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合作,鹹魚也能翻生——訪何爵天《死屍死時四十四》

專訪 | by  陳芷盈 | 2023-04-11

何爵天的電影充滿「鹹魚」。首作《正義迴廊》,是一個underdog渴望成為主角鹹魚翻生,最終令旁觀者覺醒的故事;新作《死屍死時四十四》,是一群夢想被磨滅的鹹魚,把一條鹹魚(dead body)搬離大廈,以逃離凶宅厄運保住樓價的故事。兩部作品恰巧向死而生,源於對世界的憤怒與不甘,但又寄望著絕處逢生。


所以比起《死屍死時四十四》,筆者更喜歡片尾曲名〈鹹魚遊戲〉。這場遊戲設定,是要讓人設各異,橫跨不同年齡的玩家業主,合力想辦法通關,而「世代合作」就是唯一破關的方法,也是何爵天作品的主題之一。他形容「這是一個世代共同合作去處理危機的故事。因為這幾年的經歷,令我很想去探討處理危機的心態,給香港人一點希望。在我的電影裡,這份希望來自年輕的角色,我相信年輕人能為社會、為上一代人帶來改變。」



由分屍到搬屍,拍出自私人性


由陰沉壓抑的前作,到這次放飛自我的黑色喜劇,這種跨度未必人人敢試,何爵天卻自言「作為新導演,應該甚麼題材都試驗,像杜sir以前都拍過《開心鬼》與《八星報喜》。」實際上,何爵天曾是「學舌鳥」成員之一,或多或少都有種幽默感,但問他是否「搞笑底」他卻立刻否認,反說「笑」是一種平衡。「我覺得好的喜劇不應只得笑,像差利卓別靈,好笑之餘情感很強烈,在《城市之光》裡他與盲女的感情線就很動人;積葵大地《我的舅舅》也有一條父子線,或者周星馳《國產凌凌漆》的德仔老豆,甚至《西遊記》更是愛情戲,於是這個劇本都有加強文戲的部分。」


文戲是喜劇的喘息出口,同時也是一個灰色地帶,展示出人性的複雜。何爵天的作品傾向描寫「壞人」,《正》盡量不去批判犯案者,只交給陪審團及觀眾自行判斷其善惡與觀點,《死》的角色也異曲同工,何爵天形容是「集合了香港人的特質,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大奸大惡,說到底就是自私。但其實每個角色都有掙扎,對社會各有不滿或憤怒,家庭成員之間亦有衝突或世代矛盾。這是香港的眾生相,『臨海峯』也是香港的縮影。」這些角色因一條鹹魚被迫困獸鬥,反製造了反省及聆聽彼此難處的機會,由懷疑到相信,或許是化解世代矛盾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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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演員齊上齊落,齊演齊笑


電影本身也是兩個世代的合作,既有如今新一代香港演員,同時雲集港產笑片的經典角色,如《家有囍事》的無雙表姐、《龍咁威》的龍威、《嚦咕嚦咕新年財》的奶奶、《大內密探零零發》的呀發岳父、《美人魚》的笑場警員,還有經典cap圖「講呢啲」的劉江,簡直就是夢幻團隊。何爵天解釋「想盡量把電影推給所有觀眾層,所以創作班底有新人有舊人,編劇有Pizza(《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的作者)及錢小蕙,剪接有胡大為,演員選角則來自電影、綜藝、舞台或周星馳派系,各有各特色。」戲中笑點亦有新有舊,由「Peter, Paul and Mary」這個樂隊(筆者表示冇聽過),到「家下黃色衫」都有。


問何爵天可難控制這些獨當一面的演員的節奏,他卻說演員之間的合作和化學作用出奇地好。「可能因為在拍攝群戲之前,我先分開拍每一家人的場口,了解演員的演出方式及建立關係,加上劇本每場都會安排某些演員作主導,所以合演時便很流暢。」他逐說,反而是這些前輩成就這件事,讓電影生色不少,「例如Mo姐(毛舜筠)會很細心思考劇本的笑點是否成立,有一場她要扮蕭生,但她覺得這個表演長度未必令觀眾明白,於是提出讓Bonnie姐(黃文慧)也加入演出,做個反應。Mo姐總是很留意其他演員的演出空間,如果她察覺某些場口某個演員消失了,她會叫我補拍,為他們加戲。」何爵天說這些前輩演員會平衡整體演出,如尾段天台戲就是兩個空間的演員在做戲,上上下下都有嘢睇。


