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殺》小輯】香港崩壞G大調——專訪李卓斌、蔣仲宇

專訪 | by  李顥謙 | 201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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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李卓斌(右)與編劇蔣仲宇(左)互相信任,才能創作出《G殺》這部獨特的電影。(李顥謙攝)


一個從窗外滾進屋內的人頭,一曲悠長的巴哈〈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奏響了繁華城市的哀歌。資優女學生、孤僻大提琴手、
亞氏保加症患者、內地來港妓女、偽善老師與黑警⋯⋯因著懸疑命案而串連起來,並順勢捲入師生戀、世代衝突、中港融合等敏感的社會議題。港產片《G殺》,成功憑著大膽主題與偏鋒風格,引起關注,更得到金像獎的六項提名。導演李卓斌與編劇蔣仲宇不禁笑嘆︰「be yourself,幾時都咁困難。能夠做到一部這樣任性的電影,得到肯定,真係冇乜幾可。」


光影內與外 像「G」一樣迂迴

《G殺》以非線性的敍事方式開展故事。觀眾跟著趙雨婷(陳漢娜飾)的視角,游走於Gun、Guts、G-shock、甚至其文青同學傅以泰(林善飾)喜愛的巴哈〈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等等以「G」為開首的字詞間,拼湊出人頭案與人物關係的線索。李卓斌表示,採用另類的說故事途徑,一是出於成本考慮,二與自己拍廣告、做助導時累積下來的經驗有關。「與其保守而行,不如大膽一點,採用自己較有信心、市場較少見的方法。」蔣仲宇掌握到李卓斌作品的風格後,亦更放膽創作劇本。「知道他不會走光明向的路線,接受層面較闊,我就能寫更特別的故事。」


從粗鄙的角度去想,「G」會讓年輕一代的觀眾想起「雞」——普通話語境中,對妓女的稱呼,這亦讓人聯繫到李小梅(黃璐飾)這個角色。「她是風塵女子,就等於要低人一等,被標籤成地底泥?」李卓斌沒有刻意為新移民或妓女平反的意圖。「不同背景、甚至在低下階層成長的人,其本來的靈魂都是純潔的。即使是李小梅,都會有她夢想的、想爭取的目標。」李小梅受制於現實,無法成為舞者,也失去過自己的孩子。但仍擁有憧憬想像、愛的勇氣。因此,她會在有夢想的大提琴青年傅以泰面前起舞;也嘗試展現母性,陪同繼女趙雨婷見校長,換來被那校長羞辱的結果。


「我們不是想抺黑教育界,而是希望透過人物之間的極端反差,達到戲劇效果。」當上流社會的代表人物,壓迫基層的邊緣者,夾在中間、觀察一切的年輕人,最後會選擇成為哪一類人?蔣仲宇好奇忖道。「在這裡,校長、李小梅、趙雨婷,三個女角拉成一條平行線,互相對照。趙雨婷的命運,成為了未知數。」在缺乏足夠的身教之下,無論是繼母李小梅,還是早逝生母(楊卓娜飾),似乎都無法給予趙雨婷足夠的供養。「香港社會中的母親形象,通常都是能幹,而疏於與子女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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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母(楊卓娜飾)早逝,與老師有師生戀關係,又身陷校園與網絡欺凌之中。趙雨婷(陳漢娜飾)的將來充滿未知數。


去年11月,《G殺》首輪預告發佈,其中警察龍爺(杜汶澤飾)暴戾又兇殘,橫蠻地踢打街邊阿婆、跋扈地指罵記者拍攝;畫面亦先後彈出了「慈母」、「淋病」、「無恥」等字眼。種種元素,都刺激到網民與觀眾的眼球,引起大眾的政治遐想。李卓斌坦言,他們想以電影記錄當下香港,但不希望藉創作去「服務」時事。「在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中,龍爺這種警察很常見,大家還可能覺得他有型有款。」而「淋病」一詞,則是指淋病性咽喉炎(Gonorrhea)。在電影其中一個章節作楔子出現。蔣仲宇指,他們在2016年的劇本已寫到這部份,誰料在一年後,醫學名稱變成代表政治人物的詞語。「寫這橋段時,我們沒有前設。觀眾卻自行『腦補』,投射對現狀的不滿、憂慮。有時會想,電影真是有趣的社會實驗。」

