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歷世間苦難 歸來家之所在——訪《獨行的距離》李雨夢

「無論你去到幾遠，記得要返屋企」。打開李雨夢的新書《獨行的距離——記錄者的觀察手記》，便看見她引用這句LMF在二十年前寫下的歌詞，作為書的前言。這本書記載她自大學開始，獨個兒遠走他鄉，一直往外闖盪的遊歷見聞。這十年間，她見證過世界大事、政局變遷，也曾穿越東歐，旅居異地，體會各地風情文化。在這個人們紛紛逃離的時代，她卻回到香港出書。「為甚麼要回來？」大概是她回來後，被人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 她說，因為只有這個地方，是她的「屋企」。

踏上旅程的起點

李雨夢是公民記者，也是獨行的旅人。回想一切的最初，她想起自己中學時，在電視看到菜園村的新聞，於是去了參加菜園村導賞團，嘗試了解為甚麼這些人要抵擋著發展的浪潮，在推土機面前吶喊著「不遷不拆」。在菜園村，她認識了朱凱廸。後來朱凱廸邀請她在《獨立媒體》擔任特約記者，自此她成為一名記者。「獨立媒體和社運扣連，他們報導的角度與主流傳媒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一種參與性在其中。當時我很關注菜園村、反高鐵運動，想嘗試寫一些與主流媒體不同的報導，比較個人的敘述。」

升讀大學之後，她休學一年，背著背包出發去東南亞。她在網上搜尋旅遊資訊時，發現柬埔寨即將進行大選，沒有觀選經驗的她，便決定前往柬埔寨進行紀錄。她首次在異地採訪，甚麼人脈都沒有，幸好得到馬來西亞的朋友協助，讓她了解到柬埔寨年輕選民的心聲。這一年柬埔寨大選，掌權超過三十年的執政黨失去多達二十二個議席，反對黨的議席大幅增長。她感受到這個曾經歷獨裁、恐怖政治的國家，正換來新的氣象。「彷彿也在告訴我，改變是有可能發生的。」

後來李雨夢在大學老師的介紹下，得到在馬來西亞獨立媒體實習的機會，初嘗做日常新聞的滋味。又借助《獨立媒體》的外派記者計劃，到印尼採訪反世貿行動。作為在香港成長的大學生，世界貿易和全球化這些詞語對她而言，原本只是書本上的論述。直到真實的農民坐在她面前，她才對理論中的壓迫和剝削，有確切的理解。「透過人的故事，才能理解到體制和政策是怎樣影響真實存在的人。」她仍記得那個晚上，台灣的農民合唱《美麗島》這首民謠。那種超越國界的觸動，使她彷如回到當年仍未清拆的菜園村一般。

「每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事，都是獨一無二的。作為記者，重要的是將弱勢的人的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讓人看見他們面對的、經歷的是甚麼，才理解到所謂弱勢是甚麼一回事。 」

在休學的下半年，她去到台灣旅居，期間遇上太陽花運動，學生與群眾佔領立法院，阻止「服貿」通過。回到香港，她看見人們手持雨傘遍地開花。這是一個屬於理想主義的時代，世界各地不安於現狀的人民，以各種方式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變革的希望，彷彿就在眼前。

如若世界逐漸崩壞

但事情的走向總不如人所預料。歷史的進程，總是在進步與倒退的拉扯中發展，在動蕩的變局之中，改變無數人的生命。

大學畢業以後，她再次出走，乘坐西伯利亞鐵路，橫跨歐亞兩洲。隨著敘利亞發生內戰、伊斯蘭國的入侵，大批難民被逼離開自己家園，逃亡至歐洲。在匈牙利的邊境小村，她遇到大批滯留在收容中心的難民。來自敘利亞的一家，得知她是記者之後，滔滔不絕地說出自己的逃難經歷，向她說「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這樣的對白似曾相識，遠道而來的一個記者，似乎是他們在茫茫前路中僅餘的希望。然而，把故事寫了出來，又是否真的能做到改變？「我的報導寫出來後，可能中文世界的讀者會看到。但是然後怎樣？我只能繼續關心事態發展，但又好像甚麼都做不到。」

