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浸大人文及創作系畢業的沐羽,當過哲學新媒體的記者,也算在香港文化江湖打滾過; 2017 年夏天赴台深造文學,今年初在台灣出版首部個人短篇小說集《煙街》,苦難年代裡,27 歲的香港作家透過文學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他相信作家筆下無數高低跌宕的人物,總會有天交織成錯綜複雜的一張製圖,跨越膚色與國界,呼召出尚未來臨的成千上萬張臉。
絞刑架下的黑色幽默
出道作《煙街》收錄八個短篇,寫於 2019 年初的〈十九根〉是最早的一篇,關於在交友軟件結識的一對陌生人喝酒時聊到,一趟發生在西伯利亞火車旅途上,以前度送她的十九根香煙為主軸的故事。一夜春宵過後,他發現她手袋中原封不動的十九根︰本故事純屬虛構。將愛情寫得像日本綜藝,是作家精心佈置的惡作劇。當時的他認為文學就是虛構和遠方,「希望帶讀者到未去過的遠方,不然寫來做乜?」
後來反修例運動爆發,身旁台灣人時刻追看新聞直播,為遠方抗爭落淚,他無法隔岸觀火,想為香港寫點甚麼,然而相隔一片海峽,顯得力不從心︰「始終無打過,連和理非都稱不上,陷入了一種失語狀態,找不到發聲的位置。」相對紀錄,他想用較擅長的小說為形式,虛構出圍繞中學生李浩賢、陳子朗、林廷峰、張頌恆在天台上萌芽的種種革命情感,四位少年、愛人和家人的命運被收束在一起,被粗暴斬斷,最終石沉大海。沐羽其時從大量翻譯文學吸取養分,這個向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愛在瘟疫蔓延時》致敬的短篇,獲第 37 屆中興湖文學獎小說組首獎。
長達十二章的〈亂流〉,是書中唯一被標成灰色的章節,他起初只想寫一個關於香港人旅行上癮的故事﹐後來一針一線,把其他短篇的登場人物,透過居台作家的第一人稱敘事串連起來。有別於其他章節,他在這篇加入了一連串無厘頭生活套語、蘇聯冷戰笑話,乍看與上文下理「牛頭唔搭馬嘴」。他解釋,是將自己領略到的散文技巧應用到小說裡頭,像是嘻哈音樂裡的「hook」,令文本呈現類近「A1-B1-C1;A2-B2-C2;A3-B3-C3」的節奏,亦給予讀者喘息空間,不呈在焦灼的亂流中窒息致死。沐羽常見於散文的黑色幽默筆法,隨不斷湧現的「地獄梗」推到極致,屎尿橫流睪丸盡出,是敘事者見盡好友入獄、喪親、離散後不得不服用的精神勝利法。美國作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說︰「黑色幽默是一種大難臨頭時的幽默,或者更傳神地說,叫絞刑架下的幽默。」飽讀馮內果的沐羽說︰「笑是苦難年代的最高價值。」你我同在冰水裡,頭頂上架著政權晃來晃去的睪丸,無力時唯有放聲大笑,苦中作樂。
語言是一種異化的疏離
《煙街》在 1 月出版,初版已經售罄,他笑言從沒想過能在香港賣,不過連鎖書店把《煙街》放上「豬肉枱」(展示桌),獨立書店的存貨賣清光,香港人在後抗爭年代展示出的勇氣,教他訝異又自愧不如。
其實《煙街》之名出自小口誤,是作者咬字不正,誤將「應該」說歪成「煙街」。若解不通這種 Lost in translation 語言遊戲,也可以領受居台插畫家柳廣成繪製的書封插畫,男人自高樓落地玻璃俯瞰煙霧瀰漫的麼地道,那一條「煙街」。
