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擊的平台】「隱形香港」毛淳宇 X 何潔泓︰像我們這樣的記者

去年二月，一條討論香港青年食用大麻的短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當時，「隱形香港」仍然只是毛淳宇的個人錄像報導計劃，如今在社交媒體上已經有六萬多個讚好，每條片也有過萬的瀏覽量。「隱形香港」以錄像和文字的形式呈現了年輕一代的精神狀態與邊緣族群的聲音。採訪當日，我自己也幾乎成為了被訪對象，如他們所說：「邊緣有時未必認識到自己是邊緣。」

「我們是Loser型記者」

在主流媒體的新聞報導中，每次出現「大麻」，內文很大機會是「某藝人被曝吸食大麻」或「某青年服用大麻猝死公園」。毛淳宇最初做的這條名為「癮與罪」的短片，卻討論了一個香港青年吸食大麻的心態及其背後，顯然與主流媒體格格不入，也因此受過一些非議。「條片最初上上落落了幾次，因為有機會觸及法律，所以要特別小心。」毛淳宇希望藉著這些報導，呈現香港青年的精神面貌以及主流輿論中被忽視的那些人，他顯然對現時的媒體生態是不滿的。短片有爭議，因此也帶來了一定的流量。公司於是決定給予他更多時間和發展空間，於是他找來了在社運裡認識但其實並不相熟的何潔泓。

兩人相識於社運紅火的年代。毛淳宇曾為「實現會社」的負責人，辦過左翼雜誌《跨時》，他形容自己進入媒體前可謂「爛身爛世」。何潔泓一直無法與社運切割。到了必須考慮前路的時候，一直愛好寫作的她，決定以記者的身份繼續記錄城市。但過於鮮明的社運背景，使她在尋找正職工作上碰過不少釘子。兩人都不能算是走在「正軌」上的那種青年，卻於相同的時間點裡投身傳媒行業。這種身份背景和他們各自特殊的經歷，使得「隱形香港」的訪問對象和報導手法都有別於主流媒體。

「隱形香港」做得很專，但也做得很雜。訪問對象主要集中在「邊緣」和「青年」，探討的題目卻非常多：學債、租屋、年輕嫖客等。他們的訪問對象很多時候都不是名人或那些「肯定值得被訪問的人」。「我們想滲入式找一些『不認為自己有被訪價值的人』，這些人你不會在任何網上報導中找到。有些受訪者。很多都是我們在街上結識的，也有很多人是首次做訪問，他們第一個反應都是『我有什麼好被訪問呢？』」何潔泓說，讓這些人找到自己的價值，「讓 nobody 成為 somebody」是成立這個平台的初心。平台成立之初，兩人會這樣「搵故仔」：「深宵出動，到觀塘海傍或街上找不同的人吹水，也會在大角咀的殯儀館前『撈人』。」毛淳宇說這些費時費力的做法，是為了找到最接近真實的題材。

看「隱形香港」的內容，往往能看到主流媒體所缺乏的，受訪者的坦白述說。

「有時受訪者的狀況我們一樣有，可以說因為同為『Loser』，所以才能拉近距離，也更能體察那些困局。」他們說自己不太像專業的記者，其實跟受訪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像做『債』的題目是，講香港青年收入低，月光族的問題，不會輕易歸納到消費主義的原因。因為我們都身歷其境：錢的確不夠用。」受訪者中也有不少是他們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其實不少有代表性的故事還是來自身邊。」

與受訪者建立信任是一大難題，尤其做一些比較敏感的題材。「像做PTBF的題目時，受訪者曾被其他傳媒報導過，有過不快的經驗，因此不大信任主流媒體。」何潔泓會打很詳細的短訊跟受訪者解釋，給予他們足夠的尊重，也會以更長的時間互相了解。受訪者後來都成為他們的朋友，形成了一些渠道，這些「隱形人」幫助他們發現那些「更隱形的人」。

「『隱形』也有層次的分別，除了那些被認為『不認為自己有被訪價值的人』外，就是那些被體制壓住的那班人，像精神病患與性小眾。」毛淳宇以世界盃作比喻，指出他們與主流媒體在回應時事上的不同取態。「一場英格蘭對巴拿馬的比賽，體育版的編輯可能會將焦點放在英格蘭，我們則可能以弱隊巴拿馬做延伸，去講一些關於身份認同的議題。」毛淳宇指弱勢所佔的比例可能更多，「在香港，你不是強勢就已經是弱勢，所以我們的題材總是無窮無盡。而邊緣的界線其實好闊，可以重新定義。」

