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以軍最新長篇小說《大疫》，有如一洞深不可窺且分歧為無限螞蟻窩的龐複迷宮，讀者隨著小說家的引誘，像是懵懂孩童一路跟隨著吹笛人，舉步涉入那神隱魅現的故事森林。《大疫》體現了小說家最繁華的敘事技藝，以及某種變形的存在主義式的創作關懷，且鞣合了跨領域的知識元素。或可說，《大疫》是一部科幻意味濃厚卻不止步於科幻邊界的作品。而駱以軍動用了小說家所能具備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心智能量，疊加建造出一則則極度炫目而又至深哀傷的小說謎，有心解謎者，且隨小說家之自道，解答屬於各自身靈內部最隱密的慾望、哀告與創傷。

科幻如何做為小說本身

駱以軍近年小說創作，幾乎都摻入了某種程度的科幻元素，但有別於一般科幻文本的寓言排演，就與《女兒》、《明朝》、《匡超人》等同被歸類為科幻書寫的《大疫》而論，科幻即敘事，形式即主體，是曖昧的救贖與末日的絕境。而小說家筆下的科幻思維，在《大疫》裏不斷挪移跳躍的時空維度，教讀者懷抱困惑也滿心好奇。不過，駱以軍反而表示，他從未明確地針對科幻去建構小說情節，然而，他的小說裏確實有著飽滿的科幻因素，這已成為駱氏近年的首置風格，其緣由卻遠自高四重考時，啟發他對於基因列、染色體、DNA等知識興致的生物補教名師姜孟希。因為姜老師的啟發，他靠生物一科奪得高分，考上大學後，駱以軍開始如野獸吞噬肉物般吞食著各種文字與翻譯小說，而其背後始終矗立著一座隱形的結構之塔，塔內的螺旋階體一層層藏納著細胞學與生物學的知識系統，也導致駱以軍的小說存在著某種著魔般的感官性與透視性。「尤其是我讀了波拉尼奧、波赫士、卡爾維諾之後，我特別吸吮這些小說家筆下那近乎顯微鏡、昆蟲學或解剖學般的質地，內置至我自己的小說身體中。我早期曾被人戲稱為『微血管學派』，實際上，我大量耗心去調度、動員的，是感受性的無限變態，包括了情慾、類死亡、空無、虛幻。」在西洋星盤的推算下，駱以軍屬於八宮之人，「八宮之人是擁有極強的對他者的同體感，常導致人我之間分際趨於模糊，但這也就是一種小說天分，對於他者痛苦羞辱惡之感同身受。」

2014年的長篇小說《女兒》，駱以軍耗費極大心力去理解量子力學，並將其納入小說中，「雖然我個人對量子力學的理解也僅止於科普程度，而西方某些小說家早就做過極美的示範。因此《女兒》中那故事與故事的層層疊加，那螺旋塔式的語言結構，也受到我過往讀《紅樓夢》、《2666》時觀見的近乎數學結構的疊加感。又譬如《陶庵夢憶》與《牡丹亭》，這類古典小說沒有那樣的嚴謹結構，但這些作品藉由人生幻虛及境界分鏡去統合、結論何謂真實的存在。我也在某次香港的科幻文學會議上聽見一名中國學者主張：《紅樓夢》本身就是一座超級VR！當那時的世界還沒有科技、電力、虛擬、數位、攝影，曹雪芹就以文字建構出一完整的層蓋疊加的超級虛擬實境。」駱以軍說道。

駱以軍表示，《明朝》（2019）與《大疫》， 與《西夏旅館》、《女兒》及《匡超人》等花費多年完成的長篇大構不同，後者是跳脫式的、動用截然迥異的心智能量去各自重建，但時機不佳，小說家此時遭逢了健康上陡坡式的衰壞，「這並非誇張，我真的感覺到自己在兩三年前，可能就會走著走著暴斃於半路。」重度糖尿病、失眠與各種藥物，不斷地侵蝕並嚴苛考驗著小說家的身心極限，也影響了創作的節奏與風態，而重新拉回關於「科幻」的思索，駱以軍說，《大疫》其實並無如此絕對而立即的轉調，同輩小說家中，董啟章甚至比他與黃錦樹更早就往科幻邊界移動而去，「而我自己做為小說創作者，曾頻繁出入咖啡館，坐在桌前攤開某個章節或專欄就動筆疾寫，那樣的時刻我腦海中仿若《全面啟動》的開關被捻亮了，這也可能與我多年來抄寫小說的習性有關，我內部擁有一座巨大的各種感知的編排檔數據之海，而《大疫》剛好就是碰上病毒肆虐的時代，我自己也遇到何謂『說故事』？何謂『自己的故事』？乃至於『他人的故事』？就像剛剛提到的，我是命盤落於八宮之人，自我與他人的邊界於我是流動且曖昧且可互溶的，而這個困惑我多年的問題，剛好就被放置在《大疫》之內。」

