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陌生的塑膠手錶(一則新冠病染十日談)

散文 | by  潘國靈 | 2022-12-30

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有了一隻新錶。這隻錶比較特別,不在鐘錶鋪買,不是朋友送我,它不請而來,由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在傍晚連著一個膠明袋子親自送上門。錶是塑膠製的,沒有美感可言,陌生人給我戴上手腕,錶帶有幾個孔扣鬆扣緊沒多大關係,就是這段期間你要天天戴著,陌生人上門送錶前還先來個電話,叫我在手機裡下載一個程式,他給我戴上新的塑膠手錶後就在那程式上點了點,拍了一張照。手錶與程式是相連的,可以定位追蹤也連上了手機鏡頭。雖說是陌生人,他卻頗為友善。我們在居所門口交收,他沒有跨進門內(大抵也不敢),在半開的鐵閘我們有了短暫的交談。


「係唔係香港人先,係嘛,係就不要怕。」


「錶要戴著。」


「最緊要多喝水。那些必理痛可不吃便不吃了。」


「真的不用怕嗎?」


「不用怕,我全家人都中過。早中好過遲中。你中了現在就等於多打一針。」


我們隔著不到零點一米的距離,他不是那種「大白」,穿得很簡便,互相之間只有一個口罩作防線——其實該說是他防護自己;那一刻,我有點好奇這種專職給人派物資包和手錶的人員是如何受僱的,有甚麼專稱嗎?或者名字並不重要,那一刻,我覺得他有一種「無畏」精神,在社會危難面前,總有些不害怕的勇士,為我們服務,但不為我們所記。又或者我想多了,無所謂勇不勇,為了生計,社會的一些「不潔任務」總有人會幹。


「今天真多,我剛剛才派完太古城,送到現在才派到你處。」他還掃掃我裝了程式的手機給我看,但也只是一剎那,我為他有點擔心,我沒有事前為自己的手機噴上消毒酒精。


頭重重的我在陌生親善大使走後,「香港人」三字仍縈繞腦際。怎麼他會扯到「香港人」上去呢?是說香港人齊心抗疫都不害怕,還是說,係香港人就乖乖配合,在這段隔離期間戴好手錶不要外出,知嘛?或者二者皆然。


我平日出門有戴手錶(是的,現在對很多人來說,手錶再非必需品),在家中戴手錶則鮮有。原來一些動作還是會習慣,或者所謂,進入下意識。戴上陌生的白色塑膠手錶,有好幾次,當我想知道時間,我不由把左手臂彎一曲,把眼珠子瞄在陌生手錶上——這當然是看不出甚麼來的,錶面並無分針指針,也無數字式的時間顯示,沒有東西在錶面上走動或跳動。它凝定的畫面是一個圓形貼紙,上方有「居家抗疫」StayHomeSafe 中英文字,下方左手邊有一個QR Code,旁邊有一串數字,最下方標示提供這技術的公司。它如何與手機的「居安抗疫」程式接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習慣在每晚臨睡前把手機調到「飛行模式」以免被短訊「震醒」的我,在未來的最少七天,要全天候把手機開著並保持連線。這手錶在自我隔離後會回收嗎?我想了一想。它的防水功能多強?能抵受得住未來數天我淋浴時的水花濺落?我又儍儍想了一想。與其說它是手錶,更恰當應稱它為「手帶」,但它形狀設計像手錶,我就稱它作手錶好了。


