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殺》小輯】香港崩壞G大調——專訪李卓斌、蔣仲宇

導演李卓斌（右）與編劇蔣仲宇（左）互相信任，才能創作出《G殺》這部獨特的電影。（李顥謙攝）

一個從窗外滾進屋內的人頭，一曲悠長的巴哈〈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奏響了繁華城市的哀歌。資優女學生、孤僻大提琴手、亞氏保加症患者、內地來港妓女、偽善老師與黑警⋯⋯因著懸疑命案而串連起來，並順勢捲入師生戀、世代衝突、中港融合等敏感的社會議題。港產片《G殺》，成功憑著大膽主題與偏鋒風格，引起關注，更得到金像獎的六項提名。導演李卓斌與編劇蔣仲宇不禁笑嘆︰「be yourself，幾時都咁困難。能夠做到一部這樣任性的電影，得到肯定，真係冇乜幾可。」

光影內與外　像「G」一樣迂迴

《G殺》以非線性的敍事方式開展故事。觀眾跟著趙雨婷（陳漢娜飾）的視角，游走於Gun、Guts、G-shock、甚至其文青同學傅以泰（林善飾）喜愛的巴哈〈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等等以「G」為開首的字詞間，拼湊出人頭案與人物關係的線索。李卓斌表示，採用另類的說故事途徑，一是出於成本考慮，二與自己拍廣告、做助導時累積下來的經驗有關。「與其保守而行，不如大膽一點，採用自己較有信心、市場較少見的方法。」蔣仲宇掌握到李卓斌作品的風格後，亦更放膽創作劇本。「知道他不會走光明向的路線，接受層面較闊，我就能寫更特別的故事。」

從粗鄙的角度去想，「G」會讓年輕一代的觀眾想起「雞」——普通話語境中，對妓女的稱呼，這亦讓人聯繫到李小梅（黃璐飾）這個角色。「她是風塵女子，就等於要低人一等，被標籤成地底泥？」李卓斌沒有刻意為新移民或妓女平反的意圖。「不同背景、甚至在低下階層成長的人，其本來的靈魂都是純潔的。即使是李小梅，都會有她夢想的、想爭取的目標。」李小梅受制於現實，無法成為舞者，也失去過自己的孩子。但仍擁有憧憬想像、愛的勇氣。因此，她會在有夢想的大提琴青年傅以泰面前起舞；也嘗試展現母性，陪同繼女趙雨婷見校長，換來被那校長羞辱的結果。

「我們不是想抺黑教育界，而是希望透過人物之間的極端反差，達到戲劇效果。」當上流社會的代表人物，壓迫基層的邊緣者，夾在中間、觀察一切的年輕人，最後會選擇成為哪一類人？蔣仲宇好奇忖道。「在這裡，校長、李小梅、趙雨婷，三個女角拉成一條平行線，互相對照。趙雨婷的命運，成為了未知數。」在缺乏足夠的身教之下，無論是繼母李小梅，還是早逝生母（楊卓娜飾），似乎都無法給予趙雨婷足夠的供養。「香港社會中的母親形象，通常都是能幹，而疏於與子女溝通的。」

生母（楊卓娜飾）早逝，與老師有師生戀關係，又身陷校園與網絡欺凌之中。趙雨婷（陳漢娜飾）的將來充滿未知數。

去年11月，《G殺》首輪預告發佈，其中警察龍爺（杜汶澤飾）暴戾又兇殘，橫蠻地踢打街邊阿婆、跋扈地指罵記者拍攝；畫面亦先後彈出了「慈母」、「淋病」、「無恥」等字眼。種種元素，都刺激到網民與觀眾的眼球，引起大眾的政治遐想。李卓斌坦言，他們想以電影記錄當下香港，但不希望藉創作去「服務」時事。「在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中，龍爺這種警察很常見，大家還可能覺得他有型有款。」而「淋病」一詞，則是指淋病性咽喉炎（Gonorrhea）。在電影其中一個章節作楔子出現。蔣仲宇指，他們在2016年的劇本已寫到這部份，誰料在一年後，醫學名稱變成代表政治人物的詞語。「寫這橋段時，我們沒有前設。觀眾卻自行『腦補』，投射對現狀的不滿、憂慮。有時會想，電影真是有趣的社會實驗。」

