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勝」——黃飛鵬訪《燒失樂圍》導演李滄東、編劇吳政美

*本文題目及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前言

擁擠，星期日下午的地鐵，出發去訪問。

狹窄的站位，能聽到對話。兩男一女的學生討論他們在做的生意，賺了五千，成本用了一千多，花了不少時間，他們說做起來也沒賺頭，不如不做。女生回應：「像我呢啲活在當下嘅人，唔同嘅。」

他們很快轉換下一個話題，就在這隨時可以下車說再見的列車上。

這次導演李滄東來港，一是因為得到亞洲電影大獎的終身成就獎，亦因為香港國際電影節以《韓國電影一百週年》專題，播放他二十年前的作品《薄荷糖》高清復修版而訪港。圍訪他的過程， 彷如回到大學時候苦寫關於他電影的論文，對他的印象得到更全面的了解。


（攝影：黃飛鵬）


創作的訣竅是大量對話

當其他記者問及他得到這終身成就獎的感受時，身穿黑色西裝外套的他，語速緩慢地表示，在他知道消息後，心裡當然高興，但同時也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夠資格去領這個獎，感覺這次的嘉許，會鞭策他更有動力去完成新的創作。他回想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很少想到要堅持些甚麼，可能只希望在途中，能不停地探索更新或更遙遠的嘗試而已。

我理解他說的不完全是謙虛話，因為跟和他工作六年的編劇訪問後，就了解他所說的這種不停求變的精神，可能真的在他創作中實踐。

在康城影展獲得史上最高評分的《燒失樂團》，是李滄東第一次和別人合作編劇的電影作品，另一位編劇就是吳政美。眼前這個子有點小的女生，訪問當天戴著圓框眼鏡。我們用英語對話。

「當初認識李滄東導演時，我是他的學生。我的碩士學位是修讀英俄文學，當時專攻寫下經典作品《Lolita》、《Pnin》的俄國作家納博科夫。之後因為想以寫作進入電影的崗位，所以又在韓國的K-art上編劇導演的課程，就成了他的學生，畢業後就在他的電影公司工作，那時是2013年。」

「和他工作的方法，其實是不停地對話，我意思是真的大量的對話。」政美當時停頓了一下，這停頓讓我猶豫，到底有多大量？

「我舉個例子，在學校時，李滄東要求每個人寫一篇短的故事大綱，我們從三月就已經寫好。之後不停地討論，一直改動，直到十一月，也仍然只是故事大綱。每個同學自己獨立地寫， 每個星期見他一次，不停地討論。最後我大概也寫了十二到十三個故事大綱，依然未向下一步前進。我們由角色、攝影、聲音、無所不談地緩慢前進。」

「我作為作家及編劇，一直希望自己的故事具有原創性，寫下一些只有我能寫的故事，這是我作為故事述說者的一個目標。」

而改編故事中的原創性提問，其中一位記者也有問到李滄東，《燒失樂園》作為改編自村上春樹短篇小說《燒倉房》的電影作品，但同時美國作家福克納也寫下過同名的小說，問到如何把作品融合，同時改編到符合韓國的語境時，李滄東表示他從一開始就沒有以還原文本的意圖去創作，因為村上的短篇作品由故事開始，主角的背景就存有大量的迷霧，有種接近虛無的氣氛，而福克納的故事，卻由主角在不同方面受壓迫下所作出憤怒反抗為故事的主軸。他在這兩個風格各異作品中，歸納出一種接近現代生活的謎團，好像角色時常都生活在無法得知答案的日常，觀看這些謎團，又產生各種視覺和觀點，彷彿只要在不同的角度重新觀看，迷霧中又會看見完全不一樣的風景。

政美在訪談中補充：「當我和他開始寫劇本時，想著應該可以跟他學習寫有關接近悲劇的文本，他很有這方面的才華，特別是希臘式的悲劇。但有趣的是，我和他開始工作後，他感興趣的正是我過往所讀了好幾年的Metafiction——後設小說，這類型的小說具實驗性，故事架構本身也是故事的一部份，在寫《燒失樂園》時，導演他一直在找尋新的說故事方向，令作品要更長的時間去完成。就有如納博科夫提過——生命就像螺旋，不是一個完整的圓型，但總會重重複複。哈哈，我又在這樣的經驗裡頭，一過就是六年。」這笑容背後，其實是他們在文字海上不停地推倒重來。在六年間，他們創作出超過二十多個故事，還有數不盡的概念，最後在《燒失樂園》靠岸。


（導演李滄東。攝影：黃飛鵬）

現實的謎團、絕望與出路

我問道，導演在經過二十年後再看《薄荷糖》的復修，會有甚麼感覺嗎？而當中所描繪的主角放於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時代意義？問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大學時第一次看《薄荷糖》，完全被這電影的架構和內容所震懾。在電影中只用簡單的倒敍，去描述成長中無法阻止的悲劇，他的確很擅長。

李滄東表示再次處理復修《薄荷糖》，會想起當年拍攝這電影的原因，主要是想追憶自己年輕時經過單純、美好的歲月。在故事中的主角所感受的事情，也是他自己曾經所感受的。如今再看也會發現自己曾經有過這一段青春，同時也再思考時間的流逝，於生命有何意義。

