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壞時代開一扇窗，別放棄僅有的善良——訪《窄路微塵》導演林森

這幾年的世界很壞，用《窄路微塵》主人公窄哥的口吻講，是「好閪」。社區被重重圍封、劇場戲院關閉，遊樂場被拉上封條，口罩遮蔽了彼此的笑靨。香港人大歎：為何時代選中了我們，時間卻不站在我們這邊？抱著大疫時代的愁緒，《少年》聯合導演之一的林森，在新作《窄路微塵》拍出一個古肅的清潔公司老闆窄哥，遇上一個浪蕩的年輕單親媽媽 Candy，兩人相濡而沬的故事。電影作為獻給香港的影像情書，寄托了在壞時代中對善良的堅持，像是冬夜裡一杯手搖暖飲般窩心，也是導演送給在疫情期間去世的爸爸的一份最後禮物：「我們連一粒塵也稱不上，上天不是常常看見我們，不過不要緊，我們能看見對方就可以了。」

光觸媒的羅曼蒂克

（《窄路微塵》劇照）

肺炎席捲香港，人人加倍注重衛生，公眾場所日夜消毒，造就清潔工霎時成為城市受關注的一群。八十後青年、「社運老馬」林森以人文關懷起家，《人在皇后》紀錄保育運動足跡、《綠洲》探討活化工廈政策、《仇》拍的是茶餐廳老闆，今次《窄路微塵》繼續聚焦民生議題，男主角是清潔公司東主窄哥。「清潔工這個工作好有趣，通常他們工作都不被看見，或者收晒工的狀態，四周寂靜，自己一個人默默工作，好有電影感。」電影首幕即看見窄哥要穿上全套保護衣，執起消毒噴霧，煙霧瀰漫的浪漫畫面。林森說，起初構思的窄哥年紀大少少，本身設定 50-60 歲，後來發現這個年齡層已見慣風浪，人生的變化較小；於是調整角色到四十歲，年輕力壯，一生精做一門手藝，一遇轉變，對於中年人而言有更大的戲劇張力。

為求塑造角色準確，林森他們事前做了不少資料搜集，了解清潔工的技術、器材、用語等生存狀態，當時聯絡到數家蚊型公司，其中一間像戲中的小飛俠般一腳踢，他們很多會因應工作規模再請兼職，因此也有不少生活用品放在辦公室。他們發現清潔公司老闆普遍比想像中年輕，三、四十歲都做緊，本身以為老人家才會做清潔，真實接觸卻發現很多後生也入行，「有些十多二十歲也會做。」其間他們發現一名清潔公司老闆同合作伙伴的相處模式大異其趣，「一個四五十歲的男人，請了一名女士合伙，女士又會在辦公室煮飯給男士，女士又會自發接 order 外出工作。」他和編劇都覺得幾有趣，便成為戲中窄哥和 Candy 的雛型。

古肅中坑碰上浪蕩辣媽

（《窄路微塵》劇照）

在未有《窄路微塵》這個名字以前，導演跟編劇都習慣從人出發建立劇本，電影暫名叫「窄哥」，「未開始有故事大綱，傾了一些花名，大概知他是一個甚麼質地的人，比較古肅，不懂表達自己感受的中年人，對他來說，無乜路數，生活圈子好狹窄，不如個花名叫窄哥。」至於為何戲中清潔公司叫小飛俠，並非長不大的彼得潘，而是日本的小飛俠阿童木，導演解畫因為現實中有一間小露寶，因此照辦煮碗，想到以阿童木作為電影中虛構的清潔公司，設定是窄哥小時喜歡看日漫，是有著童真世界觀的一個人。

至於由文青女神袁澧林飾演的年輕單親媽媽 Candy，角色參考自很多不同人物，其一源自林森太太母親。太太在單親家庭長大，由細到大都沒有見過父親本人，母兼父職，要打兩三份兼職養大她，小時曾住劏房。劏房甚至連窗也沒有。林森說認識太太之後，覺得單親媽媽很不容易，因此希望將這些困難、辛酸在大銀幕中呈現。

