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潘國靈《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失去」是通往寫作的力量
由抗爭年走進抗疫年，兩股不同旋律相互盤纏，城內人站在風暴之眼，難免感到疲乏。多年來遊走於不同文類的潘國靈，靜下心來，重新整理自己千禧年以來有關城市文化研究的文章，編成新書《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當生命不斷面對失去，一切跌到最幽谷的狀態，頓感疲倦無力之際，失去的過程卻又迸發另一股力量，潘國靈說，這正是寫作最弔詭的地方。
社會遺忘太快，過去並非過去
從《明報》的副刊記者出身，到出版首本短篇小說《傷城記》，寫回歸前城市與成長之傷逝，一路以來的寫作，潘國靈也是城市的觀察者。這種意識的萌芽，潘國靈說是啟蒙自1989年的六四。「當時我參加很多遊行，也上過不少關於六四的延伸課程，第一次聽李怡叔就是中七，聽他講到治和人治。所以，有時social awareness的萌生很偶然，有時是社會事件所trigger，但它的萌芽必定先於寫作。」對潘國靈來說，虛構與非虛構的文學寫作，並不存在很明確的界線，重點反而在於寫作人對身邊世界事物的意識。「有時候花開兩朵，從一件事可以散落、轉化。早年我寫廟街，寫九龍城寨，小說、論文都有，所以這種social awareness一直都存在，問題在於表現手法，有時在小說，有時在公共性的文化書寫，甚至散文。」出版新書，一方面是以公共性的社會事件為主軸，另方面也是作者個人的整全回顧。重新梳理脈絡，潘國靈除了希望在這個時代做點事，也希望藉此試圖與讀者建立溝通。「2019年衝鋒陷陣，大家都有啲攰，停下來覺得可以點呢？可能文字的力量很微弱，但我都想做返啲嘢。我經常覺得，過去並非過去，即使某些generation經歷過，但社會遺忘得太快，那些以為自己經歷過的，其實只知道表面，很多過去還有待解開和發掘其中意義。」
潘國靈在書裡的序提到，1998年在科大人文學院讀書時，曾跟李歐梵教授讀著他還未成書的英文文稿《Shanghai Modern》，彼此的淵源也是由此而生。「回歸之初，我寫過上海香港的雙城特輯，李歐梵比我更早寫《上海摩登》，當時其中一堂，就是看他未成書的英文manuscript。後來彼此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是我讀PhD的中大年代，他是我法語課程的後期supervisor。雖然他是我的前輩，但有趣的是，我們屬於同一類人，大家也很open，並非恭恭敬敬。」師承這位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潘國靈自然也受到他的影響，並坦言「如非因為李歐梵，當時可能不會開始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這亦為他在城市文化研究的道路奠下基礎。
有心進行城市研究和觀察，潘國靈認為可分三個層次，首先打好理論基礎，其次是個人跨城市的經驗，最後是參與其中的在場感。「Urban studies是很豐富的一環，我的很多啟蒙也是來自書。我覺得文學與非文學並非不可割裂，寫城市的筆觸也可以非常文學，所謂的文學性其實滲透在很多書寫之中。」然而，單從書本吸收並不足夠，潘國靈覺得擁有遊走生活的經驗，方能以相對視覺寫出更深入的角度。「如果沒有comparative的城市視覺，有些角度也未必寫到。例如2011年我在紐約，正值當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親身出入過現場幾次，在地知道它是怎樣的一回事，當這種佔領空間放到香港又會怎樣？裡面是否有直接關係呢？很多時候，了解自己需要一面鏡子，其他城市就是這面鏡子。」
