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叔夏X鄧小樺：「孤獨 —— 空間／性格」講座紀錄

「自我像是一座空空的井口，井裡甚麼也沒有。在那孤獨的距離與風景之中，沿途的灰塵與細瑣皆被滌洗瀝淨，將我清潔地接迎回到自己的房間之中。」－－在《白馬走過天亮》中，「孤獨」這個眾人皆有的虛渺抽象狀態，就被言叔夏以剔透詩化的語言，寥寥幾句，清晰而精準地勾勒出來，難怪這位八十後台灣作家，能以數年時間，在香港擄獲一定數量的年輕讀者群。

香港文學館舉辦的「孤獨 —— 空間／性格」文學季講座，就成功邀得言叔夏來港，與作家鄧小樺討論孤獨，並在詩人池荒懸的主持下，嘗試在這個風雨飄搖，獨處與思考都愈形艱難的城市，重新去認識空間與自我、生命、社會與寫作的微妙關係。

幽秘的洞穴，言叔夏的孤獨居所

第二次來港的言叔夏，談起她在〈馬絳度無風帶〉裡寫過，那位於台北的古怪房子。「那是一幢五層樓高，在電線桿街招上找到的公寓，我住在一個地下室的房間，有一條通往後山的路。外邊的人都在我頭頂上行走，都有像在地底爬上來的感覺。」下雨的時候，任何說話都無法清晰傳達，因為雨水滴在屋子的鐵皮頂，發出的聲響很大；而在潮濕的季節中，屋子的牆身更會幻化出人臉。

因為獨居，言叔夏能夠從傳統的空間生活中，解放自身。「在一個家庭裡，我們會有固定擺設，佈置，被分配到家庭場所，某個角色。相反在獨居的時候，自我的界線會變得模糊，混淆。」那些時候，她常匐伏地上做飯煮菜，用她的語言來形容，就是「像蟲一樣」，與排泄之地共同存在。

在地下室房間生活時，言叔夏亦常有一些通靈般的體驗。「鄰居見我有這麼多書，會問我有沒有鬼故事可分享，最後借走一本《恐怖的力量》，沒有歸還；而簡陋書桌上的老舊電話，更在一個晚上突然響起，查找一個不存在的人。一星期後，事情又重覆發生。」她嚇得把電話的線路立刻拔掉，放進抽屜。

詭奇魔幻的經歷，讓言叔夏明白到：即使自己獨居，身處的空間，也曾經可能是別人的房子，她因為偶爾的機緣，連結別人的歷史，嘗試藉著破碎的線索，好奇而不安地，檢拾他人存在的痕跡。「最深處、最令人恐懼的孤獨，就像卡夫卡的小說〈地洞〉一樣：發現到源自另一處、非常貼近的聲音，然而自身總是無法接觸，無法看見。」

斑駁的叢林，鄧小樺的自我世界

鄧小樺自2003年開始獨居，最先搬到的是位於旺角先達大廈的單位。「先達大廈有很多出入口，又有不少小巴路線經過，可是住在那裡的時候，房子的窗對著一個非常黑暗、骯髒的天井，我在那裡住的時候，經常都要開著燈。」明滅如此相對，就忽然令人想起其早年探討獨居的詩作，〈與房子相處〉。

她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習慣在離家的時候不鎖門。「旺角這樣方便，朋友為甚麼不來我家坐呢？」對鄧小樺而言，居住的房子屬於自己，也可以向外開放，流離不定，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出，舒服地做自己的事。這種對居所、空間的另類想像，是源自梁秉鈞詩作〈廣場〉的啟發：「他寫六四天安門廣場，卻在當時開放、流離的氛圍下，找到『家』的感覺。我也覺得，所謂『家』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定的開放、自由與安全感上。」

對「家」有開闊、前術的想像，鄧小樺在打理自己的居所時，亦別有一套哲學。「我不去管束自己的家，物件隨手放，任由它們增長，而我多數都清楚它們的位置。」她笑言，來訪的朋友，不是撞倒家裡的雜物，就是被突然崩塌的書海淹沒。「朋友會在我的家感到不自在，後來我才明白：我居住的家，裡面的空間擺設，都只為自己而設；就像一個叢林，只有我懂得進出，其他人無法掌握，明白。獨居，讓我不自知地自我中心。」