（《窄路微塵》劇照）

戲中 Candy 花枝招展，有著與基層身份不搭調的閃亮日系打扮，又似今期復古流行的花孩子（flower child），被人戲稱為 MK 妹，令人想到美國導演辛貝克的《歡迎光臨夢幻樂園》（The Florida Project）。林森解釋，Candy之所以性格跳脫，是因為當時在兆基創意書院教電影，接觸到一些後生過他廿年的同學，「書院的同學仔令我大開眼界，原來他們會這樣穿著衣服，這樣打扮，或者性格我行我素。我成日想，著到咁花枝招展返工會不會麻煩？他們不理世俗目光，做自己。十堂有九堂都是睡覺的，即使走堂也不理會出席率，不及格就不及格，很自我，代表了一代人的價值觀。」

踏實、古板的中佬窄哥，遇上愛走精面的辣媽 Candy，性格迥異的兩人，角色衝突是明顯的，像開首他便質疑，她湊住個女，自己卻仍未大透。導演說，「希望透過劇本故事有一些鋪排，希望觀眾感受多些，一個咁質地的人為何會這樣做？應該去問，佢做了一些決定，被人道德非難，犯下一些禁忌，但誰令她走到這一步呢？她是否真的有選擇呢？都想透過這故事讓大家反思，對身邊人亦然，批判他人前我們會否再多思考一點。」

情迷舊區　窄巷有愛

《窄路微塵》編劇由鍾柱峰擔當，是演藝學院時期的師兄，比林森大兩屆，曾在港台外判劇合作，後來發覺大家都住深水埗，近水樓台，他笑言兩人合作「欲罷不能」：「大家喜好和思路相似，鍾意從人物出發，生活化的故事，擅長從情節出發。」林森對深水埗相當有感情，描述新移民和少數族裔情誼的畢業作品《暉仔》就取景於深水埗大南街一帶。他和鍾柱峰碰巧同住深水埗，閒時習慣邊散步邊談，以城市實景構想場景。

政府常賣廣告宣告工廈不可以住人；戲中的 Candy 和女兒細朱正正屈居於工廈劏房，連一扇透光的窗也沒有。林森說拍攝首選場景是大角咀，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近旺角但又略嫌隔涉，當區有工業、有殯儀業，新舊樓宇交集，又有市區重建的背景，品流又相對複雜，是一個很有電影感的社區。無奈因為疫情關係，他慨歎疫情高峰期，就算有錢仍未必租借到地方，製片組在大角咀找不到理想的拍攝場景，後來在土瓜灣找到電影中窄哥公司的工廈單位。「我跟攝影師上去睇景時發現啱心水，望出窗外就見到木廠街，對面夾十三街橫街窄巷，覺得跟故事有相似的質感。之後場景圍繞土瓜灣展開，因為想電影營造到社區的感覺。」

與黃衍仁廿年戰友 金馬得獎如人生走馬燈

提到《窄路微塵》的靈魂人物，黃衍仁絕對功不可沒。他除了擔任本片配樂及主題曲〈在路上〉，更為電影命名。林森笑言在「窄哥」以外有想過一些「kam」名，如「錯在一切如常」、「天闊地窄」等，後來監製找衍仁出馬，看完劇本後，電影方被正名為《窄路微塵》。

林森跟黃衍仁知交超過二十年，在校園、社運現場、片場都一起掉下過不少腳毛。二人原是中學同學，少年時不太專心上課，反而喜歡去圖書館借書，或者自己借 CD、VCD，一起交流音樂、電影，後來他們夾了band，衍仁彈唱、林森是鼓佬。九十年代流行 DV 機，他們開始拍 home video ，也拿回學校拍，當時柴娃娃拍一些故事短片參加 ifva青少年組，得了人生中第一個獎，片名已經忘掉。「原來自己構思的故事，拍出來會有觀眾睇，會有人回應，自己都想繼續拍一些東西給更多人看，之後才輾轉入APA 。」想當年接觸的電影或音樂都是不太主流的，外國的搖滾樂比如 David Bowie，也接觸到不少電影大師，比如寇比力克、尚盧高達，認識到法國新浪潮電影，「中學時點會知係邊個，但那段時間有興趣接觸。」