病毒戰爭與無出口的故事迷宮

就故事本身而言，小說家在《大疫》裏安置了大量的時空亂流與意識的未爆彈，故事裏人物繁多細節龐然的意識亂流，有如深海珊瑚式的無限突觸與搖盪的細肢，每一觸肢的尖端都站著二十萬隻天使。寫作《大疫》時，新聞不斷播報的死亡數字送入眼簾，連帶世界局勢的搖動拉鋸和台灣必得面臨的台海危機，藉由網路肆虐橫行出各種陰謀論與真假難辨的小道情報。快速推進分秒演化的大時代的極速動感，人們發覺自己原無更多知識去面對病毒的變種與蔓衍──病毒遠遠超前了人類的追趕，人類四百年來的科技文明瞬間面臨滅絕恐懼，然而當代高端科技依然不斷進行這場大規模死演的競賽。見證現實局面，駱以軍以《十日談》為《大疫》的結構基礎，「《十日談》是啟發中世界百年黑死瘟疫以來、教會統治崩潰、文藝復興興起的啟蒙作品，我套用《十日談》的結構並注入現代性，就形成了這本『類十日談』的現代小說。」

而《大疫》在故事最末呈現了類似《黑鏡》的急促翻轉，讓讀者察覺到：在溪谷中藏身的這批人，並非僅單純的《十日談》式說說故事，卻是人類所留下的十來隻病毒小人，整座溪谷只是一個虛擬VR觀景，「我覺得這個概念很不錯。即使我們這輩以降，已經不會被現代城市的光炫風景驚嚇，但至少我們可以像波特萊爾那樣的現代偵探，去窺探當代世界隙縫裏暗度的情慾，謀殺，蕩婦，情夫與兇手等等。如果是五十歲以前，我不太可能去寫《大疫》這類型的小說，因為五十歲以前我的心靈工具箱其實不堪這樣巨量的調度使用。而意識與時空的穿梭感，我確實是有意為之，我希望讀者讀到小說中後半時能有不安感──這作家說的故事靠譜嗎？──我其實想暗示這群人實際上是一群病毒的可能性。」

每晚，因失眠與焦慮而掛在網上吸收大量資訊，駱以軍已經確認自身的夜夜死去與重新復生，他形容道，自己的大腦內每晚如同蠢動著億萬病毒，在腦內快速演化短基因段，隨即跳躍死滅而重構為新物種，「我」因而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物種，因此，《大疫》中各人物的故事變形如黏液，爬藤，觸鬚分泌的腐蝕酸液，得以侵入其他人設的故事，產生角色的移形換位，如同所嗑藥後數個夢境的混合溶解流動互滲，在這般情境下，故事方能發生。

前述提及，《大疫》是駱以軍藉由小說敘事重新思索、校正他者與自我邊界的實踐與除魅。經歷過集體霸凌，他至今仍不斷回視當初那堂地下室裏的小說課究竟發生了甚麼，導致後來如此龐大快速如病毒集體入侵的創傷經驗，「其實現在你讀到的《大疫》已經被摘除了六萬字左右，那六萬字可以被切分成二十篇內容一模一樣的故事，附身般不斷地去寫那間地下室的那堂小說課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無法停扼地回視所有痛苦的當下，隱藏的惡意，莫測的人心，「那時，我的心智瀕臨崩潰，處於非常扭曲糟糕的狀態，甚至去做了心理諮商──我不斷思索：如果當初指控我的理由成立，他們甚至可以以同樣手法去指控所有現代小說家，譬如昆德拉、赫拉巴爾、波拉尼奧──所有辛勤蒐集整座都市身世細節而化為小說者，都可以被指控為抄襲。」

《大疫》裏有許多段落，近乎神啟地度入佛經之語，且引用了許多《心經》。當時面臨龐大集體無名匿名的指控與陰謀論，獨自承擔所謂「全世界僅有你一人明白真相並承受痛苦」的駱以軍，每週僅有赴母親家的時刻是，在觀世音菩薩前不斷地念《心經》及「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觀世音菩薩曾立誓渡萬千眾生而救贖世人，他發願道他的頭將碎裂為千萬片，後來當他的頭即將崩裂之際，阿彌陀佛用這句真訣救了即將破碎的觀世音，而『嗡嘛呢叭咪吽』這六字，即是《心經》的總咒，對當時身心皆垮的我而言，每週去母親家，在菩薩面前念經，每每念到欲淚──『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這是菩薩的話語啊！這樣的話語，包納並承接了人類生命中一切感知，也影響了我寫《大疫》時的心緒。」駱以軍說。

