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新書序】《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事到如今,邊緣回望

其他 | by  潘國靈 | 2021-03-05

二○一九年香港人經歷動盪的「抗爭年」,未可逆料的是緊接著是一整年的「抗疫年」,兩相盤纏,是亂世嗎,還是亂局,人人各有領受。在風暴之眼中,大概是我上街也開始感到疲乏,教學受到中斷的二○二○年初,我靜下來,因著當時心情,編起了歷年寫時政的文章,編成了這本《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一書。


多年來我遊走於不同文類,寫小說、散文、文化評論及詩,但我不是時事評論人。但在頗大量的「公共性」書寫中,我不時也寫及時局現象,未敢輕言介入,多是即時從內心流瀉於筆尖的文字回應。究其實,即使是文學人我並不完全相信「純文學」此說——如果純文學指的是文學不沾染政治的「純」。如果政治就在生活中,文學與生活息息相關,那文學當然可涉及政治,文學人一以貫之反對的,只是政治駕馭文學,一切限制了文學自由追求的行徑(包括文學必須介入、必須本土、必須用甚麼話等等——當成為絕對標準或要求時)。況且文學人以外我還有其他身份。譬如多年來出現於不同的遊行集會中,我不會先自覺自己是一個文學人或作家,基本上就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參與,儘管也常以筆或鏡頭作記錄。撰寫文化評論,包括文學、電影評論(近年久已沒寫,但仍常觀影)及城市文化,而後者,除了城市空間及各種文本閱讀、跨城市比較等等之外,與城市有關的社會政治亦時有寫及。事實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及文化研究系教授的一個碩士班,就是有關多年來,尤其自九七後不斷增生、轉化、退場、互有角逐的形形色色香港論述。


這本書的第一篇文章寫於一九九九年末,有關千禧年,當時全世界望著公元二千的來臨,不是集體歡騰而是集體都對「千年蟲」會否癱瘓世界存有憂慮。這篇文章以當時「世紀末最後一天」的公開徵文為題,發表於《明報.世紀版》,算是我在社會現象文章方面的一篇練筆。文集由此數起,其實也是想從此點出發,以不同社會事件(events)為軸,帶大家走一回二十年來的香港。都說香港廣泛受國際關注,以一九九七為高潮,之後再在國際聚光燈下,要等到二○一四年雨傘運動,及尤有甚者的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又稱「反修例運動」)有人看以為是「終局」之時。此兩役運動我也算是積極參與,寫了不少文章,曾有編輯建議我不如集中「大事件」如沙士、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來編選,但我以為單是幾者坊間書籍不缺,除了包納這些「大事件」,我希望將視野拉闊一點,藉此書喚起一些人的歷史記憶,或補一點歷史遺忘,或讓一些遲來未經歷者認識,從當下切回過去,從過去瞭解當下,回放香港,時間看似直線卻充滿迂迴。


由是,此書涵蓋的事件,有千禧年、二○○○年書展《老懵董》等政治漫畫文字書大熱、香港回歸之初中港尚處於蜜月期的「上海熱」(及「雙城記」話題)、零三年突發傳染病SARS爆發、零五年迪士尼在香港落戶、反世貿會議、零七年全面落實的控煙措施、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及其所牽涉的「保育運動」及隨後的「本土論述」發展、西九文化區推倒重來、二○一二年特首選舉、反國民教育、六四再思(六四悼念在坊間出現不同聲音)、雨傘運動、亞視告別永恆,至反送中運動等等等等。其中不同的社會事件,歷經幾任不同的行政長官,雖然我多少不願他們的名字出現於此書,但作為一個時間框架,他們也有明確的標識作用,故在目錄上也用上。