孤獨無界限，尋索心安處

無論是「洞穴」還是「叢林」，言叔夏與鄧小樺，都選擇遠離原生的、固定的，對「家」的空間想像，在流動變幻的獨居經驗中，排解孤獨，梳理自我。像言叔夏，可以一整個晚上不睡覺，突然就跟朋友跑去便利店，到清晨時分，整個街道就變成只屬於自己，自己能控制的神秘空間。「孤獨的人，不需要完美的房子，而需要一種懸置的安全感。」

言叔夏也喜歡隨便坐上一架巴士，就像把自己放進城市的血管裡，再漫無目的地輸送開去。「看似抵達一個個目標地，其實甚麼都沒有抵達。」為人所知、方位明確的地點，盛載更多人建構的符號，卻令她更感到孤獨。「定位了一個名詞，卻反過來被它定義擊中，只有到達無名之地，才能安放下來。 」

在流徙的戶外，跟他人背道而馳，鄧小樺也是循此方式來確立自己。「香港不像台灣，容易找到工作與居住以外的第三空間。」公園成為了她流連自處的場所。「我喜歡坐在公眾椅上，就像找到自己的空間，找到自我。」她感嘆，近年朋友紛紛搬離居住的社區，亦慢慢萌生出一種被城市拒絕的感覺。

鄧小樺亦常處於一個隔離、中間的狀態，默默觀察環境變化。「在香港，黃昏五六時的火車站有很大的流量，每個人都有強烈的歸家慾望，而我不屬於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有隔閡、距離地觀察，感到流離感，在運轉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一部分。」她也會在接近破曉的時刻，走在彌敦道漫步。「不需工作、不需消費，站在街上，自己沒有身分、沒有位置。這種孤獨，其實就是香港人的『屋脊』孤獨－－如處屋頂，一邊看到中國，一邊看到英國，沒有從屬。」

中年轉折，與寫作的出口

隨著歲月變化，作家的敏銳梭角，會碰上更多無以名狀的傷口，面對現實裡種種的不解。兩位作家都討論到這種在「中年孤獨」狀態下的困境。

2014年，言叔夏居於台中，在這個城市生活，幾乎沒有任何朋友，所有事情都要重新探索、建立，很易就產生一種被城市掉棄的感覺。那個時候，她常要到台北上八時的早課，無法在午夜五時前入睡的她，幾乎每天都以不眠的狀態，穿越城市。「在一班趕路的上班族面前，我像一個戴著面具偽裝的人，背負一整個夜的包袱，而沒有人知曉。」從九月到十二月，夏末到初冬，天色愈來愈晦澀，原本在苗栗、新竹的晨曦，逐漸退卻，然後一下子，在到達台北的瞬間亮起來。

與此同時，台北正經歷太陽花學運，言叔夏工作的地方，非常接近抗議現場，每晚都聚集大量群眾。這種一個人親歷城市變盪的錯落感，亦帶給她深刻的感受：「生活在一個城市，是需要儀式，讓你進入裡頭。台北有大量的單行道，加上那個時候的事情，賦予了我一個隱喻：人只能不斷前進，即使你會有大量的後悔與虛無感。」

言叔夏把這些孤寂都轉化到散文裡。然而，寫作這回事，也有可能觸犯現實的界限，反令自身更難處理、理解個人、他者與城市的關係。在〈上吊者的小屋〉一文中，她就提到一間發生過輕生事件的單位。「後來有讀者告訴我，他的朋友讀到這篇文章，感到毛骨悚然－－因為她就是那上吊者的母親。」到了最後，書寫還是會回歸生命，直面無窮的深淵。「同層也試過有個男人，死了很久才被發現。在人生的某個轉彎，我會不會也是這樣，無緣故地被溜進去，最後失去自己？」

孤獨者，也許並不需要理解、陪伴，而是渴求一種受到明白，共在的力量。鄧小樺這樣去解釋三十歲後的孤獨感。「當你知道的東西愈多，就愈容易不被理解。」能夠看到各個位置的觀點，鄧小樺不免視野龐複，想法與他人難以重合，以致在合作、交流時也遇到困難，同齡人、社運同路人也未必能回應複雜的自己。創作，可能就是唯一的對話楷梯。「引用德勒茲的講法：人同人本如單子的存在，沒有溝通的可能，能夠交換孤獨感的方式，也許只有藝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