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詩人老師跂之：下一代需要有希望的未來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詩人都深明杜甫，習慣厚積薄發，以靈動的詞語，低調堅實地言述世間風景；而為人師表的，春風化雨，孜孜不倦，不計回報地滋養學生，從這角度來說，老師，也是這種無私精神的踐行者。

跂之，是這兩種人的結合。作為詩人，他作風不算高調——2013年，出版詩集《白蘭花》。六年後，自費編印《在這終年吹著烈風的地方》，限量一百，全不對外發售，只是贈予好友；而作為文學老師，他的坐姿非常板直，端正的身影，給人沉重厚穩的感覺。

「寫詩與教書的身分，必須分得好開。」跂之聲線低沉，話卻說得篤定，散發溫柔的光芒。在現實急躁的香港，做一個詩人已經不容易；要做一個寫詩的老師，就更加是一件艱難的事。到底跂之是怎樣在生活的吊索上，平衡好這兩個身分，肩負起寫作、教育的責任？

現實與理想，夾縫裡游走

「我從不會在學生面前講自己的作品。」在互聯網發達的年代，學生隨便搜尋，就能發現自己老師的詩人身分。即使如此，跂之還是執意要在學校裡隱藏光芒。「教書，絕不能將自己的preference放在學生身上，在日漸變差的社會，我們最需要的，是緊守自己的專業，提供需要的技能、價值給學生。」

跂之不是一開始就想成為老師。1999年，他在港大中文學士畢業。「本科論文就是寫沈從文，可是那年頭經濟不好，港大master收生不多。」在中大讀兩年碩士，再當了一年教科書編輯，面對不再十八廿二的年紀，找工作變成無可避免的事。2003年，他投身教師行業。「香港這個社會很有趣，讀得書愈多，出路就愈狹窄。只是比妻子遲幾年入行，老師的人工已經減得很厲害。」

要滿足生活，才有成就理想的條件。跂之教書，也寫詩，中間要取一條不著痕跡的平行線。

「無數的paper、行政教務，又要處理學生成績、情緒、家庭問題；政府批了幾多錢，學校就一定要用盡，活動不斷地增加，老師工作愈積愈厚，時間永遠不夠。」下班回家，還需要分擔家務，照顧女兒功課。跂之坦言，他每天只睡五小時，經常感到勞累不支。「好多事抆住自己，父母、妻子、女兒都需要我支撐，說真的，有很實在的焦慮。」

跂之經常寫魚，也像魚，努力在日與夜的夾縫游走，抓緊寫作的機會。「轉堂行樓梯，我就會自言自語，在腦海構想詩句，可能已嚇走不少同事。」他輕笑道，幽自己一默。訪問前一晚，他想撰寫一篇影評，於是趕快改好學生練習，完成備課。誰料一坐在電腦前，就倒下睡著。「忙了十多小時，可能只有二十分鐘的創作時間。」

叩問實相，生而為人的責任

跂之喜歡思考複雜抽象的事物，還讀了一個佛學學位。「明明在駕車，也會忍不住想：『我到底是誰？』」何謂自我，何謂實相，何謂存在，都是他在新書《在這終年吹著烈風的地方》裡反覆思考的命題。「我常常覺得：真實無法言說，只能呈現。」在詩作〈致失去〉，就可讀到他對「失去」的思考，呈現出的圖象：

「如果擁有都是虛無

失去必定有形

否則我們如何感到

失去的重量

和掏空的形狀」

有關「失去的重量」，跂之本人，他的父親，他的家族，都有深切的體會。「爸爸在農村長大，沒有讀書，經歷土改、文革，失去了很多家人。」跂之從沒有見過自己的嫲嫲。父親來港後十多年，才知道她是何時離逝、因何死去。

「點解啲人講到上邊咁好，但遭遇可以咁可怕？」逃過浩劫，跂之父親不禁對自己、對家族的命運反覆思考，主動閱讀。「他開始自學，讀《明報月刊》，看文學作品，開始寫小說，投稿去《香港文學》，又讓他成功。」不知不覺走上了寫作的道路，轉眼間，父親已經出版了十多本著作。幫助他父親結集的，是獲益出版社的東瑞。

幾年前，跂之父親得了大病。書中的幾篇〈入院記〉都有描寫父親病重的狀態。「爸爸身體一向健康，但在糖尿藥的影響下，身體突然變得好差。母親與我，不忍心看他受盡煎熬，一度想為他的生命作決定。」父親康復過來，除了因為如跂之所說，「是一個好硬淨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份「我還有說話未講完」的使命感。「我好記得他講：『個天留條命畀我，我就要珍惜，履行我的責任，將時代紀錄下來』。」這種感人沸騰的精神，亦超越世代，被身為兒子的跂之繼承下來。「寫作，是要為當下的認知負責。」

迎接命運，烈風裡尋找出路

是詩人，也是兒子；是老師，亦是父親。多重複合的身分，讓跂之更能認清社會現況，他坦言，十分憂心下一代的出路。

新書《在這終年吹著烈風的地方》的封面，是一張印有「賊灣」、「春花落」、「琵琶洲」等古地名，來自明代郭棐《粵大紀》的廣東沿海地圖。值得注意的是，這幅地圖上的香港，呈現的方向是倒置的，南上北下，正正就是內地對香港的視角與方式：權貴主義，主導交通，輸出人口。「我想用視覺的方式告訴大家：這就是香港的處境。」

未知過去，焉知未來。跂之相信：生而為人，必須對所在的地方有所認知，有所感應。他喜歡看地圖，理解城市的沿革，連結歷史。「名字消失了，就失去意義。再沒有人會記得那地方的過去。」他常鼓勵學生外出、行山，認識自己的社區。「想學生有人文情神，但他們都很缺乏幻想、想像力。就連放學都無人霸籃球場打波。」俗語那句「皇帝唔急太監急」，就大概刻劃出跂之的無奈。

教育，要讓下一代有promising的未來

身為文學科老師，跂之一直站在教育問題的最前線。自新高中學制開始，文學科的應考人數愈跌愈多，再過幾年，就可能失守一千人關口。「從舊制的必修科目，變成了選修科，學生大減，不少Band 2、3組別的中學都不再開辦文學科。」他坦言，即使任教的學校屬Band 1組別，但有興趣、有能力讀文學科的學生只佔少數，很多人都是因成績遜色，無奈地選修。「和名校生一比，就會『墊底』。」

跂之認為，文學科的考核方式，限制了學生獲得好成績的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意慾。為鼓勵創意，新學制文學科的公開試成績，有近三成都屬創作範疇的分數。「考試是一個獎勵勤力，反映學生能力的機制；當創作分太重，成績就有了不穩定因素，mismatch了學生的能力。」

談到有「死亡之卷」之稱的中文科，跂之更感嘆，「能力導向」的教學宗旨，帶給香港教育、一代學生深遠的創傷。「新學制頭幾年，中文科取消範文背誦，學生不用背書讀書，就連Band 1仔都是考試『吹水』。」知識無法累積，學生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做「達到水平」。「學生不是天生喜歡補習；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他們才這樣求助。」他坦言，即使制定課程的人從善如流，虛心聆聽意見，重設範文；十多年的語文教育問題，仍無法在短時間裡解決。

面對文學教育、語文教育、甚至香港未來的困局，跂之堅守為人尊長的職責。「教育，是要讓下一代有promising的未來。」無論學生能力興趣，他都會盡力施教，保障他們希好成績，希望他們的人生有更好的選擇。「如果學生成功了，或真的走上寫作的道路，千萬不要回來多謝我－－這是他們自己的努力。我的角色，只是負責提供土壤，給最好的選擇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