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靈新書】《總有些時光在路上》自序：旅人，不止一個

旅行，如果要給一個簡單說法，首先必然牽涉身體的流動（虛擬實境旅行在此不論），空間的轉移，跨越一條物質性的地理邊界（如城與城之間、國與國之間；「在地旅行」也暫且不論），離開自己所屬或無所屬的棲身地，去到一個相對陌生的地方，而因為所有旅行都預設了歸期或有折返之日，那離開無論多長，必然是暫時性的。暫時性也即一種中間狀態——在定着與遊移，在寓居與他方，在生活常規與異地脫軌，在離與留之間的過渡。如果歸期無日或歸地不存，那就成了放逐，而非旅行。

現代的城市人，一生中大抵少不了這種暫時過渡的出行時刻，但引發出行的因緣、旅人的形態及心態、旅行所生的意義，卻可以有着千差萬別，即便兩個人結伴同遊一個地方，走過相同的路，各自的領受、體驗都必然有別，無可複製。

回首往事，最早的旅行（如旅行指離開出生成長地而言，不是school picnic）在兒時，當然不是現在連小學也必辦的學生交流團，也不是現在不少港孩幾歲就去日本或澳美加，而是隨同家人，去到不過一海之隔，但屬不同國度的澳門。在澳門首次見識人力車伕的腳力，首次去到斯時還不知是廢墟遺址的大三巴，首次見到沙原來可以是黑色的沙灘，等等。這樣的家庭大出行（甚至幾個親屬家庭一起去）有過不止一次，一如人生，最初圍繞甚至掌管你生命的多是家人。後來家人的網逐漸撤退，再踏足澳門不是跟隨父母而是自己及同伴的主意，戀人雙雙也曾與一班朋儕，再後來也曾經去作演講或觀賞節目等，如此，若要找一個實地作人生旅行的開端，澳門可說是了，但它又一直綿延，由兒時到中年，幾度折返，其間多少物換星移，不變的都是在上環信德碼頭出發，飛翼船彷彿真的是在海上飄飛。關於這地方，一些足跡及記憶，連同電影中她的浮光與隱喻，寫在本書的「澳門雜憶」一章。

若說澳門的出行時刻依稀集成一個個年輪，那一些地方在人生路程上，卻標明了鮮明的印記。年少時補習或打工儲下了一點錢，就想走得更遠。而所謂「遠」，對當時的我，直接一點除了以飛行里數計，更深刻的是以時差計。旅行予人不少初始經驗，你總有第一次踏足一個地方要調校手錶（不，現在是手機自動更新），甚至這邊晨曦那邊深夜，「晨昏顛倒」可作如是解。不知是否「政治無意識」，一九九七年，一月我第一次去了北京，七月第一次去了英國，後者與香港有着八小時時差。住的是Bed & Breakfast或青年旅館，帶着幾個鏡頭包括長鏡頭相機，倫敦待長一點，牛津、劍橋大學城當不可錯過，尼斯湖傳說比實地吸引，巨石陣倒真叫人嘖嘖稱奇，喜歡John Lennon怎能不去披頭四的搖籃地Liverpool呢，南下Bath首次見識羅馬浴場，搭乘通宵火車從南到北切勿誤了班次，印象中在火車滾滾的輪子中，朦朦朧朧間看着旅程中逛書店買來的Crime and Punishment，移動的交通工具予人另一種存在感或生命狀態。滾呀滾去到蘇格蘭高地Inverness、Glasglow，再到街上有蘇格蘭男子穿着傳統服裝吹風笛的愛丁堡；另邊廂香港改朝換代我做了一個「不在場的人」。菲林照片拍了不少，如今殘留了一些印象，以及那年那月的青春氣息在彼方。若說旅行也有所謂「啟蒙」，此行大概可算是。可惜當時沒怎樣寫，其實也無所謂可惜。

「走遠一點」，「走遠一點」，遠方的召喚傳來，其實是自己的心在作動。旅行既與身體有關，自然年紀也是一個因素。見諸表面是年輕時的背包、下榻的旅館，內在是一顆翼動的心，欲以旅行給自己打開更大的世界。適得其時，適逢其地。行程是你自己決定的，但在人生中，與任何地方（其實我更多時以城市座標來看）的相會交錯，都帶着點偶然的因素。自小讀英文教會學校的我，英文算是障礙不大（雖然愛丁堡的英語口音也不易聽），再去西歐則在六年後，這回不純是旅行，是真的跟語言有關——於香港也是一個特別的年份，二○○三年八月，如不少年輕人懷抱浪漫想像，我去了巴黎續習法語，課程一周四天課室的老師還用黑板粉筆真令我喜歡，一群同學有來自日本、韓國、意大利等等，課餘當然也不放過遊走巴黎，天生迷路的我在巴黎不時迷路（那時尚未讀到班雅明）。如是者，遊學也可成出行的一個契機，法國新浪潮及左岸電影大抵就是從那時迷上的。旅人身分不同，連帶住的地方也有別，大學給我租了一個單人房間，好像宿舍般外面有pantry地下有common area;「fenêtre」不再只是一個法語詞而是實實在在可對牢也可推開的長窗。法國人慣在暑假外出避暑，那年八月卻遇着法國高溫熱浪，家人從香港遙寄迷你電風扇來。旅者與寫者的身分剛好重疊，留下了幾篇文章，一篇當真是當時寫下沒想過會發表的日記，連同一些影像記憶和實地遊跡，收在本書的「盛夏巴黎」，一如那年那月天氣之溫度，一如那年那月我心之熾熱。

