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蔬泥】《離》與游離,文學與時代的貌合神離 —— 訪潘國靈

專訪 | by  紅眼 | 2021-11-11

走過喧囂後忽然一片靜寂的 2021 年,尚未翻開潘國靈新作《離》之前,或許以為會是圍繞今日這個人離如潮、人心散落的時代。「相信有人是會這樣解讀,我是開放的。」潘國靈一邊說,一邊拆解白雙全為他在設計的那個「離」字,說是一個「離教」的暗號。其實「離」有很多形式,至少不只代表著一種離開的選擇。它可以是撤離,同時又是偏離,是一座遠離權力中心的離島、一個已消失的離人,一種游離狀態,甚至是一支卦。縱然文學正被眼下動盪時勢所召喚,急需打開一扇逃離現實的窗口,但潘國靈形容,有時創作人的自覺就是要拒絕這種單一化的書寫衝動。當城市與時代已倒塌,文學能保存自身而不被侵蝕,是它作為異見的異見,從來有著與主流聲音保持距離的複雜性。


遠離建制的永無島與神秘圖書館


《離》收錄的十多則短篇小說,從 2007 年發表的〈婚姻與獨身 —— 現代彼得潘的原初情結〉到 2020 年初〈在街上跳最後一場離別舞〉,創作時間橫跨十多年,甚至是幾座城市、幾個時代的記憶。除了如潘國靈自序所言「可觀照到一點作者生命遞變的痕跡」,其實亦包含了文學與時代在不同焦點、不同形式下的碰撞。雖然作者有意打亂篇章發表順序,但小說裡都有線索連結到香港於好幾場社運思潮前後的面貌。


「有些 mismatch 的是,最初沒想過《離》會那麼應驗現在香港的離散年代。但當然不完全是巧合。」潘國靈想了想,再說:「無論是《親密距離》、《靜人活物》或是《離》,每本短篇都需要幾年時間的累積。城市的消融狀態並非始於這一兩年,消融是漫長的過程,只不過是這一兩年急轉直下。」


《離》的不同短篇,除了發表年份不同,故事主題亦有頗大分別,有跨國及本地寫作/合作計劃下完成的單元小說,有散文體的第一身視點,有發表在文學雜誌的「二創」小說和仿「潮文」極短篇,亦有玩樂性質的實驗書寫,算是以無心插柳、迂迴的離題方式,介入了香港的十年變遷。距離遠近不一致,最遠的一篇,是最初寫於 2007 年的〈婚姻與獨身 —— 現代彼得潘的原初情結〉。故事源自小飛俠 Peter Pan,彼得潘。當然了,即是潘國靈的潘。


「當時我還在紐約生活,對 Peter Pan 和 Wendy 這個故事原型頗感興趣。不想長大的小飛俠、永無島,以婚姻作為一個巨大穩定機器的人生配套,是我在那個時候想要抗衡的建制。」潘國靈補充道:「制度不一定不好,許多人都會投入婚姻,但我從來對於建制都處於游離狀態。」


寫作時香港尚未爆發大規模社運,但今日讀來,對婚姻和社會體制抗拒的小飛俠,視永無島為一個美滿理想家園的對立面,放在人離如潮的香港別有聯想。而這篇小說又與《離》開首的第一篇〈離島上的一座圖書館療養院〉似暗有呼應,位於離島與世隔絕的神秘圖書館,不就是永無島以另一個形態坐落於後傘運年代失魂落魄的香港?


「兩個故事,關乎對於兩種建制的對抗。Peter Pan 的永無島,是相對成年人、婚姻生活的社會標準,離島上的圖書館療養院,則是相對中央圖書館的主旋律建制。」〈離島上的一座圖書館療養院〉本為 2019 年開展的跨國寫作計劃,小說不同單元分別刊載於《明報》、《字花》和《香港文學》。創作期間,香港正醞釀著反送中社運,潘國靈形容:「小說一直寫到那年六月,其實當時已明顯感覺到,城市有種詭異感。不是要真的離開了這個城市才是離開,當你對自己的城市突然覺得陌生,那是另一種偏離。」


離島上寄生著幽靈的圖書館,或暗示了後傘運時期許多壓抑的情緒仍然不散,處於某種等待爆發的潛伏狀態。「當然,我不是真要寫香港的離島。而是用離島作為寓言,建立起一個秘密教派,一種不合時宜的制度。」游離於邊陲的島,正是一種對城市中央、主旋律的對抗。潘國靈接著說:「它的不合時宜,我覺得才是最珍貴,因為與時並進有時是摧毁性、不人性的。我們的進步,讓我們愈來愈活在一個沒有質感、非人的社會。」


這無疑也是潘國靈對寫作和生活的態度。一個自言甚少接觸網絡的彼得潘,居於鬧市但保持著「離島」的狀態。「至今我仍嚮往這一種游離的生活,固然是令人不安的,但唯有不安可以一直產生寫作的推動力。」