上述不同的事件中,我投入的程度不同,但多有身在現場繼而書寫。《老懵董》等政治漫畫文字書當年買過(後來散佚,近日在舊書店尋回一本),跟此中推手的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也認識多年(有趣在近幾次在街頭遇上都是運動現場,最近一次還在「禁蒙面法」當夜的旺角深宵街頭)。說到上海熱,一九九八年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就率先跟李歐梵教授讀著他的英文文稿(還未成書)Shanghai Modern(後來由同窗毛尖譯成中文版《上海摩登》),後來李照興策劃完《香港101》再牽頭編《上海101》,也貢獻了幾篇文章和參與有關講座。SARS更不用說了,我一向對疾病題材感興趣,SARS期間我寫了不少文章,其中一篇〈SARS的集體回憶建構〉,受梁文道邀請,在二○○五年「四城文化會議」(香港、台北、上海及深圳輪流主辦,當屆在深圳)發表。七月一日自SARS那年在香港改變了意義,五十萬人中有微小的我。兩年後的「反世貿會議」,那年底亦參與了反世貿遊行,旁觀為主,但也見識了一些東西。在「控煙運動」上我寫了不少文章,煙不僅是煙,還牽涉複雜的企業利益、全球治理、階級、性別、媒體形象、城市空間等元素;當年寫那麼多,除了自身興趣,還因為身旁有一位在控煙運動上站在浪尖的好友。二○○六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我曾與這好友搭上從中環愛丁堡廣場天星小輪碼頭開出的最後一班渡輪。有人說大家都在最後關頭「湊熱鬧」,但我從最後專程來搭小輪的人的眼中,以至未到終結仍如常將粗麻繩套在繫船柱的船員眼中,確實亦感到真情。人間有情,懷舊未必盡是空洞,即或是,人的感情非單一,送別過最後一班渡輪,我也曾在碼頭靜坐示威。我不是喊口號振臂高呼的人,即若置身其中,因本性仍是對集體性的東西有畏,但文化人以某角色參與社會事件特別是有關城市規劃,比碼頭事件更早的,應數到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利東街(俗稱喜帖街),是在這次事件或運動中,我對灣仔發生濃厚興趣,曾替香港藝術中心開辦一個「灣仔寫作坊」(灣仔的文章早收於《城市學》繁簡體版中,不再另收)。除了以上提及的「香港論述」碩士課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另教授本科生必修科「空間的文化研究」,亦必有課堂談及「保育」及「本土」,這些亦在本書佔一席位,某程度上,書寫以外,我也視教學為一種社會延伸的參與。


閱讀作為抗體?——潘國靈與白雙全的「圖書館療養院」


時間不由人地前進。二○一二年,我曾看成是漫長的「失城」的關鍵性一年。政府總部由中環下亞里畢道遷至灣仔添馬艦,最初的「公民廣場」造就了反國民教育大集會,作為公民我也身在現場,但文集中寫的〈國民教育的迷思〉一篇卻早於此。說到遊行,現在年輕一輩已沒有遊行至前政府總部的記憶;我最早的遊行應是「八九民運」遊行至灣仔新華社,回想起來,當年六四於我也可說是首次的民族主義洗禮,少年的我竟也關心起中國來,還在校外參加了相關課程,後來讀研究院時,好像還債般,花了不少心力寫成〈香港六四流行歌曲回顧〉(收於《城市學2》 )。儘管當年也曾萌起的國族情懷早已不再,多年來只要身在香港,維園燭光晚會我仍是去的。二○一三年此悼念受到一些激進「本土派」批判,文章〈六四再思〉寫於當時。


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如今想來,除了是香港第一次大規模公民不服從的佔領空間運動,還是一場城市烏托邦實驗。我在當中,命運也出現了逆轉。在運動尚未正式發生,學生醞釀罷課之時,我答應了《字花》在政府總部辦一場講座,因應自己二○一一年末曾在紐約數度出入「佔領華爾街」現場,遂想到說說其中觀察、「佔領華爾街」與佔中三子發起的「佔領中環」之別,題目跟羅樂敏都定好了,但一時因嚴重感冒而取消,結果轉而寫成〈從「佔領華爾街」到「佔領中環」的Missing Link〉一文。其後「佔中」變成「佔鐘」,我多數出入也曾留守於金鐘現場(另外的銅鑼灣、旺角佔領區也去過),在這段日子,我同步寫了不少雨傘運動的文章,關於歌曲、城市空間等。雨傘運動如今常被說成「失敗」,我卻覺得不可簡單定言,若說運動本身的政治訴求為落實真普選,這當然是未竟其功的,但一些覺醒,一些經驗又不可單單以表面的成敗來看。無論如何,經歷雨傘運動,世界一分為二,城市與自身生命都出現轍換與跳掣,凡此種種,亦構成本文集的部分。


大事件值得書寫,但城市的荒誕時時見微知著,譬如木棉樹因被投訴而被「摘實」,般咸道石牆樹一夜慘遭殲滅,都非一樹一區之事,不可不說是悲哀的。還有斑鳩在商場築巢,看似小事,其實也讓我們思考城市與自然的邊界。凡此種種,關於樹木和動物的,也記入文集中。亞洲電視重播煙花節目未嘗不是城市「回帶」的象徵,令人哭笑不得,終於壽終正寢,黃耀明以此為題在旺角麥花臣場館開騷的「美麗的呼聲聽證會」我也前去觀賞。音樂會最後一晚,《十年》獲頒金像獎最佳電影。書中有幾篇文章,將幾個事件置於一文,有時因事件之間互有關聯,有時因時間巧合而自身發揮聯想,譬如〈熊貓流產,港中大戰〉一文。