高雅市井混雜　狹窄城市美學

作為一齣走懸疑向的港產片，《G殺》出奇甚至著跡地顯露不少文藝符號指涉。趙雨婷書桌最當眼處放著《異鄉人》；母親愛讀《茶花女》，她更在電影接近中段讀出佔數分鐘的段落；而她的同學傅以泰家中的牆壁也擺放著克林姆的畫作〈吻〉。「有朋友反映，趙雨婷讀《茶花女》時太文皺皺，不夠道地。」蔣仲宇說，他們只是將香港電影甚少嘗試的東西，放進《G殺》中。而高雅與市井混雜，本來就是香港文化的體現。李卓斌不禁思考：「是否代表港產片不配有文學呢？在外國，電影人甚至會透過這些元素，突顯角色階級的反差。」

電影中，傅以泰一邊演奏〈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另一邊卻見龍爺與妓女無止息地做愛。場口之反差，令觀眾將《G殺》與《發條橙》對讀起來。蔣仲宇笑言，大提琴於他是很性感的樂器。而「音樂」與「性」之間的營造的張力對比，亦讓他感到非常有趣。「一樣是古典高雅品，另一樣卻是被認為低俗的東西。將它們放在同一場景，下了不一樣的定調，既能襯托開場，也可在傅以泰與龍爺兩個角色中映出趣味。」可惜資源所限，開首人頭滾進屋內的那場戲，他們無法拍得更精準完美。李卓斌笑說：「我也想拍出Kubrick的震撼力。但條軌差兩吋長，就係差兩吋長。」

《G殺》的故事舞台，亦聚焦在香港電影的標誌性場景：唐樓。「在開拍以前，我們已經決定第一個鏡頭與最後一個鏡頭，都要在唐樓裡拍。不斷開門、關門，故事就在這裡發生。」李卓斌形容，只有唐樓這種狹窄混雜的住屋空間，才能滿足到讓所有角色交匯，關係得以發生的條件；而蔣仲宇也認為，唐樓是最有味道、最適合發揮電影故事的舞台。「如果在有升降機的新式大廈，就沒有了拍電影要有的質感。」

電影裡的傅以泰（林善飾），經常在唐樓裡拉大提琴。而警察龍爺（杜汶澤飾），則愛在他演奏時於梳化做愛。

對於坊間形容《G殺》帶有中島哲也《告白》的日系感覺，導演與編劇二人均笑稱是觀眾美麗的誤會。「這是對我們的肯定。但老實說，我們從來都沒有參照日本風格的打算。是因為日本與香港都是地方小、人口多的城市，才有這種空間美學的共感？還是Hanna（陳漢娜英文名）太像日本人的關係？」

面對崩壞現實　超越與救贖

《G殺》在市場裡展現另類聲音，於類型中注入文藝異流，而像李小梅這個新移民角色，處理亦較近年電影複雜另類，跡近顛覆。即使飽受摧殘，她仍然相信夢想，流露母愛，下場淒慘又超現實——死後沒有全屍，屍首還被患亞氏保加症的Don仔（李任燊飾）拉到廢棄倉庫，餵養狗仔Guts。蔣仲宇認為，這對Don仔來說是合理舉動。「他只是想餵飽Guts。但當Guts真的咀嚼李小梅的腐肉時，他也感受到痛苦。情緒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一個生命的死亡，是否代表永遠的失去？死掉的李小梅，為Guts滋養出生機。李卓斌形成，這是「循環的過程」。

而《G殺》裡的年輕人，總是被遺棄、被利用、弄得遍體鱗傷。但他們又比上一代人大膽獨行，敢於撕破假象。傅以泰不肯跟隨父母離開，寧願獨留房子擁抱大提琴，視香港為家；趙雨婷敢於面對與老師Marcus（陸駿光飾）的關係，相對後者的假惺惺懺悔，她相對比較坦誠。兩位主角在成長過程看穿現實的殘破不堪，敢於揭穿上一代所建立的偽善秩序；趙雨婷在電影說出的內心話，十分關鍵：「好多人都話變質係退步，其實好嘅嘢只係假象，所謂變質，只係去返以前咁差」。

身於這個內裡暴烈，卻處處偽裝溫柔的城市，新一代是終究沒有出路，須步上上一代的後塵；還是能夠在冷酷世界存活下來，尋求浴火重生的可能？「多年來，香港有過甚麼大變化？好的變好，壞的變得更壞。經濟型社會，永遠都只care錢。拍電影，一蚊都要計盡。」蔣仲宇冷冷道。談到香港與年輕人的未來，他沒有給予明顯的答案。「不要把事物看得太好——當你遇到落差，又想反抗、不滿的時候，會很易逼自己到死角。」

李卓斌就以一種較圓滿與佛學的角度，回應現狀。「成長的過程，需要失去原有的自己；但在失去的過程，又不一定代表自我永恆地消失。雨點雨滴落進大海，會幻化成新的形態。而自己呢，仍然可以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