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年少日記》與《白日之下》，總讓人想起去年的四字電影熱潮。查柏朗在去年的香港電影脈絡中，處處可見兩代在價值觀、文化傳承或權力上的不對等。不論《流水落花》、《正義迴廊》曖昧地與建制共舞，還是《窄路微塵》、《白日青春》、《野草不盡》在不被看見與出走之間兜轉，新生代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要有相應行動支持理念，並建立自己一套影像美學，也在持續地揭露現成體系的不義的同時，寄望能時刻自省權力身位的轉移，不重蹈前人覆轍。

吳煒倫的畢業作品《転生 = Metempsychosis》（2000） 講述冷色系格調的頹廢都市中，人們都用機器幫自己洗去記憶、免除痛苦；至於何爵天的《FOUL》（2012）就藉一個中學生與其他同輩及師長的對抗，反思權力社會的種種弊病。如果說兩者都有甚麼共通，可能是有關自殺的情景，並獲電檢處評為「兒童不宜」。

戲中不停強調，香港是個「荒謬」社會，《死》的荒謬始於一隻蜜蜂。一隻蜜蜂，一條死屍，足以破壞一群業主美好和諧的「法式生活」，這種以昆蟲作意象的手法，在《正》裡則以蜘蛛出現。叫何爵天解畫，他笑言「因為昆蟲畫面靚囉。」想了想，他又說「可能是潛意識受了David Cronenberg，或一些超現實電影影響，令我覺得昆蟲與人有特別的聯繫，像是有一種有機性及荒謬感。」他逐指出《死》裡的蜜蜂便是種種荒謬現實種下來的惡果，「蜂巢的出現，是因為問題累積下來沒有處理，如果當初不是各家自掃門前雪，就不會出現這次危機，引發此後的故事，所以一切都是自食其果，因果循環。」但有趣的是，若從另一觀點理解，蜜蜂的意象，或許也象徵一種分工合作的精神。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昨（16日）公布第二十九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的五個獎項及九部推薦電影，「最佳電影」大獎為張婉婷、郭偉倫聯合導演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而「最佳導演」由《神探大戰》韋家輝和《窄路微塵》林森 雙雙奪得。

這幾年，社會運動同疫情掀起對於一波「離散潮」的討論，無論是《飯戲攻心》定是《闔家辣》，內容都是圍繞聚與離，「不論地理上處於甚麼地方，只要人喺邊，屋企就喺邊」。偏偏只有《正義迴廊》，透過法律電影的題材，點出對這刻香港最重要的叩問：面對最嚴重的創傷，一個個體，乃至一個社會，可以又應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