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夕陽的光》作者周思中：反抗式微論調，溫柔地愛自己的土地
攝影：梁文熙
小時候玩大富翁遊戲，總沉迷於買地買物業的快感。長大之後卻意識到，這是一個現實又殘酷的世界—— 只要有人搶先成為壟斷家，他的財富就像雪球般理所當然地愈滾愈大；至於其他人就只有交租給錢的份，永世被奴役。
香港社會何嘗不是如此？衣食樓價與交通，都掌握在政府及大財團手中，文化學者周思中如此認為。投身社運多年，經歷過皇后碼頭、韓農、反高鐵等運動，他一直想在這個無意義的遊戲裡，找個出口。
那個出口——或許就是穿起水靴，鑽進田裡耕作。
（攝影：梁文熙）
沒有風險的熱血青年
2005年爆發韓農反世貿示威，年僅25歲的周思中剛從中大政政系畢業，又跑到嶺大讀文化研究碩士。那時，他的老師邀請他參與新成立的《獨立媒體》，於是他就以記者身分，來到灣仔示威區。
周思中提到他們的理想，指當時參考了1999年西雅圖世貿示威，認為當地的獨立傳媒發揮重要輿論作用，所以希望藉傳媒一角參與。在那個冬天，他跟朋友就跟著韓農示威者到處走，跳海的跳海，三步一跪的跪。
那個時候，是香港回歸以來爆發最激烈衝突，也是警方首次向示威群眾放催淚彈。
周思中認為是很好的學習機會：「這是做沒有風險的熱血青年的好時候。」他抓住韓農聊了很久，又與來自各地的非政府組織交流意見；一有空閒，就趁機會讀書研究。不過他卻嫌棄自己當時讀得太少，對農民的理解片面淺薄，甚至只當他們是全球化下被壓迫的眾多人民一部分，都沒有太真正明白農耕議題。
那些久遠又夢幻的日子過得很快，香港就要迎來新時代。2009年，政府落實興建高鐵，計劃將幾十戶村民連根拔起，周思中與朋友走入村裡了解。第一次入村見到村民自給自足，又有自願巡守隊走來走去的畫面，他記憶猶新。
「不要說我，這種模式應該與99%的香港人都不一樣，真的像平行時空。」令周思中驚訝的，是因為村民的日常生活，不僅是樸素或自然那麼簡單，甚至隱約回應了社運某些歸根究柢的問題——搞示威運動是想生活環境變好，但我們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財團與政府，只可任人操縱。參與社運多年，令他明白到整個大環境格局是「我唔可以無咗佢哋，但佢哋又係為自己，只可以不斷廝磨，就算有讓步，都係佢讓俾你。」眼見菜園村居民互相守望與支撐，整個社區幾乎不必依賴甚麼就可自行運作，周思中認為，這就是打破不公棋盤的出路。
於是，他穿起水鞋，踩在泥濘，俯首理田。不過，就在他還未懂曉甚麼農務時，政府人員已來到他腳前收地。村民與社運人士一度嘗試抗議，並與警方發生推撞。
最終，多名市民受傷被捕，推土機開始無情地輾壓農田，但人的意志卻不能被夷平。村民帶著種子與工具，在附近建立菜園新村；而周思中就與其他社運青年創立生活館，定位自身為「探討及實踐新生活價值的實驗場」。
生命何以用間尺量度
農夫有農夫努力，政府有政府收地。後來橫洲、新界東北及蕉徑等收回農地的爭議，周思中已經沒有在前線東奔西跑。他笑言自己這段日子也很「龜縮」，純粹想以做農民來面對，畢竟在社運模式裡，成敗是最大問題——「保唔保留到條村，發展項目係咪擱唔擱置。」但既然政府與財團有權有勢，試過太多方法都沒法抵抗，他說，寧願逃離抗逆的遊戲，專心做個稱職的農夫。
（攝影：梁文熙）
這位稱職的農夫，卻不算太「專心」。2019年初，周思中訪問不少北上發展或退休的農夫，寫成〈漫長的八十年代 : 蔬菜、菜農與香港構成〉為題的博士論文。文章開宗明義要超越流行說法，不再把菜農描繪為受害者，訴說香港農業盛興風光的一章。
同年中下旬，香港農業3.0的劉海龍邀請周思中出書，研究香港蔬菜產業鏈的情況，周覺得是延伸論文的機會，讓他訪問留在本地耕作的農民，於是又答應了。他一邊兼顧耕作，一邊維持生活kidsclub，一邊做研究。雖然研究焦點集中在香港農夫，但周思中仍拒絕「睇死」本地農業，覺得他們是被迫害的一群：「留喺香港嘅農夫全部好叻，咁樣都生存到，佢哋有好多方法。」
今年，《夕陽的光：誰說香港沒有菜園》出版，引來不少關注。不夠幾個月，已經有好幾間書店賣光所有存貨。在前言部分，周思中挑戰「農業是夕陽行業」的主張，並質疑以產量作為式微標準是否合適。書中有不少數據的詳細分析，但有些對蔬果的感情，周思中沒有寫太多入書。單單說產量問題，他提到不少農產品其實有潛質長得更大，但菜統處往往劃一標準限制大小，標榜節瓜半斤裝「最好」；菜心不准太多葉；秋葵也是一隻手指長度。為甚麼要有這些標準？他說：「令啲菜睇落靚啲囉。你諗下賣菜嘅可以點幫啲菜扮靚啫？咪細棵啲，話嫩口啲囉。」