當主流抗爭聲音背離文學


今日香港,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創作,都可能成為了後社運離散時期一些宣洩情緒,盼望從中找到慰藉與寄托,甚至獲得正義力量的渠道。潘國靈認同,這兩年情況愈來愈明顯,時代需要文學作為精神支撐,但對文學來說,這不全然是一件好事。「當然,是文學創作的固有討論了,究竟文學應否改造社會,文學又是否一種介入方式,還是另一套文學無用論?發聲與沉默,要為社會而文學,還是為藝術而藝術,這些討論不是單單來自今日社會處境。」他不認為會有答案,文學與時代的關係,或是個永遠的 Paradox(悖論)。「長久以來我都一再提出,大家太想得出解答,到底是抒情好,還是革命好,到底是否要走入時代?結果變得二元對立,只想找單一答案。而這兩年因為社會變化,好像更白熱化。」


「文學作品不能太過脫離時代,否則作品無法反映時代脈搏,但亦不能完全 fit into the world,它總是要對現實世界產生一些離心力,有種不滿,而又並非不關注。」但潘國靈承認,這種弔詭的關係,可能就是它最易令人產生誤會的原因:「尤其是現在,我們很容易將文學,直接視為對當下社會情境的回應。這又牽涉到文學性與寫作心態,寫作固然是有自由的,但文學性不代表你去描寫社會抗爭就會有。如果因為有道德感而有文學性,這一種想法是過於簡化。」他接著說:「譬如近年坊間會見到許多探討正義的書,如今特別受歡迎。並非否定任何道德和正義的主張,但只要你親歷現場就會明白,單單只是用一套正義論述和道德主義,其實你沒辦法看清楚事件當中的複雜性,也就是人性。」


「文學作品就算是圍繞社會事件,像米蘭昆德拉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書中都有提到布拉格之春,但他一定不是只想描述布拉格之春,而是想從中發掘更多人性、存在的問題。」潘國靈話鋒一轉,便說:「但我們活在一個慣了簡化的年代。文學之所以會被消隱,除了因為一隻很大的 visible hand,極權政府當然是,但其實細微上的專制都是無處不在,不同方面都有。學院作為龐大教育制度,或者婚姻,在香港情況更甚,還包括你的職業、你要住什麼物業,即是一整套人生規劃。」潘國靈忽然猶豫了一下,覺得這樣說會得罪很多人:「甚至乎,有時一種主流聲音,其實都是建制。當主流聲音變得統一,佔有主導位置的時候,是我作為文學創作者所害怕的。如果文學真有對抗性,除了那些殺到埋身的威權之外,其實有更多是隱密地將文學消滅。極權下的審查制度當然要聲討,但我們慢慢會看到,亦有一些專制獨斷的聲音是要將所有文學同質化,你一定要這樣寫才是文學應有之道,以至今日香港某些文學生態,雖然有它好的一面,但其實亦有……恰巧我自己就看到很多這種情況。」


於作家和社運現場所扮演的角色之間,潘國靈似乎有著比一般行動者更敏感的自覺。訪問期間,他重複了幾遍「不是說 A 一定不好,但可以選擇 B」的游離概念。於文學創作亦然,《離》並沒直接書寫抗爭場面,但字裡行間則帶著距離,呼應了香港十多年間的社會事件,包括傘運時代的短暫浪漫,後傘運的失城困頓,以及對於政治現實一再沉淪的無力感。不是說寫抗爭不好,但可以用另一種形式,又或者,創作本身就是為了去找到更多形式,而非單一。「尤其是小說,文學追求著一種複雜性,就是要避免將事物簡單化,總想訴說事情不只是它被認定的這樣子。」他說:「文學之難在於它的本質是有雙重性,不是非此即彼,要分你對我錯、誰好誰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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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要說文學的張力來自時代,潘國靈形容,最大悖論在於時代既有著它成全文學的一面:「在這個多事之秋,當你參與其中,便自然會產生書寫的衝動。這兩年確實令寫作人有爆發力,我自己都有。但是,時代亦有著它背棄文學的一面。」潘國靈正色道:「譬如說簡單化,將文學金句化,甚至乎追求 hit rate。你要高收視,就要自我 tune down,就像你不會期待前衛電影、法國新浪潮會好賣過一部荷里活大片,偏偏很多文學工作者都在做這樣的事情,但其實他們心裡又知道,這種形式會慢慢將文學追求複雜性的那一面削減。」


「不能說是時代完全謀殺了文學。」潘國靈細想了片刻,續說:「從某些面向,文學正好被時代需要,期待作者將主流抗爭論述放在文學框架裡,寫下對抗爭事件的回應。但文學的價值,不是單單表態認同或不認同。人不可能只有單一身份,你會有多重角色,首先你是一個公民,然後會有參與政治運動的身份,有時又是藝術工作者,對事件的距離感不一樣,運作與思維模式亦不相同。舉例說,即時的政治文宣,是要在當刻號召群眾行動,不會說太多複雜的想法。但到你寫作時,只有自己時,那就來到另外一個狀態。文學的自由會浮現,而你知道自由不會只有這一種。」