高雅市井混雜 狹窄城市美學

作為一齣走懸疑向的港產片,《G殺》出奇甚至著跡地顯露不少文藝符號指涉。趙雨婷書桌最當眼處放著《異鄉人》;母親愛讀《茶花女》,她更在電影接近中段讀出佔數分鐘的段落;而她的同學傅以泰家中的牆壁也擺放著克林姆的畫作〈吻〉。「有朋友反映,趙雨婷讀《茶花女》時太文皺皺,不夠道地。」蔣仲宇說,他們只是將香港電影甚少嘗試的東西,放進《G殺》中。而高雅與市井混雜,本來就是香港文化的體現。李卓斌不禁思考:「是否代表港產片不配有文學呢?在外國,電影人甚至會透過這些元素,突顯角色階級的反差。」


電影中,傅以泰一邊演奏〈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另一邊卻見龍爺與妓女無止息地做愛。場口之反差,令觀眾將《G殺》與《發條橙》對讀起來。蔣仲宇笑言,大提琴於他是很性感的樂器。而「音樂」與「性」之間的營造的張力對比,亦讓他感到非常有趣。「一樣是古典高雅品,另一樣卻是被認為低俗的東西。將它們放在同一場景,下了不一樣的定調,既能襯托開場,也可在傅以泰與龍爺兩個角色中映出趣味。」可惜資源所限,開首人頭滾進屋內的那場戲,他們無法拍得更精準完美。李卓斌笑說:「我也想拍出Kubrick的震撼力。但條軌差兩吋長,就係差兩吋長。」


《G殺》的故事舞台,亦聚焦在香港電影的標誌性場景:唐樓。「在開拍以前,我們已經決定第一個鏡頭與最後一個鏡頭,都要在唐樓裡拍。不斷開門、關門,故事就在這裡發生。」李卓斌形容,只有唐樓這種狹窄混雜的住屋空間,才能滿足到讓所有角色交匯,關係得以發生的條件;而蔣仲宇也認為,唐樓是最有味道、最適合發揮電影故事的舞台。「如果在有升降機的新式大廈,就沒有了拍電影要有的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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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的傅以泰(林善飾),經常在唐樓裡拉大提琴。而警察龍爺(杜汶澤飾),則愛在他演奏時於梳化做愛。


對於坊間形容《G殺》帶有中島哲也《告白》的日系感覺,導演與編劇二人均笑稱是觀眾美麗的誤會。「這是對我們的肯定。但老實說,我們從來都沒有參照日本風格的打算。是因為日本與香港都是地方小、人口多的城市,才有這種空間美學的共感?還是Hanna(陳漢娜英文名)太像日本人的關係?」


面對崩壞現實 超越與救贖

《G殺》在市場裡展現另類聲音,於類型中注入文藝異流,而像李小梅這個新移民角色,處理亦較近年電影複雜另類,跡近顛覆。即使飽受摧殘,她仍然相信夢想,流露母愛,下場淒慘又超現實——死後沒有全屍,屍首還被患亞氏保加症的Don仔(李任燊飾)拉到廢棄倉庫,餵養狗仔Guts。蔣仲宇認為,這對Don仔來說是合理舉動。「他只是想餵飽Guts。但當Guts真的咀嚼李小梅的腐肉時,他也感受到痛苦。情緒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一個生命的死亡,是否代表永遠的失去?死掉的李小梅,為Guts滋養出生機。李卓斌形成,這是「循環的過程」。


而《G殺》裡的年輕人,總是被遺棄、被利用、弄得遍體鱗傷。但他們又比上一代人大膽獨行,敢於撕破假象。傅以泰不肯跟隨父母離開,寧願獨留房子擁抱大提琴,視香港為家;趙雨婷敢於面對與老師Marcus(陸駿光飾)的關係,相對後者的假惺惺懺悔,她相對比較坦誠。兩位主角在成長過程看穿現實的殘破不堪,敢於揭穿上一代所建立的偽善秩序;趙雨婷在電影說出的內心話,十分關鍵:「好多人都話變質係退步,其實好嘅嘢只係假象,所謂變質,只係去返以前咁差」。


身於這個內裡暴烈,卻處處偽裝溫柔的城市,新一代是終究沒有出路,須步上上一代的後塵;還是能夠在冷酷世界存活下來,尋求浴火重生的可能?「多年來,香港有過甚麼大變化?好的變好,壞的變得更壞。經濟型社會,永遠都只care錢。拍電影,一蚊都要計盡。」蔣仲宇冷冷道。談到香港與年輕人的未來,他沒有給予明顯的答案。「不要把事物看得太好——當你遇到落差,又想反抗、不滿的時候,會很易逼自己到死角。」


李卓斌就以一種較圓滿與佛學的角度,回應現狀。「成長的過程,需要失去原有的自己;但在失去的過程,又不一定代表自我永恆地消失。雨點雨滴落進大海,會幻化成新的形態。而自己呢,仍然可以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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