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途過後,青春才剛開始 —— 訪《白日青春》劉國瑞

專訪 | by  紅眼 | 2023-04-12

過去一年,香港好幾部香港電影都起用四字片名,似乎變了某種年輕導演之間的不成文慣例。不過《白日青春》實在最有文學味道,明明是關於「的士狗」與南亞小男孩的逃亡之旅,片名卻借用清代詩人袁枚的名句,跟劉國瑞這個一臉溫文的「書生型」導演倒是相襯。他笑著自我介紹:「我最初的志願真是想讀文學。我喜歡旅行,喜歡周圍走,有一段時間很想周遊列國,在 Cafe 待一個下午,看看書,做個旅遊作家。」



「想走」是一種本能反應


以讀書人來說,劉國瑞的涉獵書目相信亦很獨特,我們完全跳過「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這句《白日青春》的宣傳標語,他轉而興致勃勃談起寒武紀大爆發。


「寒武紀之前,地球上其實只有很少物種。從物種演化角度去看,人類為何走到今時今日?為什麼我們祖先會開始演化?因為當時有些東西在變化,令他們受刺激走了出去,不再長期 stay 在一個地方,處於某個安穩的環境。因為他們走了出來,我們才有今時今日這麼豐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人種。」


離開,還是留下,走與不走,是這幾年許多香港人都必須做的抉擇,也是劉國瑞在《白日青春》裡借巴基斯坦男孩哈山/莫青春的偷渡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我覺得要『走』很正常。在這部電影,所有人都嚮往更好的生活,哈山便問陳白日為什麼大家都喜歡來香港。陳白日說:因為人人都嚮往安穩的生活。」故事裡,陳白日就是年輕時從中國大陸游水偷渡到香港,幾十年後,他決定送一個萍水相逢的小男孩偷渡,讓他走出香港。「『走』是一個很自然的本能生理反應,大家都想去一個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不覺得就是一個壞事,亦不覺得『走』是一個不好的決定。不論是難民,或者是以前偷渡來香港的人,甚至現在想移民的人都好,實際上是一種本能反應,而這種本能反應走出去,會令到我們的社會世界更多元。」


「當然,現在最大的困境是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制度,包括移民制度。在現代國家的框架下,移民會產生一些實質問題。除了你的居住地、你的國藉、身分也會變。覺得在香港生活不好,想移民去台灣,但就有很多規條在其中,這是我在現代社會很 confused 的地方,我不敢說這很荒謬,社會制度的運行都有其原因。但我經常會思考,我們的祖先走了出去,令我們擁有更好的生活,但我們反而困在自己劃死的邊界之中。以人類的發展史來說,又好像是一件幾荒謬的事情。可能因為我的家族史就是這樣,我的太爺從中國走到馬來西亞,我由馬來西亞走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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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人眼中的異鄉人


劉國瑞憶述,他是在 2008 年從馬來西亞來香港讀書:「即是北京奧運,那時是香港最有凝聚力的一刻。」


「到香港讀了三年大學,身邊有很多留學生,有些同樣來自馬來西亞,有些可能是大陸,有些是台灣,大家對於讀完書之後要不要留在香港其實都有很多討論。畢業之後,我都猶豫過是否要去其他地方,是有許多掙扎的,直到 2015 年我在香港住了七年,拿到永久居民身份證,是 officially、legally 成為香港人了,我就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香港人,所以那時參加鮮浪潮,想嘗試處理香港人的一些身份認同問題。」


成為「永久性」香港人翌年,劉國瑞執導拍攝《九號公路》,故事講述一個香港男生愛上一口台灣腔的女生,以為對方是台灣留學生,其實女生來自中國廈門。「但後來我不太滿意,原因是我想嘗試去處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但這本身不是我應該要去處理的。」


劉國瑞接著解釋:「就算我處理到亦覺得很尷尬,因為香港人會覺得好像不對,譬如,我最早跟別人說起《白日青春》,提到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因為香港在戰後只有幾十萬人,後來幾十年間爆出了幾百萬人,許多都是從中國大陸移民過來,但有些香港人質疑這個說法不對。在他們的理解之中,這個說法不對,但對我來說,是 factual 沒有錯。我是這樣看香港,所以我亦選擇這樣處理《白日青春》,是屬於我的視點,它能否代表香港人的視點?不是說我沒有自信,但是我 defend 不到。」