潘國靈相當強調臨場感的重要，書裡提及的反國民教育、雨傘運動、反送中等，他都曾以不同形式參與其中，內文也收錄了不少他在現場拍攝的照片。重視這種在地身處的臨場感，只因當中有些感覺和體會，潘國靈深感單憑資料蒐集，永遠無法獲得。「事情是否有臨場感，相片對我來說很重要。寫作人除了閱讀，生活經驗都很重要，其中一部分就是社會上的經驗。你可以完全不理，但會顯得略為蒼白。親眼觀察現場狀態、自己的身體狀態、身體如何帶著理智走．臨場感記錄的筆觸可以更加細膩。無論想寫小說或記實，如非身在現場，單靠research是無法知道那些氣味。」
「物本無聲，但敲它卻會發聲」
任何事件，必然包括時地人，如何決定甚麼議題值得書寫，潘國靈認為得須回到「何謂事件」的討論，並由此說起書中收錄「控煙運動」多達五篇文章的原因。「只看表面的話，可能只會看到『2007年1月1日（開始），室內全面禁煙』，但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元素，例如煙的圖像、歷史性、空間、形象、階級性，以至『控煙條例』為何會在香港成為中國第一個試點，背後原來跟聯合國的公約有關，牽涉其中的也非只有香港，而是全球global health的重要議題。」即使如斑鳩在商場築巢、石牆樹遭殲滅等社區保育議題，潘國靈都能由小觀大，一葉觀秋，看到它們放諸城市的荒誕和重要性。「所謂抗爭，有時並非直接地抗爭那事件，而是明知我們的故事將會被改寫，民間聲音繼續肯寫，依然有人做記錄，其實也是種堅持和抗衡，所以選擇收錄的文章時，也想收納某些較另類的事件。儘管看似小事，但擁有人文關係的城市，如何處理它們是個很重要的議題，對我來說亦非地區性，而是人與動物和大自然的關係，同樣屬於城市的一部分。」
笑言自己是個「儲物狂」的潘國靈，歷年來不少書寫也與「物」有關，潘國靈更提到曾有意為這本書，找個空間舉辦實體展覽，展示自己過去儲集過的物件，只是單靠一人之力太費功夫，最後才沒成事。「我有想過可以隨著這本書，找出儲低過的相關物件作展覽。我儲了很多有關六四的書，包括當年的報紙廣告、歌曲和概念大碟，雖不敢說全部物件都有，但始終需要可觀的空間作為展覽之用。」滿足自己的儲物癖以外，「物件」對潘國靈來說也是一種痕跡，在他過往所寫的《消失物誌》、《靜人活物》等，均可見「物」在其眼中的重要性。「當記實貫穿文字，非文字的一面就是物件。物本無聲，但敲它卻會發聲，透過物件會出返好多可能性。」
寫作往往建基於「失去」
訪問當日，潘國靈正好到酒店暫住幾天，隨行帶上好幾本書和雜誌，閒時閱讀，也為寫稿，其中的讀物之一，包括以「終結瘟疫」為專題的《國家地理雜誌》。原來，這才是他疫情至今以來，首次落筆書寫這個主題。「今次很奇怪，SARS寫過很多文章，但這次明明很多題材想寫，卻一直沒有開筆，我自己也在思考，點解呢，我發覺可能因為太複雜，很難向其他人表達香港如何由抗爭年走到抗疫年，病毒也加添了很多政治上的因素，香港比起國際的處境更加複雜。」疫情以外，《國安法》衍生的寒蟬效應．對寫作人與出版業帶來的衝擊，城內也愈見明顯。艱難時代，書寫還有甚麼位置和力量，潘國靈坦言自反送中運動以來，內心不斷自我質疑與反思。「很多東西要縮的話好容易，對於我這些作家，確實也有部分板塊的轉動，唯有見步行步，as long as有個空間都寸土不讓，守得幾耐得幾耐。」
生命中不斷面對失去，正如失城的議題，也非現在才感覺得到，只是這兩年意想不到的急劇變化，讓我們更加確切感受到各種逼在眉睫的失去。「對於寫作，甚至其他方面，沒有人希望看到這些事情發生，但它卻會trigger很多可能，成為通向寫作的力量。無論公共或私密書寫，那些因創傷而消失，或某些東西沉落而出現寫作的雙節奏，都貫穿在自己很多作品裡面，對我佔有很重要的位置。」無論個人抑或社會，當跌到最低沉的狀態時，潘國靈覺得往往能迸發出另一股力量。「寫作是很弔詭的，往往建基於某些東西的loss，過程反而會出到創作的力量；又或者有些東西跌到很幽谷的隧道，反為寫得出人性的深層，我長久以來都帶著這種心態。」
寫作至今超過二十年，依然持續關注身邊新事物，潘國靈笑言自己「某程度都幾唔長大」，但也唯有保持著這份最原初的心，才可讓他對世界抱懷好奇的心，一直如此書寫下去。「寫作人可能會攰，但唔好畀自己化，也要保持對世界好奇。其實人的一生這麼短，幾十年掌握的東西太少，如果一直打開，會發現無窮無盡，也要知道有些議題，年輕人的筆觸會寫得更好，我覺得寫作人都要有這樣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