，無論是資源、題材、規模等方面，都比香港更大更多，而且作為北飄港人，夾雜著源自昔日的光環，似乎還會被看高一線？然而，2008年後，隨著中國政治環境改變，這些美好事物亦逐一消逝。「2008年的《潮暴中國》，紀錄了我那段最樂觀最開放的中國觀察；但2012年，我便出了《燃後中國》，意思就是在北京奧運後，一切都燃燒殆盡了。也像事後煙一樣，高潮早已遠去，甚至開始倒退。那時我便知道，我的中國CHARPTER已差不多來到尾聲了；只是沒想到，不到10年，連香港也受到影響。」

2019年自然是關鍵，但其實早在2014年已經在蘊釀。或許當時BONO已發現到一絲異樣，不過沒有人能想像到，逆轉會伴隨疫情而來，而且來得如此急速和全面，令人絕望，所以他才決定要盡快完成《等到下一代》這本書。「面對今天香港身分存亡之際，甚至連記憶也日漸被消失，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忘記。追塑香港流行文化、解構身分建立的由來，便是出於這種情感上的使命，因為它曾賦予我們這幾代人自信和勇氣，或許這些早已化作我們成長點滴的回憶，能繼續保存在個體裡，默默地對抗著那正在被重新建構的主體性。這也是作為一個香港人文化評論人的使命。」

後記：失憶（沒有）諒解備忘錄

「當你不可以再擁有的時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讓自己不要忘記。」不知道你最初是怎樣接觸這句話？是跟我一樣，記得它是來自電影《東邪西毒》裡的對白？還是來自MOON TANG翻唱〈傾城〉裡的讀白？無論你是哪一代香港人，都希望你能夠知道，以至記得那個曾經的香港。這也是BONO的初衷，不是為了懷舊，不是要美化從前，而是通過此書，作為一種行動召喚，期盼大家莫失莫忘。正如書名，不是〈囍帖街〉的歌詞「等到下一代」，應是讀作「等到（粵音：賭）下一代」。「這是一本備忘錄。因為香港被失憶，所以需要備忘。但當中真的沒有諒解，真的沒法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