「所以我會以一個異鄉人的視角去拍香港電影。拍少數族裔,拍巴基斯坦家庭,我反而有種 confident。」從 2018 年執導的短片《末路窮途》到如今第一部劇情長片《白日青春》,劉國瑞轉以巴基斯坦移民/難民家庭為切入點,他坦言,自己也是異鄉人,對邊緣族群的視點跟其他電影人不同:「在香港這麼長時間,在情感上最大的連結就是一種對於未來的不安全感。」


「或者在《白日青春》裡,我是比較少去討論社會制度的問題,因為我覺得在這部電影中它並非重點,我更傾向關心那種對流徙的不安,想描寫兩個不同時代的難民家庭如何在香港相遇,他們雙方都面臨一些家庭關係的崩潰,而問題很多時候是源於他們的互相期盼和不理解。」


「大家可能比較難以理解難民家庭,究竟可不可以走,什麼時候走,如果走不到,就要回到巴基斯坦,但我又不想回去。」他表示,許多故事情節都是在從 research 過程得知:「我自己在香港面對的最大困境是窮,所以我拍的電影全部都關於窮人。但在這部電影,除了窮還有更大的問題。譬如說,哈山的父親是律師,但他無法在香港執業工作,一個壯年男性,但他發揮不到所長,這種感覺其實很 frastrated,在香港其實很多難民都有類似情況。他們希望為子女帶來更好的生活環境,但很多時他們無法自己決定,只能夠無止境等待。」


「哈山從來都沒什麼選擇,他不能夠決定在香港出世,甚至在香港很多事情都輪不到他做決定,父母既不能給他未來,就算陳白日帶著他上路,哈山都決定不到自己可以做什麼。」劉國瑞提及,最早寫的故事大綱,跟如今公映的版本有些不同:「第一個版本的 ending 是哈山在最後一刻拿著槍,快要上船的時候便射爛船艙,讓它慢慢沉下去。想說的是一個從來都沒機會做決定的難民,最後終於能夠自己做決定,那個決定就是,我要留在香港,要直視面對這一切。槍是權力的象徵,而哈山有機會拿著槍的時候,就是他真真正正可以為自己的人生當家作主。我不覺得這必然是說暴力,當然槍會令人聯想到權力,但我覺得他需要一個發聲的工具。」不過,他沒有太具體解釋最終為何要改寫哈山的結局,只說編劇實力不夠老練:「後來發現真的很難寫,所以就沒有用到這個結局。改為最後他都是會上船走。」



《白日青春》的公路旅程


劉國瑞的三部作品,有一個共通點:車和公路。《九號公路》是電單車,《末路窮途》是 Uber,在《白日青春》就是的士,而且都圍繞著一段公路旅程。與他的鄉愁有關。


「我想有幾個原因。因為馬來西亞不同城市之間距離很遠,從小到大我都會經常坐車周圍去,那時爸爸媽媽會坐前邊,小孩便坐後面。公路旅程是我記憶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後來在香港生活,機會就比較少。」他接著說:「第二,可能是我喜歡去探索未知的東西,不喜歡做一些別人 expected 的事。所以就很喜歡公路旅行,你在路上必然會看到一些有趣的、沒想過的東西。去台灣會踩單車環島,在馬來西亞沙巴會租電單車,日本會自駕遊,只要有機會我就想坐車,什麼車都好,盡量都是一個 unexpected journey。」


如此說來,當初從馬來西亞來到人生路不熟的香港,也是抱著一腔 unexpected journey 的衝動。是他的寒武紀大爆發吧。劉國瑞笑言:「去香港讀書是我認為最理想的選擇,因為我本身最熟悉的會是台灣和新加坡,但對香港一無所知,又不懂說廣東話。所以我要選一條自己不能 predict 的路去走,喜歡公路旅行,或者在我的創作裡常有『在路上』的故事,都是這種想法。隨著旅程會發現很多可能性。」然而,如果每次都有公路元素,那就變得習以為常:「所以我下一部電影可能就完全不會流動,譬如在一間房裡發生。」



做導演已不是賺到錢的職業


至於為何改變初衷,從少年時代的作家夢變成了另一個電影夢?劉國瑞想了一下,答道:「我想是自己不太喜歡坐定定書寫,過一些很 routine 的生活規律,所以也無法只專注做一件事,會什麼也想嘗試。在成長的過程裡一直都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最後在香港開始拍電視廣告、紀錄片,也有做過影展。」