林森的姊姊是學聯委員，當年猶在的自治八樓是他們年少時的蒲點，那裡有band房、有黑房、有剪片的房間、有漫畫空間，給那時社會運動參與者交流，「是一個以文化藝術講議題的地方。」他們當初想上去學結他，湊湊米氣，最終結他倒是沒有學成，卻習染到一身文藝「所以學習文化藝術，並非讀書讀出來，而是透過接觸，不是很正統的過程，全是口耳相傳﹐有人在拍片剪片，你又走埋去問佢，透過人與人之間關係誕生。」

談到電影配樂的合作，林森坦言較少用言語溝通，因為大家一起成長，很多默契已在以前建立了，「根據主要的角色給予我們的感覺，剛強有力的，還是掙扎求存的人物，首先配甚麼類型的樂器，要怎樣的聲音質感，後來選擇了 acoustic 木結他，ukulele 音色比較清的樂器。要有力時可以有力，掃chord時有另外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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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有一暗淡的出口

每一小步仍在努力尋求

不需要配給的自由

小伙子 勇敢地成就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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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也有入圍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的〈在路上〉，並非黃衍仁一人手筆，乃是出自本地獨立音樂人曾永曦 Wilson。作為社運老手，林森介紹〈在路上〉是從前居留權運動時，一些小朋友在香港滯留，不能正式讀書，在港無所事事，甘浩望神父舉辦「居權小學」，讓小朋友去上學，其時 Wilson 作了一首歌給小朋友，十幾年後被黃衍仁發掘，與 611 翻唱。

今年金馬，張繼聰和袁澧林雙雙入圍最佳男女主角，〈在路上〉並非原創歌曲，他們澄清後退出該組獎項，剩下入圍最佳原創音樂，當大會公布兄弟得獎時，林森彷彿有種開心過自己獲獎的感動：「似是 flashback 人生走馬燈，飛返前往讀書的時間，跟大家一起做自己喜歡的事，夾band 拍短片。都對得住自己，那時想做的事情，而家在做緊，同大家成長的夥伴都在做一樣的事情，所以有點感動。」

挑戰商業片公式　點到即止的感情線

（《窄路微塵》劇照）

近年港人常吐嘈「暖心故事」，然而《窄路微塵》帶出的正是在疫境之中要相信善良，如此正能量的表述，是導演刻意而然。林森說，世界好閪，這幾年來社會變差了，「是否跟社會一起差下去，有些底線應該守住，還是應該放棄？」片中金句：「個世界好閪，唔等於你要做個閪人。」林森笑說曾經怕粗口過不了電檢，是否應該文雅點找委婉詞代替這個字。思前想後，覺得最貼切都是這個「閪」字：「『這個世界那麼壞』沒有了那道力。」

從相濡而沬到相忘於江湖，男女主角關係點到即止，不落入情情塔塔的俗套，有否挑戰港產片公式的意味？林森說他們編劇本時，開宗明義不想明確刻畫出感情線，但由於他們光是寫劇本，沒能夠站在演員的身份思考，至於開鏡後演員代入角色，從角色的角度去想，這場戲或接下來的關係是如何呢？大家走得幾遠幾近？是每天開鏡都會問的問題。林森形容這種互動十分「有機」，「好像大家 follow 個角色去建立彼此的關係。」就像張繼聰覺得可以走埋一齊，但 Angela 覺得不會，由於電影的日程絕大部份順劇情拍，因此可以邊拍邊按住角色走向再去決定兩人的距離，最終他們一路拍落去，大家有共識，不需要太多情感依附。「大家可能會期望愛情線，俊男美女，想大家focus故事裡面對大家的關心，未必一定情侶才對大家好。人有好多不同的關係，不同的狀態。我們都覺得現實，對一個人好，跟對方一起合作一定有情感產生。有好感，想對方好，但不是下下都要走埋一齊。」