是的,差點忘了說,要獲分派這隻手錶,也真要一點彩數和經一番程序。如果不是我居住的大廈強檢,我是不會到最後時刻走到樓下的社區檢測中心,作我第一次的核酸檢測的。兩年多來我一直在逃,逃到這一刻,來到病毒走過幾個希臘字母跳到Omicron亞變種BA.4和BA.5成主流之時(除了醫學專家天曉得這些不斷變化的字母數字意義為何),大廈強檢總算沒有連著圍封而來,一天我乘電梯出門時,大廈看更跟我說:「這兩天要強檢呀!」如果只是在電梯處張貼告示,說不定我會忽略。總之,在病毒首度以「武漢」之名出現後的近三年之後 ,我終於做了第一次強制檢測。做的當晚身體仍無異樣,晚一點卻漸感不適,自己晚上在家中做快測是「一條線」,翌日醒來手機傳來衛生署的消息卻是:tested positive。噢,「中了」。雖說被感染好像只是遲早的事,但當來到,還是有陌生的感覺。首先當然是感到制度或系統之龐大,無論你多麼不願意,你還是要依照指示來做。上網向系統報告,說明家居狀況,一人自住不用與人共用廁所,報告時認識了一個字“ immunocompromised”,免疫功能不全之意,當下卻聯想到「抗疫妥協」。未幾收到電話,來電者即上述陌生人說傍晚會來派手帶,次日收到衛生防護中心的家居隔離令。我戴上手錶的那天,也即檢測當晚翌日,為第一天。是夜收看新聞,看著每天報導的感染數字有了不同感覺——數字不僅是一個數字,當天新增6,505宗新型冠狀病毒陽性檢測本地個案,核酸檢測陽性個案佔1,489宗,其中一個是我。當報導到危殆和死亡數字時,雖只佔不多的百分比,心裡還是會一跳。如果每個新患者都獲派一個追蹤隔離的手錶,那當日是發出六千多隻嗎?每一隻款式都一樣,你畢竟是眾生之一,但上面那串十二位數字如電子產品的serial number,畢竟又是獨一無二的。


雖說新冠病毒來到這時候殺傷力已大減,重感冒癥狀還是比預期來得辛苦。我沒有出現一些人所說的喉嚨爆痛,病毒倒是快速地侵襲上呼吸道,頭重得像戴了一個金剛圈,深長的咳如利刃般咳進我本來就很容易敏感的氣管裡。晚上在床上聽著病毒在我的氣管上吹奏顫音,人極累但入睡不易,頭兩天大概就在這種混沌狀態中渡過。久違的重感冒,但又不是人生也經歷過不少次的重感冒。頭重之外當然也是熱的,家中有一支上了年月的水銀溫度計,方想到沒用溫度計給自己量體溫也很久了,一下子溫度計竟連起了久遠的兒時記憶。但今夕是何年呢,一切畢竟已進化到數位,我打開那物資包內有一個跳字式溫度計,可以放在舌下也可以放在腋下,只需三分鐘,它給我報告出精準度在整數後有兩個位的數字。一如所料高出正常體溫,翌日又偏低。同期感染新冠的變種大多屬同一種,但人人的身體反應,在多數的相似中又各有不同的差異。


個人的病狀不多說了,說回那個系統,感覺還真像有點「人性」。在第四天中午手機傳來一個「感謝」信息:「感謝你配合衛生署的家居隔離安排。在隔離期間,請你每天開啟手機的『居安抗疫』流動應用程式 (例如早丶午丶晚各一次),確保程式運作正常……」,驟看竟比我日常接觸的不少人更懂禮貌,但感謝背後彷彿也不無阻嚇性,提醒你系統在看著你呀,勿私自從隔離中溜走。果然是my “watch”。其實,不用說剛剛那兩名去年引發「望月樓」群組的國泰空少被定罪,即使沒這宗案件,為免傳染他人我也會在快測取得連續兩天陰性前把自己鎖在家中。


是的,這裡又牽涉另一時間意識或單位,作為染疫紀實也值得說說。疫情在此城來到二○二二年十一月底,大多感染者已毋須即時被移送到不管是「亞博」還是「方艙」之類(但一刻也會想到無數居住環境惡劣的劏房戶、獨居老人、護老院等;病毒不仁,但落入社會也必有其「歧視」)。隔離令上指定的隔離期為十四天,但隔離令最末一段亦說明:你可在隔離期的第六天及第七天進行快速測試,如連續兩天(或其後的任何連續兩天)在快測中取得陰性結果,將可向網站系統申報,視作符合提早完成隔離的條件。換言之,隔離期最短為七天,最長為十四天,而提早獲得「假釋」的條件則是:你必須已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上述的說明才可在你身上生效。