人性破變與審美的救贖微光

《大疫》的面世，適逢全球面臨COVID19席捲滅殺人類存在的大浪，疫情時代，病毒不僅侵入人身肉體，也使人心裏某種純粹的善質與信任變調而不復。集體式的抓戰犯的歧視與霸凌，再混以中美抗峙、霸權爭奪、全球化恐懼、烏俄戰爭、台海變局等等恐怖暴力、無數性命的犧牲、大國之間的巨大利益交易等全球局勢，對於未來，人與人之間充溢著懷疑和互相戕伐，在如此時代之中，人類社會是否還存在著救贖或康復的可能？

因《明朝》事件而被集體撻伐、指控為投降主義者、抄襲犯，整個文壇卻無人敢為其主持、發聲，對小說家而言，那成為對於創作與心智的雙重暴力的褫奪，「人與人之間的理性、邏輯、信任消滅了，台灣近三十年現代小說的基本默契消滅了，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價值混淆與困局。」駱以軍說道，近年他看見中國各世代的創作者，對於自身所處的位置無法直敘，得繞著彎以避開那敏感處，因為一旦被針對，創作者所面對的就是人身生命的直接抹滅。「這場大疫犧牲了人類社會數百年來的創傷，做為代價，我們對他者的寬容、包容、想像，因為疫情的快速與無情而消失。這世界自從疫情發生後，那種二戰後所建構出來的左派的的對他者的尊重與人文精神，被自我恐懼的擴大與生存感的爭奪所取代，COVID19摧毀了冷戰後人類文明的寬容性，這是極端不幸的文明崩壞。」

即使悲觀若此，駱以軍在《大疫》中，仍舊近乎執著地描寫著某種關乎愛與美的救贖希望，一切死滅讎恨破碎醜陋邪惡，似乎都是向這份繫縛了人類的整體性的聖潔之情的朝拜。在這座我輩他者交互毀滅舞台上，那線拯救人心的微光，也許就是對某種純粹審美的天性嚮往。

駱氏小說中沿途瀰漫的迷魅靈光，極多是對純淨無瑕的少女之美的頌歌，亦並置了雄性與暴力的描繪，這種光譜上的極度拉鋸與對映，或許來自小說家所置身的臺北這座小碼頭，在近五十年間所吸收的各種摩登文化，從東京摩登、上海摩登、美兵摩登、六○年代搖滾與好萊塢文化，一路風靡至九○年代的巨大的消費文化與資本主義的甜美和創傷，如極暴烈又極精妙的雙生之身，「我們那世代見證過解嚴後的都會的世紀末華麗、也品嘗過最好的時光，但就像年輕時飢渴吮讀的《百年孤寂》等小說，當時並未意識到那是整個拉丁美洲的苦痛絕望，是人類歷史上的彼此傾軋絕滅，是預先毀滅、剝奪整個民族未來的幸福與想望，當文明的可能性被預先剝奪後，人就像剪去肺葉的鳥，失去了再度翻身立足的機會。」駱以軍說。

如今，被病毒驚嚇、恐嚇的人類社會，已然失去了某些至關鍵之物，駱以軍認為，這幾乎已被恐懼與貪婪所撲滅的人心微光，乃是「審美的降格」，「我在寫《匡超人》時，開啟了粉彩瓷、壽山石的著迷之路，這兩年，每在我心神低盪的最最痛苦的夜晚，甚麼理論、文學，都說服不了我自己心中那坎，但當我摸著那幾顆我最珍愛的壽山石，在燈下獨酌著石頭色澤的過渡、變幻、質地、丰采，那像女體般的美好透澈，如某少女臉頰一紅的微妙幸福時刻，透過石頭讓我全景式地感受、觀見，而《大疫》裏所寫的那些茶的極度講究與細節滋味，則是在楊澤老師的引領之下，我睜開另一雙眼睛、觀視昭和町裏或路邊常見的品茗老者的經驗──每一片烘乾的茶葉在滾水中花瓣般展開，像張愛玲筆下的少女孔雀展翼般綻放那癡情那心機那性情，一注茶的感覺便有了千滋百味。我想，最終能拯救我們的東西，或許就是來自人性裏對美的最原初強大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