林森成長在一片共治共議的土壤，這位「暖男導演」非常重視演員的 input，並不是他說甚麼演員就做甚麼，演員也有建構演出的話語權。「好幸運好感恩跟一班好好的演員共事，他們很相信故事，一齊去傾，不只關注自己角色，對於故事的人物，給予了多很有用的意見，很進入到角色的世界去思考。」譬如電影中的細朱董安娜第一次演戲，沒有經驗，林森在拍攝的時間看到她飛快的學習能力。比如說最初窄哥拍門大興問罪之師的一場，導演擔心只是拍攝的頭幾日，擔心演員未進入狀態，而且牽涉小朋友戲份，當場要導戲，叫安娜如何交代氹返媽咪，拍攝時所有對白都是她自己想的，最終安娜摟抱媽媽的肩，是為一幕真誠演出，林森表示跟場記在屏幕監察時，「感動得流眼淚」，因為角色終能活現眼前。「寫了那麼久的角色，之前只是紙上談兵。但開機那一刻的情感是真實的。人物是虛構的，但在戲裡面的感情是真實的。」

至於片中窄哥與英姐的一段，是他送給爸爸的一段影像情書。林森父親生前在魚檔幹活，活脫脫是基層人物，而喜歡賭馬的確是他的寫照，他認為人渴望改變，賭博對於基層人物來講，可能是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只能夠透過虛幻的希望去努力生存，就如我們渴望中六合彩一樣，渴望天降橫財。爸爸在疫情時因病過身，然而因防疫政策未能見最後一面，林森經歷生離死別的突然，霎時要接受他的死亡，亦有很多日常事務要處理，包括申領死亡證、搞殯儀等等，第二日又要返工，因此他將感受放進故事裡，窄哥和英姐之間的含蓄的愛、英姐過身後窄哥要面對的狀況，借自己經歷創作，將這個故事獻給爸爸。

敬業樂業　清潔工人的自我修養

（《窄路微塵》劇照）

活在 2022 年的香港，每天追新聞也無比虐心，官方唱好香港人未必受落，但當我們看見《窄路微塵》那便條貼、那茶餐廳和那熱狗店，的確令人暖進心坎裡。林森說：「經歷了兩三年，包括社會狀態很多各方面的轉變，特別是疫情令生活有很大改變，是很辛苦的，包括自己亦如此，感覺到生活很壓抑，好像沒有出路，防疫政策令公園圍封，戲院亦封了。生活能夠尋找快樂，或者能夠抖氣的空間都被關閉，連很小的空間也沒有，這些積累的感受，電影是刻意的處理。」

林森說，希望大家可以常態一點面對事情，每個人都在不同崗位，堅持自己專業所信仰的價值，做好本身做好的那件事。電影尾聲，窄哥馬死落地行，當上夜更商場保安，商場中央有一堆被圍封起的嘔吐物，同事叫窄哥留待明早交由清潔工解決，事不關己，己大可以不勞心，他卻選擇執起掃帚。林森解釋這幕，可以讀為全片的首尾呼應：「清潔是他一直以來最熟悉，入骨的工作，面對緊一些困難，甚至轉埋工，但以前的底蘊、那種根沒有改變，佢大可以選擇置之不理，因為他工作的身份不同了，但他決定走返去，佢對於自己的一種價值，亦是維護其尊嚴。」雖然窄哥已不是一個清潔工，仍然惦記小飛俠的宗旨，為城市人的健康和安全善後，令人記起電影首幕一張便利貼：「身體健康，天佑香港」以及過了期的錦旗：「清潔團隊，造福社會」。

前作《少年》未能在港公映，今次《窄路微塵》是他參與 mm2 新晉導演計劃的首部個人劇情長片，出稿時他已移民英國半年，在聖誕前匆匆來港受訪、謝票，又要趕飛機到歐陸過節。談到移民的源初，毫無懸念是為了下一代著想。身為兩兒之父的他表示細仔於 2019 年出世，開始懂事時已戴口罩，在口罩世界中成長，為了他們的童年，可以自由奔放地去公園玩，不用戴口罩，不用上網課的地方成長，因而離鄉背井。落地後發現遍地「英移」，可以說佔了英國電影市場一些比重，因此未來亦希望留英發展，拍攝海外港人的故事：「問自己的問題，問離港港人的問題——如何想像自己的根。」離散之年，大家殺青過後便各散東西，林森選擇以減法法則，減去一些情感的累贅，選擇為結局留白，給予觀眾想像空間和在現實世界續寫故事的可能：「它不是一個 happy ending 的故事，但你會見到經歷起碼仍是 positive，不知道之後會否走向更差，但仍然可以照行多幾步。」

（蘇麗真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