再比較特殊時刻的出行，在踏足花都巴黎四年之後。這回去的是紐約，拿了一個藝術基金獎助，讓我可在這個文化大熔爐中旅居一年之久。如此，這便不是一般的旅行，首晚入住酒店後，翌日便住進位於曼克頓二十五街一個公寓單位，洗衣服乘電梯到地庫洗衣房自理。抵埗的時候在六月，事前在紐約大學報讀了兩門城市的課，但其實更多城市的課在街上走。紐約是一個非常適合步行的城市，又有二十四小時地鐵，這年我如一塊海綿般盡情地吸收不同的文化藝術，同時又開始我新的寫作。住的時候久了，就不覺是一個遊客，加上紐約這城市的包容性，很快便融進其中，也許遊子心態，完全沒半點思鄉病，偶患感冒到藥房配點藥，咳得要命，熬在房間裏頭就過去了。人在異鄉，身體真是一個因素，而這又與年紀有關。現在即使心仍開敞，身體卻未必容易承受了。人在紐約，東岸的波士頓、首都華盛頓、New Haven以至匹茲堡都短遊過；這年間我還去了愛荷華參加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中途去過芝加哥交流，後來去了西面的三藩市、洛杉磯、拉斯維加斯，再折返紐約。如是者穿州過省，長途巴士、公路汽車、內陸機都乘過不少，不同的交通工具真予人不同感覺。如是者，這年，作為旅居者，同時又複疊着學生、文化交流者、駐校作家、普通旅客等不同身分。這一年比較有意識的將旅程所見寫下，主要寫及紐約，二○○九年便出版了《第三個紐約》一書。關於紐約，收在本書中的則是在此書之後續寫的一些文章，尤其二○一一年底我再度飛往紐約小居一月，城市重臨，文章待續。告別愛荷華時，大家都說再來再來，如今一晃眼又十多年。「愛荷華記」和「再會紐約」二章裡，其中重收了兩篇文章，主要為時光之對照，如當年的〈愛荷華之夢〉，對照十年後寫的〈十年，時間將東西變成隱喻〉；如當年所記的世貿廢墟〈歸零地〉，之於四年後再踏足世貿遺址後所寫的〈反省缺失〉。中文的「再會」一詞，既有重見，也有告別之意，或者重見就是告別，或者你以為告別了，有朝重遇又未可知。

西歐年輕時「哈」過，「大蘋果」（The Big Apple）咬過兩口，東歐之行還在幾年之後。以上說到「適得其時」，我以為，東歐若太年輕時去，即使身在其中，也很容易錯過。柏林圍牆曾經分隔兩個世界；中東歐不少國家，如捷克、匈牙利、波蘭，曾經是蘇聯集團的衛星國。納粹、法西斯、馬克思幽靈盤旋，經歷多少艱難之路才得以重生。東歐的感覺始終帶一份沉重，人生多了點歷練、積了點文化和歷史底蘊，才不至於陌路看花，儘管所謂認識，永遠是艱難甚至不可能的。但這些城市，因為牢記歷史，永遠又是現場的歷史活教室。第一眼的柏林是驚艷的，那麼小的城，那麼多的塗鴉，讓人一見難忘。歷史也常會以反諷之姿出現，如你來到柏林著名的Checkpoint Charlie，曾經這裏，一邊駐守的是美軍，一邊駐守的是蘇軍，冷戰年代的兩大敵對陣營。如今也有穿上美軍軍服的「軍人」駐守，卻成佈景板給拍照的，遊人在據點之間穿梭往返，旁邊有一家大大的麥當勞。波蘭人慣常板起臉孔，在華沙，在克拉科夫，真好，城市無需常常擠出笑容，「待客以善」。捷克真是一個美麗得令人傾慕的城市，來到捷克，兜兜轉轉找作家的足跡，如赫拉巴爾生前常光顧的一間酒吧，好不容易才找到，酒客在裏頭醉飲狂歡如日常，恍然領會昆德拉曾寫及的「狂歡精神」。有些東西真要身到現場才明白，或登時一下子了悟，如來到希臘幾乎被那地中海太陽刺傷了眼睛，方才想到卡繆《異鄉人》中莫梭何以在太陽的暈眩下錯手開槍殺了個阿拉伯人。是的，走筆至此也說說「人文朝聖」。有說後現代社會，昔日傳教士那種屬靈朝聖已不可能，朝聖者由現代旅客取代，但我想，如你對文化藝術有所喜愛，很多地方，「人文朝聖」如尋找作家故居、曾經流連的場所，以至墓地也是可能的。一切在靜默中進行就好。有時也非刻意尋覓，現場與文化記憶總會互相交集，行者如我隨身攜帶的「行李」，必然包括不少看過、或在沿路買來伴隨的書，像我在波蘭路上看着布魯諾．舒茲的《鱷魚街》、在奧地利路上看着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身在柏林，我無法不喚起二○○六年在電影院看的《竊聽者》（The Lives of Others），那麼好的電影，那麼好的演員，後來因為胃癌歿了。東歐之行太豐厚，也包括其他緣故，當時沒有多寫，不少記在心頭，更多化為碎片，在此小記，且也當作一點憶述。