於是,「七天」這時間單位落入腦裡,一向對「七」這數字特別敏感的我,想著想著在眼角滾滾流下淚來。七天,足夠上帝創造萬物然後再休息一天;七天,也足夠一個生者踏入死亡關從此天人永隔:純屬私人,忽念起我年初遽然離世的母親。尚有自我照顧能力,禁足七天對我不難,隔離中更疏於與人聯絡,病懨中也不乏靜修和沉澱。同期染疫而少數有聯絡的一位密切朋友(不一定是密切接觸者),從第一天起每天早晚做快測一直監測著自己的情況,我頭五天都沒做過快測,反正即使變陰性第六、七天才算數,倒不是我愛跟指引而是到此時候仍想著環保,能少點快測就少點廢料,給密切朋友罵了我一句「你真頑固」。第六、七天我開始進行快測,也只是一天一次有點像每晚等候派彩結果。結果證實最初想著七天隔離是有點樂觀了,連續兩天的快測結果都給我兩條紅紅的線。看新聞特首自泰國歸來感染七天後恢復辦公,一時我胡想他染疫期間服的口服藥是否與普通市民相同。只是想了一想,畢竟我對他的興趣近乎零。當第六天晚上快測結果顯示在白色膠棒上時,它告訴我,我手上的白色塑膠手錶要多戴於七天了。至於要多戴多少天呢,那時尚未揭曉,只知這隻臨時手錶,在我手腕上要繫上八至十四天。


我首度嘗試瞭解,由病毒進入人體,到臨床出現病症之間的時差。大約三天,依此我試圖想回期間我出入過的地方,我無法確知被甚麼人或在甚麼場合被感染,但我可能知道在我少數會見面的朋友中有誰人可能被我感染。其實想來也沒多大意思。


親身感染予我一點陌生化的時間意識。時間一樣的流,但時間感覺變了形,尤其時間意識與身體狀態密切相關。時間意識也與社會事態有關,這方面可沒身體那麼私密(儘管私密的身體也必然是被社會化的)。


純粹時間重疊,自我隔離期間,世界發生著許多大事,密度奇高。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間,鄭州富士康發生大規模反抗暴動。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間,新疆烏魯木齊一棟大樓發生火災。


十一月二十六日,台灣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


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接連數天多個城市白紙高舉。


十一月三十日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離世,享年九十六歲。


在此期間,我生命的年歲再往前跳了一格。生日在隔離中渡過,也算一種特別的體驗。以上那些,日後,也不待日後,構成我部分的「染疫記憶」。


十二月一日冷鋒襲港。台灣自十二月一日起戶外口罩正式鬆綁。這一天,家居隔離的第十天中午,我終於符合條件,上網登上系統,作「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或康復出院聲明」申報。安心出行疫苗通行證隨即由紅碼轉為藍碼。隔了一會兒,我在手機把「居家抗疫」程式移除。移除那一刻,也意味著手上戴著的塑膠手錶與它切斷。手錶在那一刻,變回一隻再沒功能的隨身手帶,我只能這樣相信。隔了一會我才把這戴在身上為時十天的手錶解下。沒有人會來回收。它彷彿成了這染疫的紀念品,直到這刻我沒想過把報廢的它丟棄。


把塑膠手錶放在桌上,十天以來我第一次踏出家門。連月來一直維修升級的電梯髹上了新顏彩,油漆未乾。


跨出大廈大堂,腳步走在路上有點不穩。如一個人從洞穴出來,眼睛看著前方一時間也要一點適應。清涼空氣中有久違的微微陽光。首站竟是最近我家的「回收環保站」,我挽著三袋這些天累積下來的回收物料,按紙張、塑膠、金屬、玻璃分類一一投進箱內。然後到就近快餐店吃我十天以來的第一頓堂食。快餐店的防疫圍板依舊,回到熟悉的地方,感覺卻有點東西不一樣了。未受病毒感染,與感染後解除隔離的我。一樣的是獨個時喜歡靜聽周圍人閒話家常的我,這刻聽著快餐店裡互不相識或認識的人搭訕,有說起疫情有說起世界盃賽事之種種。街頭巷語,即或稗類,質感到底不同於連日來透過電視電台及網上視頻聽到的時事評論。


是日疫情升溫過萬宗,十天前與我有過一面之緣的陌生哥哥,這一刻你仍不斷忙著到處跑,給新增或復陽患者送上物資包和手錶嗎?


二○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晚上


延伸閱讀

作者其他文章

潘國靈

著有小說《離》(2021)、《寫托邦與消失咒》(2016)、《靜人活物》(2013)、《親密距離》(2010)、《失落園》(2005)、《病忘書》(2001)、《傷城記》(1998);散文集《總有些時光在路上》(2022)、《消失物誌》(2017)、《七個封印》(2015)、《靈魂獨舞》(2010)、《愛琉璃》(2007);詩集《無有紀年》(2013);城市論集《事到如今》(2021)、《第三個紐約》(2009)、《城市學2》(2007)、《城市學》(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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