《正義迴廊》的一堂公民教育課


以進擊的鏡頭說香港荒謬


盡量令電影有嘢睇,演員有戲做,是何爵天創作的首要考量。他似乎很喜歡「花巧」的拍攝手法,這其實是他的電影口味,像日本新浪潮電影,或後來的大林宣彥,都分別影響了他的鏡頭語言。「我總想,為甚麼這些人如此天馬行空?大林宣彥的《The House》就像是要打破空間時間,不惜一切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這令我很震撼。」另外,力推電影《半邊人》的何爵天也喜歡層次豐富的作品,他大讚電影運用半紀實半戲劇的形式,創造出虛實交錯的層次,他也嘗試為作品增加玩味空間,「如利用調色、燈光、聲音、過場等方法,讓電影跳出原有空間與時間限制,也令演員的演出多出一層。」他舉例劉江那段感情戲,若只是播放手機錄音,就不能跳出現實,讓演員額外發揮,《正》跳到大排檔討論案情戲,也是為了同樣效果;《死》裡法國莊園及《正》裡希特拉的場景,則渴望可跳出地域限制。「我知道不是人人接受,但我覺得不用太墨守成規,其實法國莊園正是角色們的內心小劇場,那是香港樓盤廣告製造的假象,也是另一種荒謬。」


戲中不停強調,香港是個「荒謬」社會,《死》的荒謬始於一隻蜜蜂。一隻蜜蜂,一條死屍,足以破壞一群業主美好和諧的「法式生活」,這種以昆蟲作意象的手法,在《正》裡則以蜘蛛出現。叫何爵天解畫,他笑言「因為昆蟲畫面靚囉。」想了想,他又說「可能是潛意識受了David Cronenberg,或一些超現實電影影響,令我覺得昆蟲與人有特別的聯繫,像是有一種有機性及荒謬感。」他逐指出《死》裡的蜜蜂便是種種荒謬現實種下來的惡果,「蜂巢的出現,是因為問題累積下來沒有處理,如果當初不是各家自掃門前雪,就不會出現這次危機,引發此後的故事,所以一切都是自食其果,因果循環。」但有趣的是,若從另一觀點理解,蜜蜂的意象,或許也象徵一種分工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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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迷是迷上迷


言談之間,不難發現何爵天是個電影迷,各種風格的導演,都是他作品的參考對象。如《正》便受增村保造、《十二怒漢》等作品影響,《死》更擺明車馬,惡搞《亂世兒女》與《第七封印》。何爵天認為善用前人資源,再結合生活觀察,更能激發創作,他舉例說很多導演都是影迷,「像Tarantino的《Kill Bill》是邵氏及其他動作片的結合,自成一格;史高西斯因《The Red Shoes》開展電影路,但他會把生活的敏銳觀察放進電影裡,呈現社會低下階層的眾生相;甚至乎喜歡致敬的Woody Allen,都會結合自己的溝女經歷轉化成電影。所以我都提醒自己不應閉門造居,應該甚麼都去吸收,甚麼人都去接觸。」某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向前人學習的「世代合作」。


故作為新導演,他也不希望刻意製造一個風格定型自己,「大島渚拍《日本之夜與霧》,整部電影只得四十多個長鏡頭,但《白晝的惡魔》的鏡頭,剪位近乎是天文數字,所以沒有風格也是一種風格。但作為創作者,總有些比較關注的命題,一套電影是你拍出來,自然就會有你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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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應援團 撻著電影業


近年港產片出現新氣象,舊的電影人陸續退下來,最近賣座的作品,大多數都是新一代導演的作品,這也是一種世代交接。何爵天說,「我們七位新導演自稱『四字聯盟』,我們的共同點是四個字的戲名,另外是大家都沒想過要拍合拍片。」這種植根本土的概念,也讓電影宣傳策略變得更貼地,這批導演都樂於走進觀眾群,有時更會聯乘謝票,互相宣傳。事實上,何爵天便是數一數二的謝票KOL,雖然他謙稱「追唔上連謝票都有橋的陳詠燊」,但他勤力的程度也叫人吃驚,在現場交流外,他常上連登追post,IG長期歡迎觀眾「tag我啦dm我啦,我冇問題㗎」,以致IG story總呈密密麻麻的一粒點,由影評、簡短的影後感、電影延伸的畫作甚至Whatsapp sticker都有。


對此何爵天指「傳統的宣傳方法或已失效,如今與觀眾的交流互動才最重要,也更珍貴。」正是這種群體的認同,形成一種凝聚力,讓曾經失去生氣的電影業,以致撕裂的社會,生成別樣的活力。《死》或許只為博君一笑,或許也是一種自勉,如片尾曲〈鹹魚遊戲〉歌詞所寫,鹹魚「外殼遭乾煎過 都要心存美好 / 水 明晨就到」,我們寄望鹹魚翻生那天,未來總會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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