由此也可說及旅行與寫作的關係，以至兩者本質的異同。很多地方去了，但未必有寫，寫下來的，有的在當時及事後發表，累積下來，就成文學裏說的旅行書寫吧。沒有寫的不表示不深刻，而寫下的總牽涉：以上提及「當時」及「事後」，前者包括旅途上寫下的隨想記錄、即景描畫，後者隔了時日，從後回述，於是旅行書寫，便包括同步的「現在進行式」和事後的「回憶書寫」二者，或二者之間的交疊。但凡回憶都牽涉時差，在種種回憶書寫中，遊記看來尤其不能隔太久才寫，因為旅途本質的「揮發性」，多少像看書般，身在其中正在字裏行間時，掩卷後即使餘味無窮，但也會或快或緩地消散。收在本集中的，包括在路途中同步寫下，也有在旅程過後回憶也無可避免地重構的（儘管我力求真實）。故書中文章一一標上寫作日期，除給讀者留下情境線索外，因旅程於我也是一種生命紀錄，記某年某月，「此曾在」。寫作如飛氈，可以往返時光，但也有個極限，以另一種里程與時差計。

如果真有所謂驛馬星動，二○一一年於我便是如此。無論遠近，我總喜歡在一個城市逗留久一些；偶爾能撥出更長時間，抱着不同的心情或理由，接連遊走於不同城市之間。這一年，我先後去了杭州、北京、紐約，前者第一次遇見，後二者再度重踏，隔了不同年月。杭州逗留的時間也不短，她的嫵媚（當然也有中國城市轟隆隆的「發展」一面）我甚喜歡，因利乘便乘高鐵到紹興，一走魯迅故鄉；寫下不少文章。再到北京已是十四年後，一九九七年那次是旅行團，再去卻自許為了寫作，單身上路，在一條叫方家胡同的旅館裏包租了一個月（幾年後再去，已被另一連鎖旅館取代），這小小自成一角地帶，有咖啡館、俱樂部、餐館，有時一整天就待在胡同裏頭，寫着我的《寫托邦與消失咒》，有時又會出外走走，但長城故宮等已無意再去。這樣，又牽涉旅行與寫作的另一可能，不是以上談及的旅行書寫，而是在旅程中「閉關」書寫，半是寫者半是行者，時而結合時而分割。

以上提及重臨城市，台北這城市去了不少回，書中記述的是二○一二年的一趟文化考察之旅，由香港藝術發展局率團，我以藝發局文學顧問身分參加，有當地人士接待，走訪台北文創園區及一些人文地點，我將隨行所見和觀察，發表成一篇篇文章。這觸發我對後工業時代空間再使用的關注，同年又去過上海的紅坊作書展講座、參觀過廣州的紅專廠，在書中一併收於「文創園區」一章，且當作一個專題書寫。這幾個章節，較多知性的文化觀察，也有自己的喜好在其中。

旅者的不同形態——旅遊、遊學、旅居、在旅程中寫作、文化交流、城市考察等等，都收在書中；最後一章名為「渡劫之行」，屬旅程的另一狀態，在旅程中走過生命的難關，心有所繫若有所失，去到哪裏，其實都是情感流放之地。若說旅行關乎自由的嚮往（有時也不無幻象），在路上，我也曾帶着鐐銬去旅行，人出走了但仍在逃與困之間，但人在異地，一天就是一天，鎮日頹廢格外感到暴殄，於是蹣跚前行，也慢慢走出一片風景來。不敢輕言治療，只能說逐漸撥開迷霧，鐐銬變成游絲，旅行沒魔法但旅行在當中有其角色。在人生的逆旅上，二○一九年於我又是另一特別時刻，這年城中風風雨雨，心繫我城，但生命遇着創傷，創傷也成出走契機，有意無意間去到從沒踏足的越南、緬甸以至地球另一邊的威尼斯，事後因緣際會或出於自己的執念，織成一篇篇長文。由此連繫上我喜愛的作家杜哈斯，由此打開了我欲以探索的「中南半島」，遠近再不以里程時差計。這幾篇遊記，回寫時隔了一或二載，算是私密書寫，也與較大的文化歷史扣連。一個人在旅程中遇上了他人，也遇上了自己，曾經與人同行，也踏着自己的影子走路。旅行在外地，又總是一種內在穿行。生命如行旅，沒有一趟旅程是可以重複的，而一切其實也是「暫借」的，回歸有時只是不知何時，回歸有地，只是老早就知道將歸塵埃；我這樣理解生命，一日氣息尚存，一日尚在路上。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