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在香港——《再發現．尖沙咀》展覽

難民在香港就如房間裡的大象，存在，卻被視而不見。根據入境處資料，香港每年接收免遣返聲請個案近一千宗，正確來說，那些不是難民，而是尋求庇護者，他們向香港政府提出庇護聲請後，還需經過一輪審核才能確定其難民身份，而這過程動輒可能要幾年時間，單是2014年，就有8851宗免遣返聲請，這意味著，當你走在街上、在i-square的某間咖啡店坐下，或是在九龍公園野餐的時候，身邊可能就有一個尋求庇護者。

YMCA the DOOOR策劃《再發現．尖沙咀 遊走的人——尋求庇護者與移民在城市中流動的故事》展覽，以尖沙咀社區內的尋求庇護者與移民作為主題，透過在重慶大廈裡的基督教勵行會難民服務中心協助，訪問了幾位尋求庇護者，並將他們的故事以紙雕與聲音地景（soundscape）方式再現，讓這些在城市裡遊走的看不見的人，重新被看見。

在日與夜的狹縫中

香港沒有簽署《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不是難民收容國；而香港簽署的《禁止酷刑公約》，則禁止政府將任何人遣返他們可能會遭受酷刑的地方。香港對於尋求庇護者而言只是中轉站，不過，萬一難民身份不獲審批，這些尋求庇護者隨時會陷入既不能進亦不能退的狹縫當中。加上，以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在結果出來前，尋求庇護者所經歷的是漫長而不知盡頭的等待，在這層面而言，說他們已陷進這條狹縫中亦不為過。

The DOOOR訪問的三位尋求庇護者當中，有兩位就分別在香港待了十四年和十五年，其中一位女孩R，來港時只有三歲，在訪問當天剛剛完成DSE考試。策展人之一的Idy憶起初次見面的那天，女孩R的背包上掛著一個韓國飾物，「這印象很深刻，一個剛考完公開試，背包上掛著個韓國飾物的少女，就跟普通一個香港年輕人沒什麼分別，感覺上跟我們很接近，甚至比我們更local，還有她聽的歌都好gobalize，不是我們想像中的exotic，可能比我們更潮。」她笑道。

（照片由受訪機構提供）

並不刻意聚焦尋求庇護者在香港遇到什麼困難，而是發掘他們每個人獨特的故事、他們生活在尖沙咀的經驗，才是展覽的重點，另一位策展人Ella說。他們先後跟受訪者做兩次訪問，第一次訪問後，挑選出與受訪者連繫最深的場所，再到那處錄音製作聲音地景。R挑選的地點是九龍公園，因為九龍公園是她成長的地方，她第一次來港的那個晚上，就在九龍公園的涼亭過夜。負責聲音地景部分的藝術家莊鈞豪（Vincent）說，在四組展品中，R的參與程度最高，他們一同到九龍公園，將R故事裡提及的聲音錄下來，Vincent跟她解釋整個過程，包括聲音會如何編排，「在過程中，令我們跟她的經驗更接近，九龍公園那個作品就好似一個sound jounery。」

「最初選擇聲音地景，主要覺得聲音很適合呈現故事，又容許聽的人有想像空間代入，就像製造一個virtual reality。」後來加入紙雕，就為作品添加了視覺元素，負責紙雕部分的藝術家黃樂欣（Olive）說。選擇聲音地景和紙雕，還有另一個現實考量，就是尋求庇護者的身份不能曝光，利用這兩種藝術形式去再現受訪者的故事，就像隔了一層薄紗去觀看，既保護受訪者，亦保留觀看者的想像空間。

所謂充權

「說他們的故事，到底是我們幫助了他們，還是他們幫助我們完成展覽？」準備展覽時，Idy不時會浮現這種想法，原因是其中一位受訪者D。D在香港待了十五年，視尖沙咀為家，定時定候在重慶大廈上中大教授麥高登的課，也到九龍清真寺禮拜，是社區內的活躍份子。「他跟我們以為的那種難民、尋求庇護者不同，感覺已經很empowered，可能比我們這些在尖沙咀上班的人更主動融入社區當中。」Idy記得他在世界難民日當天，在台上表演非洲鼓的自信模樣，「如果他已有足夠渠道說自身的故事，為什麼我們還要講？」

以D為藍本的作品是一個大立方體，Olive參考了清真寺的欄杆、窗花、地毯等圖案，用電腦鎅出獨特的紋理，中間一個大圓，四角有四條柱，象徵清真寺的俯瞰圖，燈在地上打出的光猶如一張地毯，地上的人趨近，而那方向正是聖城麥加。聲音部分，他們到清真寺錄了人們頌禱的聲音，「伊斯蘭教沒有詩歌，因為他們不想將經文過度詮釋，但他說每個人頌經都有自己獨特的節奏，像呻唱一樣，他建議我們去錄。」錄音沒有後期加工，因為已經足夠獨特和有代表性。他們記得展覽開幕當日，D看見那個作品非常驚喜，有情緒起伏，或許他也沒想到自己的故事可以用這種方式呈現。

（照片由受訪機構提供）

「作品除了談他們的經歷，由藝術媒介詮釋，有他們想要的感染力。」Olive說，其中一位受訪者M，來港後開始學寫詩，偶爾她會坐在i-square二樓的咖啡店，一邊看窗外如鯽的人潮，一邊寫詩。「她給我們一首詩，跟我們說她的故事，談詩裡每個字是關於什麼經驗，我們再去找相應的聲音，彼此以藝術溝通，那是另一層次的互動。」

Vincent覺得那像是個交朋友的過程，「我覺得不是香港人無知，而係你很難聽到他們的故事，我從前接觸一個伊朗來的尋求庇護者，他說很多從外地來的人，習慣將事情說得很圓滑，將你們想聽的說給你聽，有時候我們聽到的不是最完整，並不是說他們講大話，而是制度令他們如果唔識做少少，就很難生存……」要深入了解他們，或許要由沒有利害關係的他著手，「過程中最開心係，去參加他們的派對，在重慶大廈門口他們會跟你打招呼，這些都是新體驗。」

或許香港人不是視而不見，只是沒覺得跟自己有關，所以不知道尋求庇護者在香港只靠1500元房屋津貼、1200元超市現金券和不到500元的交通津貼支撐生活，也不知道尋求庇護者不能打工、不能做義工、不能讀大學，也對他們所受的政治逼害、宗教逼害，以至人身安全問題無感。直到2019年5月，兩位香港政治人物流亡德國，在該地獲難民身份；直到反送中運動開展，陸續有抗爭者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彷彿我們才發覺，這些事沒距離那麼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