「正如觀照事件可以有很多距離,政制上得到自由固然是很重要,但寫作上的自由,來自你不需要和現實其他聲音同步。我自己覺得,文學性是來自你不去跟隨主流抗爭聲音。」他說:「事實上,主流抗爭聲音都可以是一種騎劫、或霸權。」


要有勇氣成為異見的異見


自覺與主流抗爭聲音保持距離,或許不是抗拒,而是因為潘國靈本身就對它有一種親近和理解。「在《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我也寫過,在一次電影放映活動之後,有人說,『上一代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民主,沒去爭取,不怪他們,由我們這一代開始吧!』譬如這種說法,便令你明白到即使是在抗爭聲音裡面,都存在著很多斷裂和誤會。而這又牽涉到歷史意識,他們甚至有少數人是連傘運都不認識,或全盤否定,將傘運純粹當成一場失敗。」潘國靈一頓,呢喃說:「你會很想告訴他們事實並非如此,但你知道其中存在一些複雜性。你唯有將這些事情寫出來。」


「當然,取決於你有沒有書寫他人群體的意願。」他接著說:「文學與文字有包攬所有聲音的可能性,但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在香港,要堅持某些事物不被腐蝕,固然已需要勇氣,而且代價還愈來愈大,但勇氣還包括當你看到主流聲音將文學簡化或削減,你要站出來。因為這關乎到文學另一種更大的自由。我在乎的是能否守住幾條防線,除了政權上被侵蝕的自由,還有文學在不動聲色間因為時代、因為主旋律而失去自由。」


「這就是我所強調,要成為『異見的異見』。如果抗爭者是一種異見,但連抗爭者作為異見都不能容納其他異見,變相都是一種霸權。但這種霸權不是很多人察覺到。或者有人察覺到,但其實他們選擇了成為霸權。」因為權力令人腐化?他說:「因為霸權本身令人覺得很舒服,其實你只要加入主流抗爭聲音就會好容易,例如在 Facebook 喊一句,還會有很多 like。是有人得力於借助 social media 的力量,但對我來說,是比較若即若離。」


對文學而言,時代可能是一個誘惑。當刻所發生的事件,吸引了創作人即刻書寫、即刻回應,博取更多關注。潘國靈笑言:「有些固然是需要的,例如紀實文學是有即時性,但如果太過大量以及相似的即時反應,最終會變成噪音。」他接著說:「而且文學所把關的不只是它的社會性。並非我現在就要回應一些事情,要給予意見,然後歸邊,不是要寫某些事件發生的時候所看見的一些現象。文學亦有即時性以外的特質,是可以穿越時間,看穿一些內在的精神特質。」


潘國靈形容,文學的複雜性可貴,在於不同距離的書寫可以成全不同的可能性。「有些觀照,是到了事過境遷,當你回到廢垣敗瓦的廢墟現場,收拾局面,再去檢視一場風暴才會產生。甚至乎,有時是反覆書寫,不是 one-off 就可以處理完。尤其經歷某些大災難,像寫過《非關命運》和《船夫日記》的匈牙利作家 Imre Kertesz,他本身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而他大半生所寫都是關於大屠殺。這件事改變了他一生,對人類歷史亦影響深遠,而這個母題是可以不斷延伸和 revisit。有些母題之所以是母題,因為它會在你生命中不斷出現,而每次檢視,都會看到不同處境,有不同深度。這種 repeat 和 variation,跟單一的自我重複是兩回事。」


潘國靈自言,近年處理的創作母題,已逐漸從過去的「原初」、「失落」和「傷害」,轉移到《寫托邦與消失咒》、《消失物誌》以及《離》所圍繞的「消失」與「城市」。就如書中致敬黃碧雲〈失城〉所寫的〈失城二十年〉 。潘國靈筆下的《離》,與香港當下的離散時代,兩者看似巧合重疊,但其實「離」作為母題,本身都有它的複雜性,像潘國靈所說:「它包含了感情的離開,人的離開,而離開有不同狀態,是主動的撤離,還是被背離、被遺棄?是執著放不開,是緣盡釋然?還是死別?」又或者,是目睹街道與城市的消失。


潘國靈最後留下一個有趣的解讀。「離」未必一定是消失。不是 A 的話,可以是 B。因為「離」的廣東話,剛好就是「嚟」。「離」和「嚟」同樣是個複雜的情感悖論。「如果你不去召喚它,它不會出現在你的文字裡。你真正要離開的時候,其實你不會寫出來。無論以幽靈、記憶碎片,或什麼狀態都好,都意味著這些離開並不徹底,在離留之間,總會留下一些痕跡。」留下的,可能是一個縈繞不散的母題,一個無法填補、不斷書寫的傷口,或者因「離」而「嚟」的文學衝動。


以往淒風厲鬼,如今鬼影冇隻——潘國靈小說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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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眼

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文章散見明報、立場新聞、商台903、端傳媒、虛詞、週刊編集、天下獨評、Madame Figaro 等。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青年文學獎。已出版長篇小說包括《毒氣團》、《廢氣團》、《沼氣團》、《小霸王》、《赤神傳》及短篇小說集《壞掉的 愛情》、《極短篇:青春一晌》、《紙烏鴉》、《獅人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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