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反詩人陳家坪：用紀錄片撿拾「孤兒」語言

「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土。」我們依稀記得漢樂府詩中孤兒的痛苦，但浸淫於電子消費、跨國旅行等現代化生活模式中，誰還能想到仍有數量龐大的孤兒群體，每天都在臭味撲鼻的地獄、在永恆的死亡線前掙扎？

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有71.2萬孤兒，其中62.2萬散居社會，狀況不明；而如今可能因太過驚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數字，甚至漸漸遺忘了他們的存在，這或許比兩千年前的狀況還要糟……棄嬰年代，詩人何為？重慶詩人陳家坪選擇擔起攝影機，用五年時間觀察及還原河北省一間天主教孤兒院的生活，從而鑄成紀錄電影《孤兒》。上個月他把電影帶來香港，看完後，我眼前只浮現四個字：觸目驚心。

《孤兒》紀錄電影海報，結尾是《最後的晚餐》般的一幕


在中國，孤兒是自生自滅的天使

放映會次日，與陳家坪相約在他下榻的沙田酒店。我們選坐在咖啡廳最角落的沙發椅，還是沒躲過身後一批批遊客來往熙攘。他們都操著中國各個省份的口音，旁若無人地呼喝對方，這讓眼前的詩人顯得更加冷峻，而從他口中彈出來的「川普」（四川口音普通話），在對比之下也意外覆上一層宗教感。

其實陳家坪沒有宗教信仰，只是在朋友介紹下知道了河北永年的天主教孤兒院，幾次拜訪促使他拍成了《孤兒》。片子的主線內容非常簡潔——穿插呈現孤兒院的日常、神父四處奔波、信徒虔誠唱詩，沒有強烈的敍述意識，就連開頭的為教友送葬場景也帶著一份恬淡。「我想處理一種日常性。」陳家坪平靜的語氣下潛藏憂慮，「現在的人很難想象，從北京開車過去才三個小時，就有這樣一個地獄一樣的地方。而在那裡孤兒真實恒常地存在著，這些都並非偶然事件。因此我們必須更加重視：是否應該允許他們以那樣的方式存在？他們又能否過得更好一點？」

是的，在中國，孤兒基本上是自生自滅的狀態。政府想加以管控，不希望孤兒問題由民間機構處理；人民不信任政府，若逼不得已要遺棄小孩，也沒有哪個部門能讓他們安心寄託。唯一放心的地方只有天主教孤兒院——在他們的宗教中殘障兒童是天使，他們的存在也是上帝的存在。「其實孤兒的那種狀態也許更健康，更接近一個人的真正生命。」陳家坪感歎道。可當人們將孤兒視為負累，也正與單純背道而馳。

身體所限，孤兒院中的人大都或趴坐著、或匍匐行動。拍攝過程中，陳家坪特地選用了殘疾孤兒視角，以平行或者低於殘障人士的鏡頭觀看這個世界，藉此代入他們的世界之餘，更想體現出我們應敞開、平常地對待彼此，而不是愈隔愈開的意念。也有觀眾提出從電影中看到了「死神視角」，陳家坪對這個意外發現很是認同：「對孤兒來說，他們最大的威脅就是死亡，沒有人照顧的話死神馬上就會降臨。」鏡頭是貼心的，更是冷酷的，但昭示現實還是為引起善意的可能。

《孤兒》放映片段

逆反詩人，拍攝尚未誕生的語言

全片最特別的地方，是後半節忽然加入意識流的手法，畫面在墳墓前凝神的神父、瀕死的老母親、一望無際的原野與雷雨間不斷切換，與之前的寫實風格形成強烈反差。

「有人覺得這一段完全不必要，但我自己卻最喜歡這裡——人在冥想的時候總會出現自由的、即興的思維，墳墓、大地蒼茫之景，也與神性很接近。」詩人鬆坦的語氣，仿佛在幫助收拾著記憶中零散的、暴烈到不太自然的畫面：「幾個畫面交織，通過語義疊加，表達神父懺悔與孤獨，到最後燈打開，一切就像一場夢，他又回到了凌晨起床的日常生活。我想說的是神父也是孤兒，面對老人、面對墳地，他也處於無依的狀態，這是一種意象的處理。」