初入行熬過一段時間,劉國瑞形容自己不擅長處理人情世故,性格不適合拍攝紀錄片,起步較慢,卻需要一些能夠維持生計的手段:「慢慢一路發展,便做了很多年職業編劇。確實有做較多劇情片,但那些電視劇主要不是由我自己策劃,是別人找我寫,是賺錢的。」他說,這一代入行做電影,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尤其做導演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通常也是蝕錢。


「無論拍短片也好,長片也好,你做導演就賺不到錢,除非你做到很 Top 吧。」說罷,轉念又說:「但其實即使做到很 Top 都是蝕錢。做導演已經不是一個可以維生的職業,所以做電影是我的興趣。不過最重要是你能夠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題材、人物,以及你自己的視角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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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拍過馬來西亞電影


對劉國瑞來說,異鄉人的視角有時是一種創作上的優勢,讓他用近乎旁觀的心態處理議題,但有時很複雜。特別是他本身就無法好好梳理的身份認同。「(好像兩頭不到岸?)怎樣說也會有少許這種感覺,我不會強行說自己一定是馬來西亞人,還是香港人,但如果一定要選擇,我會說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因為我會有當地人看事物的角度,我的性格,關於我的很多東西,都是馬來西亞給我的。不論國籍,作為人的底子,我就是馬來西亞人,就算我在香港住了這麼多年,是在香港學會怎樣拍戲,認識了很多朋友,接觸到很多工作,但事實上我拍的、我思考的,仍然都很屬於馬來西亞。」


「我不知道蔡明亮是不是,可能他並不會這樣去看,但我自己依然會覺得是一個馬來西亞人,不是說我拍的作品不算香港電影,只不過我知道自己在香港電影的定位是什麼,我有我自己去看香港這個城市所發生的事物的一種態度。」但反過來說,對「馬來西亞導演」這個身份,他亦有些保留:「因為我沒有拍過馬來西亞電影,我不屬於那裡的電影工業,所以我也不會成為馬來西亞電影的代表,始終我的創作脈落都是香港電影的一部份。未來我很希望可以拍馬來西亞的故事,將我在香港十多年來的感受,將我的經歷放進電影裡。」


不過,可能像《白日青春》的結局。送走了哈山,陳白日卻決定自己留下來。似乎呼應著劉國瑞的一些心聲。過去幾年,世界已不像預期,離散時代之中,好些香港的電影導演都陸續移居海外,劉國瑞卻認為自己「勝在」是個局外人,進可攻,退可守,反而不想走。「一直見證著香港社會的變化,到 2010 年反高鐵到 2014 年,加上正在拍紀錄片,身邊認識很多同代拍電影的朋友,令我覺得自己的工作跟社會關係很緊密。會在 2015 年寫《九號公路》,某程度上都是雨傘之後身邊朋友開始有離開的想法,是我住在香港七年以來第一次感受到很失落。《九號公路》某程度上就是在回應那時的氛圍。」


「大家都想走,那我作為一個外人又有什麼理由留在這裡呢?到 2018 年,我參加了香港電影導演會的課程,拍了《末路窮途》,好像找到一個自己在香港社會的定位。去到 2019、2020 年,其實,那時我可以離開到美國讀書,第一當然是《白日青春》這部電影有望開拍,第二就是我突然之間不想離開。雖然我並不屬於這裡,但我在這裡成長,很想見證這個城市這幾年的激烈發展,我不想缺席。」


劉國瑞瑞補充道:「而且,當時我沒太多負擔,沒有子女沒有家庭,很多朋友在拍紀錄片,如果去到某個時候他們再不能拍,我可以接手拍。有了自己很珍惜的東西,想去守護,就會想留在這裡。我覺得自己這幾年最大的變化就是找到想去守護的東西,找到在這裡的存在意義。不論是拍劇情片、紀錄片也好,都會是我在這個城市、這個地方的意義。」


螢幕截圖 2023-04-12 下午7

文:紅眼

攝: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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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眼

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文章散見明報、立場新聞、商台903、端傳媒、虛詞、週刊編集、天下獨評、Madame Figaro 等。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青年文學獎。已出版長篇小說包括《毒氣團》、《廢氣團》、《沼氣團》、《小霸王》、《赤神傳》及短篇小說集《壞掉的 愛情》、《極短篇:青春一晌》、《紙烏鴉》、《獅人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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