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同志,跟住去邊度?】專訪黃耀明——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也有希望

專訪 | by  黃思朗 | 2020-05-12

完成去年《明曲晚唱》的延續,黃耀明從美加巡迴的演出歸來,坐低接受訪問時的第一句就說:「幸好沒有取消這次旅程」,然後娓娓道來,沿途如何與陌生人、新相識、舊相知「We Connect」。海外港人的力量之大,讓明哥笑言「強烈到有點不慣」,以「embraced」來形容這種夥伴之間的連繫。身為香港人的如斯情感羈絆,只是明哥在六月的運動以來,感覺到希望的其中一塊小拼圖。「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就有希望。」儘管一切尚未爭取到成果,但我們還有希望,至少明哥如此相信著。

向全世界講香港故事

「雨傘運動」五周年集會,正在巡演的明哥無法參與,但身在溫哥華舞台的他,找來小島樂隊的區新明和太極樂隊的雷有曜,在台上高歌《願榮光歸香港》,隔空以另一種方式,參與這場沒有大台的社會運動。「我們是同年代的歌手,大家都想為香港做點事,而音樂會所帶來的,是夥伴之間的力量。居於海外的朋友,需要真實來自香港的人,告知他們香港正在發生的故事,而我也想得到他們的支持,讓彼此都不孤單。」

在每場社會運動中,藝術與音樂所發揮的力量都毋庸置疑;甚少到北美巡演的明哥,經過這次「勾結外國勢力」的體驗,感受更深。「建立新連繫很重要,這次的觀眾除了有海外港人,還包括好些外國人,讓我更想將香港的故事與所有人分享--用英文歌。」尋求「外國勢力」,將訊息傳達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從六月至今的社會運動以來,聯署、登報、人權法案,凝聚很多能量與希望。

「大家看到這個過程的作用,我覺得音樂上也一樣。五年前的《撐起雨傘》,比較似敘事性的歌,今次的《願榮光歸香港》,卻是以『國歌』的形式替人打氣。有些作品是在運動裡面用,有些作品則在運動之後,用來回看運動和歷史,讓我想起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半年,推出的專輯《神經》。創作藝術作品有時為了推動別人做得更多,有時為了回顧和檢視那件事,就如《神經》。」在瀰漫著一片白色恐怖的當下,還有空間可以製作如此敏感題材的作品嗎?「為何不可?反正我們都已豁出去了。但可想像,傳播上的壓制會更厲害,所以我們才要唱英文,可以突破華人世界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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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巿場與製作上尋求突破、另闢蹊徑,是明哥在人山人海時期開始,一直探索的課題,正如今次的美加巡唱,也是為自己和夥伴尋找新血路。「我們嘗試細規模的形式,走訪很多livehouse和劇場演出,不再局限於大規模的賭場巡唱,慢慢摸索出另一種可能性。」明哥指,這些場所比較親密,觀眾反應也更好,是音樂工業內其它朋友都可以借鏡的新路向。

出櫃之後,連的士司機都無咁晦氣

「如非2012年的『出櫃』,也沒有現在的這種參與。」明哥在演唱會裡自白的當晚,筆者有位朋友剛好是座上客,即使非為同志也高呼感動,至今提起仍會說得激動。對於明哥,那更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讓他之後做事無畏無懼。「我很清楚這是個政治考量,也知道從此將會不一樣。我以為自己從沒隱瞞,但原來斬釘截鐵說出那個字,完全是另一回事。」傳媒明知還要繼續問,足見社會仍視同性戀為禁忌,仍然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既然我都承認了,那就沒什麼好八卦,也沒什麼欲言又止。」選擇在最多人見證的場合「出櫃」,明哥就是希望抹走社會上的禁忌。「我是故意以『基佬』自稱,因為別人在背後正是以此形容我們。將一直被標籤而不敢講的東西說出口,是個很好的self-empowerment。」

在本地同性戀還沒合法化前,明哥在80年代末早已憑歌寄意,借陳少琪和周耀輝的筆,先後唱過〈禁色〉和〈忘記他是她〉。「任何創作當然都希望帶來啟發,刺激不同形式的思維,〈忘〉是很革新的概念,雙性戀或性別認同的主題,當時對很多人也是衝擊。」只是,明哥並沒想像過,道出自己性取向的衝擊,比意料之中還要大。「公眾對我更加友善,連的士司機也沒那麼晦氣,可能覺得我無呃佢吧?(笑)」似是說笑,卻真實反映在日常生活。明哥更邁向另一層次,與何韻詩等成立「大愛同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藝術可以薰陶人,政治行動則去直接爭取訴求。」愈走愈前,2014年他逕自走落金鐘,除了發自內心的使命感,閱戲無數的他,還受到某部同志電影的影響。「雨傘運動爆發之初,我人在倫敦,剛好看到講述80年代英國同志運動的《Pride》。看著同性戀者與罷工的煤礦工,兩群弱勢小眾如何學懂互相扶持,再看著那邊廂的香港正施放催淚彈,我就決定馬上改機票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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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明哥敢於為不公義發聲,以身作則為同志帶來勇氣,但回想自己成長的年代,明哥亦面對過內心的掙扎和翻騰,更曾背負著宗教信仰的罪疚。「中學時代,我已經知道自己的性傾向,只是不能跟太多人分享。那時我是基督徒,宗教令我不斷質疑自己,反覆自問是否幻覺,但我很清楚,這都是在欺騙自己。」面對「同性戀是西方人教你墮落」的指控,讓明哥在青春時期得到救贖的,同樣是外國勢力在「作怪」。「那時候的英國流行音樂對我影響很大,歌手會為反對禁止宣揚同志訊息而寫歌,樂隊如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也敢於公開談論自己的取向,這些對我來說都很重要。」當然,影響明哥最深的,還有他最喜歡的David Bowie。「那種忽男忽女的中性形象,透過音樂讓我明白,紛亂世界裡仍要活出自己,David Bowie給我很多力量。」