令人無能為力的崩壞，充斥著整個世界。當年她曾去緬甸觀看大選，那時昂山素姬領導的全民盟取得壓倒性勝利，結束緬甸數十年的軍人統治，她以為目睹了緬甸民主化道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在六年後，變革的希望便被緬甸軍方發動的政變無情地粉碎。軍方發動政變，推翻由全民盟執政的政府，反抗的人民，遭到軍方血腥鎮壓。正如當初讓她感受到希望的柬埔寨，同樣在數年後，由法院宣佈解散反對黨，反對黨主席被拘捕。李雨夢此刻才明白，歷史並非一個線性前進的過程，也是可以不斷地倒退。

李雨夢回香港後，曾在《明周文化》、《蘋果日報》任職了五年，由獨立記者變成主流媒體的全職記者。在《蘋果日報》任職期間，城市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她由幕後的文字工作者，變成在前線持著手機直播的記者，使她的名字為人所知。過往她也曾目睹不同地方的人民，為了自己的家園起而爭取變革。但這次發生抗爭的地方，是她自己的家。

「在其他地方的抗爭，我也會關心和紀錄。但我回來後看到的，才令我感到真正著緊，令我覺得這是我的地方。」但正如緬甸與柬埔寨一樣，曾經出現的希望，最終換來的是血淚和牢獄。「民主轉型從來都是極其艱難而佈滿血淚的過程。」她如此說，「這些年間，聽過的故事，當中的連結大概是這兩個字：堅持，只能是這樣吧。」

心之所向、家之所在

在煙霧消散之後，趁著在三十歲以前，她申請了前往英國工作假期，在倫敦的小店打工，再次成為獨立記者。去年二月，俄烏戰爭爆發。她不甘於留在英國接收戰爭資訊，於是前往烏克蘭邊境進行採訪。她又再次看見因戰亂而逃離故土的人，也遇到準備回去基輔的烏克蘭人。一個六十四歲的老伯跟她說，「我太老了，要不然我也希望上前線為國家奮鬥。」

即使在戰亂之中，人們紛紛逃離之際，也會有人堅持回去自己的家。李雨夢也選擇了回來。工作假期完結後，她回到香港，把過往十年在異地的經歷、見聞結集出書。

她笑說，由她出發以前，到準備回港之際，身邊都有人勸她不要回來。「回來是早已決定的，我並非不知道現在的環境。但就算這個城市變得幾差，我對這個地方，都有種情感是不能切割的。」縱使這個城市的空氣焗促得快要窒息，回來有種種無法預計的風險。她淡然地說，「過去大家曾許諾過的一些東西，我不想太過輕易放棄。」

正準備離開的人，都渴望能在異地重獲新生。李雨夢卻說，正因為曾在異地生活，她感受到何謂「家之所在」。「不論在台灣，還是在英國，我會關心當地的事情，但始終有一層隔膜。唯有回到這裡，我才能感受到這是我的地方。」

紀錄時代中的苦難

卡夫卡曾經寫道，「你可以避開這世界的苦難，你完全有這麼做的自由，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許正是這種迴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難。」趨樂避苦，本是人的天性。然而記者的職責，正是要紀錄苦難。普遍人都渴望遠離困苦，追求安穩。李雨夢卻總是迎向苦難之處，書寫無權勢者的故事。對她而言，紀錄不僅是旁觀，而是參與的一種方式。「記者這個角色，給予我相對安全和抽離的角度，可以讓我參與在這些苦難之中。」

但是，紀錄者並不代表安全。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度，紀錄與書寫同樣被視為極具威脅的武器。正如李雨夢曾在波蘭拜訪著名記者卡普欽斯基的故居，他便曾被判處死刑四次、關押四十多次，差一點便失去生命。在亂世之中，當一個真誠的記錄者，接近苦難的本身，描繪出漩渦的形狀，往往會被捲進漩渦之中，迎來自身的苦難。

為甚麼她要這樣做？這次她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出在腦海中的一個畫面。「我常常記得這個畫面，當前方的警察持著武器，步步進逼，後方的群眾開始後退、潰散。我和身邊的記者，大家都沒有後退，而是不斷往前走。我想這就是我們的責任。任何時代之中的苦難，都要人去紀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