生命又何以用間尺量度？他為農作物感到不值。他又提出另一個切入產量問題的角度——假如農夫種100斤西洋菜，但他只會將其中70斤拿去賣，留下30斤做種。他質疑：「計算產量應該是100斤或70斤呢？別人說香港農業產量很少，根本係『揾嚟講』，我都不明白這個術語在指涉甚麼。」
我與天氣、濕度、底下的昆蟲一起耕種
如果說周思中有一個最大的命題想思考，那應該是「農夫」。
籌備出書的兩年間，他走訪本地59個農場，訪問46個蔬菜產業鏈持份者，了解本地農夫種菜和營運的方法，談蔬菜統營處、天光墟、欄商及有機菜園等，最早追溯到戰前歷史。書中夾雜不少農夫和菜園的家庭故事，其中一個有農夫因為不想老婆耕種時令蔬菜那麼辛苦，提早十幾年租地種荔枝、龍眼、檸檬等果樹，直至他生命快將走到盡頭，才在病榻告訴老婆果園的事，希望自己離開之後，老婆打理果園沒那麼辛苦。
周思中指，過往對香港農業的學術研究多從地理，農業經濟，人類學等角度出發：「我想研究農夫的角色。在以前的論述入面，農夫都是農業地理或宗族倫理下的一個角色，沒有人講農夫本身。」他希望「以人為本」做研究，填補更多學術知識上的空缺。
《夕陽的光》裡提到很多香港農民需要面對的問題，當中最困擾的是甚麼？周思中認為是農產品市場銷售。由於農作物講求新鮮，不能儲存太久，而且如果因為賣不去而久久不收割，農田也無法騰出空間種植，影響周期。因此如何制定生產計劃，並與銷售部分緊密扣連，是最重要的命題。因此，大部分農夫都不會完全依賴菜統處，總是從天光墟或直銷等渠道散貨，讓農田保持靈活流轉。
也因為市場小而分散，致使香港農田的特色是多品種種植——就算市場不能完全接收某品種，農夫仍有其他作物出售，降低虧蝕風險。周思中在書裡形容香港農田「偷時間，偷空間」，非常彈性，但原來這類混種種植早在約在一萬幾千年前，人類開始定居種植時，已經被採用。農夫考慮高度及養分等因素後，就把不同品種種子同時撒下，共享同一片土地，鼓勵生物多樣性。
生活館約十斗的農田，也是一列茄子、一排南瓜、一棚豆角這樣多元耕種。偶爾有蜻蜓飛來停駐葉上，也有檐蛇在生活館的木架上產卵。
儘管多品種種植符合自然，全球趨勢卻倒其道而行，多以大面積農田耕作單一品種。其中一個周思中難以忘記的故事，是關於過萬隻蜜蜂被囚禁及運送：「蜜蜂一日飛5公里。但加州的杏仁農地範圍大到沒有蜜蜂可以飛進去，然後夠力飛出來蜂巢。沒有蜜蜂授粉，植物生長不到，那怎麼辦呢？工人就用貨車運送蜂箱，把成千上萬隻蜜蜂載來載去。好像人蛇般，戴去一個果園授粉，之後上車，再去下一個場。」
周思中相信，耕作需要順應自然：「種田不是一人種，而是我與天氣、濕度、溫度、底下的昆蟲一起種這塊田。」不過，他也承認實踐起來並不容易。今年是他投身農耕第十二年，最新的挑戰是秋天可能遲來或縮短，他需因應情況而調整農作物生產，他倒是享受這種與土地的關係：「千變萬化，太有挑戰性。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周思中留著短髮陸軍裝，陽光下一身黝黑的肌膚都被曬出閃光，汗水在他的衣物冒出大小形狀。他幾乎每天都踩單車去落田。
（攝影：梁文熙）
如果明天就收地？
在《夕陽的光》結語，周思中寫到：「農地是甚麼？對農民來說當然就是泥土，是可以持家，撒粒種子就可長出蔬菜的媒介。對政府來說，農地卻是一個規劃類別，與住宅、商業、工業、休憩、運輸等類別並列的其中一類，政府按其制訂的發展方針和策略來分類和調動。」
近年，港府收地不斷。周思中拿起原珠筆，在紙上畫了一幅簡單的地圖，又指著分析——「西北、打鼓嶺、沙頭角、大灣區......生活館已經是在發展的邊緣。」
在政策陰霾下，香港農業還有沒有可能成長？周思中搔頭：「對於政策...... 我真的不知道說甚麼。我一直沒太大熱情。」剎那沉默後，他再主動開口：「這些是我們控制不到，他要收就要收。所以我集中做好農業研究和耕作。」
十多年來，周思中念念不忘的是他初次踏足菜園村，見到村民在組合屋的坑邊種植：「幾咁無位，都會搵到位種，嗰種生存慾望同能力真係好犀利。所以都唔使政府定邊個幫佢，你只要唔好阻佢，佢就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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