《薄荷糖》是緊接在新作《燒失樂園》的拍攝完成後進行修復。兩套同樣是處理青春命題的作品，在導演李滄東眼中，《燒失樂園》所描述的年輕，是更接近現在當下的。他發現，好像在從前生活上所遇上的困難，就算不能解決，但也比較知道原因是甚麼，但到了現代社會，生活的困苦，有時已經變成是一種謎團，不但無法被解決，同時無法被了解，一切都變得虛無。好像我們現在窗外能看見很多美麗的城市景觀，然而隱藏於這城市背後﹐所存在的問題，如青年人看不見生活出口，也並不是韓國所獨有的。

另一個記者追問，不論是《燒失樂園》又或是過往的多個作品，看似如此絕望，是否在他的想像裡頭並不帶一點快樂。李滄東和編劇聽後尷尬地笑了一下，然後回應，他認為人生是由很多不同的元素所組成，有美麗、快樂，但同時有黑暗、絕望。他很少想從電影中定義或是歸結出甚麼，反而在觀看創作的過程，更像一種投射，映照出觀眾自身所想的意念。

我在專訪時再問到編劇，她的答案更直接了當的否定記者的看法。

「在我看來——李滄東﹐作為一個導演、作者，在選擇角色時，—— He always chooses who can fight against the world. 他著眼於誰認真生存、誰對抗命運、誰更拒絕認命、誰認真看待在身上發生的所有事。我在其中看見極大的希望，及對人內心所擁有強大的韌性抱有信任。這對導演這崗位來說，是極為難得，也是我欣賞他的其中一點。」


吳政美看李滄東：巨人偏愛平凡

那在你眼中，李滄東，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她第一次出現一個長時間的停頓。

「在創作上，他給予我很多自由度，基本上我可以提出任何意見，儘管我曾經是他的學生。有一次我們在討論劇本時，提到為甚麼他會找我寫劇本，尤其我寫劇本的經驗比較少。他回應是因為我會說對他說『不』，我會否定他所提出的意見和看法。他現在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經太正確了。」我聽後也會心微笑，現時的李滄東，在很多電影人心目中，的確有如一個巨人的存在，教科書一樣正確。

「在學校上他的課時，我已經是這樣，可能這也是一種反叛，哈哈！但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在電影上，的確未必能像他了解那麼多，但我也有只有我能明白的事，這種尊重在藝術的交流上，是一種重要的基礎。 」

「而他生活上，是一個很平常的人，就像一個平常的老師。我所說的平常意思是，他很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保持平凡。在別人眼中，他已經很有名，很成功，但他經常提醒我，作為一個藝術家，要努力地保持平凡。因為他覺得只有在平凡中生活，你才能看見其他平常人的生活、感受到他們的感覺、聆聽清楚他們的故事。這種態度，他放於電影、文本創作，甚至與人相處的生活裡。」

這點我也不懷疑﹐因為在我訪問政美時，看到李滄東完成圍訪後，已經換掉黑色西裝外套，穿著一件深藍色的恤衫外套，在和朋友帶來的小朋友問好，那坐姿、動作也太平凡，如果不認得他，只會當他是一個平常人，而完全忘記他是韓國電影界殿堂級的導演。

「我在他身上也學會了很多事情。舉個例子，他時常強調我們並不是在發明（invent）事情或是角色，而是發掘（find），只是把原來就存在的東西找出來。好像在《燒失樂園》選角時，我們需要的不是去設計角色，而是在人海中找到裡頭的三個主角——鍾秀、海美和Ben。」

李滄東在圍訪中，也有提到飾演鍾秀——劉亞仁的表現，他認為劉亞仁雖然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明星一樣的存在，但其實他擅長把內心的憤怒、壓抑、敏感都表現出來，導演認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劉亞仁做得很好，這是他一個從前沒有人發現過的面向。

「這樣的發掘，也包括在我們找尋場景時，那些場景就一直存在，只是等待我們去發掘，然後放到我們的劇本上，而不是我們去建造一個場景。」

聽起來這一切，如此理所當然，但那些帶有原創性的發掘，是通過編劇和導演大量的對話，由角色塑型到考慮所有情節出現、甚至發生於甚麼場景，除了用上時間，根本毫無捷徑。


後記：勝利，是要健康地取勝

在和政美訪問的尾聲，我問她是不是不喜歡拍照？她就笑笑，我說那不如影你寫的字就好了。她就微笑點頭，在手機上找了一陣韓文和漢字的翻譯，她寫了「健勝」兩個字。她問我漢字這樣排列可以嗎？我反問她想要表達甚麼？

「Find victory in your own healthy way.」——以健康的方法找到屬於你的勝利。她笑著的回答。

我聽了後苦笑，好像在中文的結構上，勝利就是勝利﹐沒有人在乎這方法是不是健康的。但她整個訪問提到和李滄東導演工作中的刻苦，在當中，依然沒有忘記自身。沒有忘記日常，這大概就是他們這兩個韓國電影工作者身所共享著的創作態度。

（編劇吳政美寫下的「健勝」字樣。攝影：黃飛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