「這是很詩人的思考方式呀？」問罷，我們一起大笑起來，果然跨界自有其魅力所在。原本的家當是怎樣都不會丟失的，對於陳家坪而言，那就是詩性的語言。他說曾有朋友把《孤兒》拿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張獻民教授看，張獻民看完片子後意味深長地問道：「世界上真有這麼好的人嗎？ 」後來見過面，知道了陳家坪另有詩人身份，才恍然大悟。

還有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即全片前二十分鐘幾乎沒有一句對白，字幕也只有簡單的「神父」、「孤兒」、「修女」之間不斷重複循環，這在紀錄片而言是非常罕見的，但卻是陳家坪當導演後逐漸修煉的成果。2000年開始做網絡學術頻道，一次關於北京外來人口的田野調查，意外打開了他的影像創作之路。「最開始，我覺得受訪者說的話每句都重要，於是全都拍他們講話；後來發現這樣子拍，觀眾看不過三分鐘就會關掉。直到現在我才慢慢體會到，能看明白的東西就不要跟別人講了，《孤兒》這片子我也是用逆反思維。」

「那可真夠逆反的啊！」回想起觀看時對那段漫長沉默的狐疑，我們又不禁大笑起來。

儘管陳家坪仍然在意自己「非科班出身」，但也坦然接受了自己「以文字思維構建影像」的方法。因此，這部片子也有更深一層的、關於語言的思考：「海德格爾講語言的存在，指出生命是由語言構成的。孤兒沒有正常的表達能力，他們使用的是尚未形成意義的語言，而未被識別的語言恰巧處於最自主的狀態。孤兒的存在，就是那樣一種語言的存在，這部片子中我想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生命狀態。」

與神父唱歌、信徒交談不同，陳家坪反而想要追溯起點、呈現與孤兒的生命相契合的、最原始的語言，也是詩人在履行他的職責。



訪問當日，詩人、紀錄片導演陳家坪


孤兒狀態，時代命懸一線

經過現實重現、經過語言探討，身為知識分子的陳家坪也透過記錄、嘗試揭開時代的精神面貌。八九過後，帶著理想主義而來的人們開始迷惘，內部空虛之時，信仰得以進入。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如劉小楓翻譯了很多基督教文本，也引領不少人走向信仰的維度。但信仰真的來到了嗎？陳家坪對此顯露出深深的懷疑。

「拍這個片子我並不只是想講孤兒院，而是想講這個時代處於孤兒狀態，命懸一線。」

「就是現在這個時代嗎？」

「對，就是我感受到的這個時代。」

說到底，片中的孤兒原來是指出時代的處境——一種絕望、殘忍、需要救贖的處境。「孤兒需要拯救，神父也需要拯救，現實的無奈，都從他的精神面貌中呈現出來。你可以看到從孤兒到信眾，他們充滿迷惘、麻木的表情，他們兩眼無神空洞，又很天真執著。但是信仰真的進入他們內心了嗎？他們真的有信仰嗎？」再回想片中的、甚至生活中所見的人們的眼神，不禁感到荒涼，「如果是充滿信仰的人，當然是兩眼放光，但他們不是這樣子的。從中我感受到一種類似西方中世紀的狀態：那時人們愚昧野蠻，同時充滿天真。一切剛剛發生，上帝是否真的進入了我們心裡，都是需要我們一再感受的。」

然而這決不是絕望。陳家坪提到，拍攝中他曾詳盡訪問過一位修女，她出生於相對富裕的省份，但因著信仰到永年縣孤兒院服務上帝。孤兒院環境惡劣、無時無刻散發出的惡臭，令她無法克服生理上的不適，更開始懷疑是否自己對上帝不夠虔誠。於是她開始每天祈禱，不是希望離開，而是希望能克服厭倦的情緒，繼續留下來。

「一般而言，我們由自己喜歡事物構成生命狀態，但這種愛追根究底是愛自己；而修女的愛是超越自我的，她嘗試克服障礙、再把那些厭惡的他物當做自己的生命一樣來對待，最後戰勝了自我。我覺得這是一種真正的愛的力量。」在無神論的極權國家，在信仰剛剛降臨的時候，誰人不是孤兒？面對蠻荒，道阻且長，但誰都無法成為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