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翁秀梅《香港字二百年》後記——〈天上的榮耀 人間的榮衰〉

台約爾在馬六甲開始刻造字沖，寫信跟馬禮遜分享這喜悅時，把這榮耀歸於上帝。香港字這套中文活字在近二十年後，即一八五一年，才在香港鴨巴甸街倫敦傳道會印字館，在當時的印字館主任柯理監督下完成。那時台約爾已身故多年，墓木已拱。投入如此多的時間和資源去開發中文活字，為的是向華人傳揚福音，相信只有在傳教士彰顯上帝榮譽的決心和信仰推動下才能成就。

台約爾提到中文活字印刷是另一條通往中國的路，今日看來果然如是。鉛活字印刷不但開啟了在中國無聲傳教之路，還改變了近代中國資訊的傳播方法，改變了中國政治文化、民生經濟的發展。不過，香港印刷業商會於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印刷藝術》月刊提到英華書院這套中文活字：「『香港字』並不是一個嶄新的名詞，而是一種陳舊的術語（……）」一九六O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印刷部主管亦形容它為沒甚麼用處的「大白象」，可見香港字敵不過市場而被淘汰。

早有很多學者如蘇精教授、小宮山博史先生、內田慶市教授和卓南生教授等前輩，研究中國近代出版業，著作等身。我亦是步循著他們的著作來認識這套英華書院鑄製的中文活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在荷蘭萊登國家民族學博物館倉庫看到、觸摸到的香港字字模，印證著各位的描述。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二〇二〇年，得到博物館允許借出字模，又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重鑄的研究，香港版畫工作室有機會和Ronald Steur合作，在全球疫情下的禁足令、口罩荒、鑄字機器不相容和郵政不通的情況下，Ronald以那套一八六O年的字模翻鑄了七十三字，而這些新鑄的字和九個字模又竟能順利運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在「字裡圖間——香港印藝傳奇」首次向香港觀眾介紹香港字的故事，當時我只覺得是好彩！

董啟章的《香港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付梓，他說「字有靈」，那時我覺得董先生是文學人，那是他文人的投射。及後，他又與我分享他的發現——牛津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六一年仍用香港字排印書籍，聽得我眉毛揚起，眼睛也亮起來。從那時起，我開始整理牛津大學出版社與漢學有關的書目，尋得大學出版社排印的非拉丁語系字體樣本，而香港字也在其中。可惜那時疫情肆虐，飛不得。我於是坐遊世界各地的網上檔案和圖書館，谷歌了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漢學書籍、俄國排印的中俄條約、北京同文館出版的國際法、文裕堂出版的民間醫書、華字日報排印的相書和在三藩市大埠印行的白鴿票規則，這些書都是一個年代的印記。

字有靈！當疫情平靜下來，香港通關，我便聯絡牛津大學出版社檔案館，探問香港字模還在否？答曰還在！我就在二〇二三年春天訪牛津大學出版社檔案館，目睹這批由香港歌賦街中華印務總局直送英國的香港字銅模，內心激動不已！翌年再訪檔案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特藏部，進一步從檔案文件認識這批字模。又試從香港政府檔案處的資料、歷史圖片、報章和時人的紀錄來作佐證，冀可為讀者在閱讀倫敦傳道會印字館（英華書院）和香港字的故事時，提供多些層次和質感。

字有靈！二〇二三年夏天，知悉油麻地的活字館要覓地搬遷，沒想到會搬到鴨巴甸街三十五號元創方，那我們的故事當然要從鴨巴甸街二十二號倫敦傳道會印字館（英華書院）說起。要談英華書院，最好能展出牛津大學出版社館藏的香港字銅字模，牛津大學出版社應允了。就在二〇二五年的春天，銅字模和相關的檔案文件，在香港鴨巴甸街當代印藝展出。活字館能順利搬遷，當代印藝能如期開業，有機會細說鴨巴甸街的印藝傳奇，感謝各位的加持和祝福，也不由我不信字有靈！

二〇一八年夏天，Ronald Steur的一封電郵，促成了我倆的合作。從尋找香港字到重鑄的研究，這些年來，一直得他支持，Ronald 不僅慷慨分享研究成果，更送贈荷蘭鑄製的香港字和珍本予當代印藝。感謝盧瑋變教授和李玉標先生的關注和鼓勵，而董啟章先生亦為香港字的研究開了另一道門，才有又一個香港字的傳奇故事。感謝譚智恒和茹國烈兩位先生賜序、牛津大學出版社檔案館的協助和信任、當代印藝董事局和團隊的支持，以及各位好友的鼓勵。最後要感謝父母和家人多年來的包容與支持，容我選擇藝術創作和印藝研究這條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