「無形之手」的恐怖

自從五年前身體力行,踏足金鐘支持雨傘運動,黃耀明從此被中國大陸封殺。五年過去,因為同樣理由而絕跡大陸的黃秋生與杜汶澤,最近在網台的對談節目裡,坦言對「被封殺」的心態,有如「死亡五部曲」的過程,從否認、不解、憤怒、尋求方法,到接受。形象予人溫文爾雅的明哥,不似曾對此有所怒意,幾年下來,只覺得更加恐怖。「五年前他們可以禁播你的歌,現在連球賽和South Park也可禁播,不止華人,連外國人也封殺,那隻『無形之手』愈伸愈遠。我在北美的社區對談也說,現在的抗爭非只關乎香港人,而是中國對全球人道的威脅。」

面對封殺,明哥處之泰然,即使被無情地拒諸門外,卻從沒放棄過與裡面的人作交流之心。「是他們封殺我呀,我沒有封殺他們。」說時,嘴角展露著幾分豁達的自嘲笑容。「我做不到,不代表跟國內音樂人的交流要停止,尤其在中國內地,要當個對自己誠實的藝術家,很難。」亦因如此,明哥從不抗拒跟國內音樂人合作-為周雲蓬製作的單曲快將推出,在美加的巡唱亦以自己方式,向被大陸禁聲的歌手表達支持。「我翻唱了李志的《這個世界會好嗎?》。跟我一樣,他的歌曲被下架,巡演也被暫停,但你不讓他唱,就由我來代他唱。歌迷本來不太熟悉,但聽完都很感動,也是讓音樂繼續流動傳播的方法。」

大陸處處都可觸碰紅線,同志題材的歌影視作品,自然也難以倖免。縱然國內無法可依,在封閉的國度談論法治也可笑,然而,對於性的討論,關於同志議題的探索,明哥覺得國內某些圈子的研究,比香港還要走得更前。「在我仍活躍於微博的年代,他們已對各種婚姻和關係模式進行研究,走得較前的就有李銀河教授,只是沒曾在法律裡彰顯。我不知道這些討論,在這幾年間有否被禁,不過當時國內對此有很多探索,例如同婚。外人聽起來可能覺得匪夷所思,但這種沒帶任何hang up的探索,某程度是很前進的事情。」

不會因為香港沉淪而離開

看著鄰近的台灣,在爭取同志平權漸見成果,五月更迎來同性婚姻合法化;反觀香港社會即使愈見包容,爭取平權之路卻似大落後。「可以如何借鏡?」明哥苦笑只能「讀多啲書」,始終兩者的政治系統完全不同。「台灣的同志運動,在過去十多年走得很快。六年前我們『大愛同盟』想推動反歧視法,但發現社會上沒什麼討論空間,同期的台灣人已經談論著同性婚姻。」沒有民主,說甚麼也仿似徒然,身處香港,好像永遠只有替別人興奮的份兒。「雨傘後做任何事都很困難,政府已非向人民問責,也不理會人民訴求。縱使香港這幾年愈來愈開明,氛圍其實已很ready,但政府總是『阻住地球轉』,議會程序令所有事停下來。」搞好爭取民主的運動,小眾權利才有希望,兩者唇亡齒寒,相輔相成。「如果香港有希望,同志也有希望。」

面對漠視民意的政權,留在香港還有甚麼意思嗎?「以前考慮離開,只是想在其他地方過退休生活;而今次運動讓我感覺到希望,所以我反而想留低,讓那點希望變大。」歷經雨傘運動的強烈挫敗感,香港人在歲月洗禮的經驗累積,轉化成今天前所未見的歸屬感,這種身份認同,正是明哥所看到的希望。「看著百萬人遊行的照片,看著情侶隔著豬嘴擁吻,群策群力卻沒有話事人,他們就如David Bowie在舞台上的《Heroes》。沒有雨傘的輸,也就沒有今日。我想因為香港有希望而留下,而不想因為這個城巿絕望而離開。」

訪問結束前,問到明哥有否想起哪首歌,寄語正在爭取民主平權的香港人。明哥稍稍思量,片刻就說起《光天化日》的歌詞。「雖然沒有直接提及,但創作時想著的主題,是愛可以有無限可能性。『愛裡找不到恐懼/只恐怕找不到愛侶』,它是我覺得林夕寫得最好的一首。」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縱然活在荒誕日常,有愛未必能驅散城內的恐懼,但信我們對著青空許願,能在恐懼裡找到值得留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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