時間無由地前進。終於來到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交疊著個人生命的傷痛時刻。我有時會跟好友說,某程度上是反送中運動「救」了我,在我沉溺於傷痛之時,反送中運動或多或少把我「拔」出來,令我重新執起筆來寫,並且有點一寫不可收拾之勢。有時生命也得力於偶然,是在某次反送中運動的遊行中遇到曹疏影,當時大概行到鵝頸橋位置我有點倦了倚著欄杆觀察途人,忽然有人從後拍我,當下遇上很高興,疏影邀約有甚麼反送中文章寫好可給她。於是,我就坐下來,先以個人紀實之筆寫了〈逆權或風暴——我以眼目所見〉,文章過了字限,一寫就近七千字,感謝疏影繼續問及,復又寫了一篇以語言角度切入的〈運動語言之蜘蛛網結〉。後來又從空間角度多寫了一篇〈液態街戰——只有路障,沒有街壘〉,發表於《明報.世紀版》。本來還想就其他方面如宗教、身體、藝術治療、香港人身份等角度再寫,但此時進入抗疫時刻,論述無用,一切又好像剩下了最低的生存。如是,這本文集,文章以《明報.世紀版》始以《明報.世紀版》終,偶然得來多少也是自己的明報情意結——畢竟我初出茅廬時曾在這報館度過了一段歲月。


是的,最後值得談談的還有本文集中文章發表的出處。像打游擊般,文章發表的媒介涵蓋中港台(以香港為多),香港報章如《明報》、《香港經濟日報》、《商報》、《星島日報》、雜誌如《明報月刊》、《號外》、廣州的《周末畫報》、台灣的Net and Book等,也有難定於一位屬於華文媒體的《陽光時務週刊》、《端傳媒》等等。大多尚在,一些不存,文集把文章出處一一標下來,好作為記錄和時間標籤。若干文章出現於我在報刊的專欄,如《頭條日報》、《星島日報》、《明報月刊》的專欄,因專欄緣故文長約一千多字,其他文章則較長,二三千至七千多字不等。結集的時候旨在保留當時的原話,不作事後「更新」或「重寫」,某程度上這更可見一個作者隨時態發展的感想和回應。另外加入「回放香港事件誌」附頁,以詞條鋪墊資料,方便讀者切入文章,並架設「回放香港20」臉書專頁,讓紙上與網上連結,作延伸閱讀。素來出版文集,我少有簡單把散篇文章結集,多力求有一主題將之收歸,這本《事到如今》亦如是,可說是一個作者在時政文章方面,經年累月累積下來,這篇序言談及文章背後的一些經歷,也只為道出,寫作有時不僅止於紙上,如果可以,身在現場仍是重要的。當然一枝秃筆無法寫盡二十年,譬如書中並無專文寫及反高鐵(但文章中有述及),雖然我也曾在立法會門外聚集,並唸過詩;但以一人之力,書中寫及的種種事件,望涵蓋仍算豐富。而我知道,下一個二十年,我將無法寫到或累積到一本這樣的書。


二○一六年中我主動停了報章專欄,大致進入專心寫長文的階段。時代匆匆,文字短促,我反其道而行。如今這本文集出來,從定好稿後找人出版也耽擱了一段時間。碰著新冠狀病毒,社會停擺,出版業亦受影響。慶幸得kubrick支持,Amanda找來傑出設計師胡卓斌出手,令出版此書成為可能,也謝謝幫忙校對的Yvonne。時世艱難,此書以「早鳥」預購來集資付印,出書多年仍屬首次。推廣方面也試試別於傳統的方式,某程度上也是時代之變,感謝勇於實驗也擔任此書編輯的秋弦。時代在變,我對紙本書仍有牢牢情結,但無論以何形式,如果此書能通達到你眼前,讓你喚起或重新認識香港過去二十年來走過的一些足跡,這於作者來說就是莫大的安慰。


二○二○年九月十五日一稿

二○二○年十月十日二稿

二○二○年十二月三日定稿


延伸閱讀

作者其他文章

潘國靈

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共推出《寫托邦與消失咒》、《靜人活物》、《親密距離》等小說集;《消失物誌》、《七個封印》、《靈魂獨舞》等散文集,以及詩集《無有紀年》。此外在城市書寫上亦著有《第三個紐約》、《城市學2》、《城市學》等。作品於兩岸三地發表及出版,部分曾被翻譯成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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