「不客觀」報導　以「相信」切入

成立接近一年，「隱形香港」累積了一定的的口碑，解決了網媒必須面對的流量問題後，他們又開始思考新的問題：到底「隱形香港」算不算媒體？

毛淳宇讀設計，後修讀新媒體藝術，何潔泓讀哲學，兩人都不是傳統新聞系或傳理系的畢業生，他們笑說自己肯定不是「專業」記者。「有些專業性的問題我們發現自己處理不到。如求證和查證，是否應該『開名』等。」毛淳宇說專業性涉及如何理解真相，而他們現時仍然未有一套「客觀」的準則。

過往著意保持距離和堅守「真實」的傳媒準則開始退場，新媒體用他們更親近而有時顯得過度的方式得到年輕人的認可。毛淳宇說他們都有一定的社運背景，有他們所關心與不滿的某些社會議題，他們也許已經將自己的立場帶進媒體。「我將自己的立場和觀念放入大眾媒體，但其實未必反省過自己的立場，或媒體本身是甚麼。」何潔泓則指出他們做的故仔有不少是主角去分享他們的個人經歷和內心感受，其實有時很難去求證真偽，再者，「人的存在本身已經有價值觀和立場，所以我更在意的不是『真唔真』，而是受訪者有沒有『講大話』，又或，他們有沒有誠實面對自己。」，他們說『隱形香港』的內容其實沒有一個是傳統的『新聞』或合乎『客觀報導』。

做媒體是應該客觀報導還是推動某些東西，一直存在爭拗。他們渴望透過媒體改變某些現狀或者他人的軌跡，有時也會疑惑。「做懲教署職員打在囚少年那個故仔時，其實個心好義憤，想將那些職員『逗出來』」，毛淳宇說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往日的媒體邏輯，於是他又陷入迷思：這些其實是否媒體應該做的事？「所以有時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媒體，也沒有人告訴我們甚麼才是媒體或者應該怎樣做。」

邊緣人物也有各自的棱角

何潔泓寫過一個關於空姐的故仔，內容不是「黑絲」或者「旅行」，而是孤獨。「在香港這種窒息的狀態下，她卻有一半時間不在香港，而是在高空三萬呎。所以她是否其實在逃離香港？她是否以不穩定的生活來逃避這種窒息感覺？」在異地的孤獨，在身處城市的窒息狀態下，如何承受，如何取捨？「社會太多標籤，而人的心情卻經常被忽略。」

她最近在讀蔡崇達的《皮囊》。「他故事裡的人都很邊緣，但同時又很堅韌。時代之下，其實有很多無名之人在默默地生活。」邊緣人物或小人物也有他們各自的棱角，何潔泓一直想將這些棱角找出來。「寫某些有慘痛經歷的人，我會用比較大的篇幅講他們如何堅強走過來。這些看似個人和內化的經驗也有公共性：人如何在無力感和創傷中繼續生活，其實值得被更多人知道。」以往投身社運時，何潔泓曾憤怒於社會的冷感，媒體經驗令她有更深一層的體會：「他們有各自的生活和態度，未必要很大聲講出來，但值得被尊重。」

「隱形香港」想講的不過就是：微小的故事和人，也有他們不為人所知的辛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難，有自己完全無法解決的問題。很多人所承受或抵抗的東西是你無法想像的，這些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儘管採訪的題材似乎總是帶著灰暗色彩，但他們希望藉此讓人感受到無力感下仍然要有力量：「悲觀中保持積極。」何潔泓說。「對我們來說，可能替受訪者梳理了想法，令他那刻的感受好了一點，又或者令其他人對他的情況有更深的理解，這些都有發生過。」毛淳宇則坦言其實受訪者給他們的反饋有時更多。

然而，注定有一些傾談沒有結果，仍然有某些隱形的部份他們無法覆蓋。「有次在大角咀殯儀館前和一個叫阿Matt的中學生吹水，知道他對攝影有興趣卻對前路很迷茫……」他們聽完很感動，卻困惑於其他人無法感受到平凡故事的重量。有些故事過於真實，卻未必能以新聞的角度呈現。如何在不可預期的媒體生態下保持信念，也讓更邊緣、更隱形的故事得到書寫？他們仍在摸索，仍在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