沐羽說,這本書是要寫給香港人看的,但在台灣出版畢竟要尊重當地讀者的閱讀需要。他坦言其文字深受台灣語感的影響,但在 punchline 處會選擇用回熟悉的母語,是一種自然、舒服的書寫狀態。他就希望讀者閱讀《煙街》,像享受一個「雪糕邊爐」,語言由上而下融化,啖出文字裡的香港性。正如出版社編輯曾建議將書中的「煙」統一改為「菸」﹐他拒絕了,因為香港地無人抽「菸」;香港人抽香港煙,香港的催淚煙。
訪問時他笑言足足一個月沒講廣東話,三小時間那些親切又陌生的詞彙在他嘴裡不斷跑歪,將「係」說成「蟹」、「一啲」說成「一些」,還有更多被粗口遮住沒能辨認出來的破音。他寫作時腦海除了預設的廣東話,多了一條國語聲道,某天他發現將廣東話說得像外語,住久了,口音也被騎劫,他在書中自嘲,畢業後可以到「譚仔」打工︰懶肉勿演十小辣。可是國語還是一出聲就露餡——他終究不是地道的台灣人,如他筆下的在台港人們。
「兩頭唔到岸」的語言,是一種身份問題的聲音化,映照出在台港人在兩地夾縫間的懸浮狀態。〈為甚麼靠那麼近〉和〈製圖〉主角的阿嵐來台讀書結識妻子薇希,兩人講國語,廣東話跟台語的中間點,「一種節衷,一種納許平衡。」她迷戀他在床上帶口音的下流情話,想像成一種「翻譯文學般的性愛經驗」,他偏要從自己的語言左閃右躲,不肯向她翻譯王家衛電影的台詞。子朗質疑阿嵐廣東話咬不正不是香港人,他說︰「我有一個口音,我的口音不是我的。」此處化用了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語意上的弔詭︰「我只有一個語言,這個語言不是我的。」
每人都有母語,而母語和國族身份,沐羽說,都是不由自主的。出身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德希達用法語書寫,卻因猶太人血統備受歧視,阿爾及利亞爆發獨立戰爭,他又被視為「過於法國」,結果在《他者的單語主義》書寫了擁有一種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痛苦。沐羽形容,語言的邊緣是被兩個中心夾著的剝落狀態:異鄉人總是活得無可奈何,只能在夢中激動地講著廣東話;而枕邊人無法解讀。
米蘭昆德拉自捷克流亡後入籍法國,後期作品以法語書寫,自稱法國作家並認為自己的作品應歸入法國文學,一直備受爭議,沐羽在《煙街》寫「法國的昆德拉」,也是深層的諷刺。計劃在畢業後留台的沐羽,難免會貼上「移民作家」的標籤,他列出了長長的書單,包括英國印度裔作家奈波爾(Sir VS Naipaul)、魯西迪(Sir Salman Rushdie)、英國牙買加混血兒作家史密斯 (Zadie Smith)等,希望更深入地了少數、移民作家在身份認同、宗教文化上多元且複雜的面向。在港人離散的大時代,他正在構思一部關於在台港人建立「香港村」的小說,作為《煙街》的延伸,在異鄉進一步發掘原鄉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探討香港這個移民社會所繼承的「雜種文化」的嬗變。走在台北街頭,他驚覺有樓盤命名為「蘭桂坊」,明做香港人生意,不禁問︰「香港人到台灣,會否變成一個只顧搵錢的『撈仔』?」
尚未完成的香港製圖
書中最後一篇,是脫胎於馮內果《沒有國家的人》,以折線圖像分析歸納人生高低起跌的〈製圖〉。
沐羽寫香港人「想團結想搞革命,想生活充滿高潮」,「故事曲線是一條高高在上筆直往右的紅線」,然而不論在故事內外,許多人的生命線在 2019 年斷崖式插水,甚至終結。那些倖存的人們為著勉力維持生活不斷「逃逸」,譬如在文章標價的年代在慾海自放的失意記者;幻想帶著弟弟的靈魂瘋狂旅行贖罪的空少廷璋;流亡後考上大學成為夜活達人,終生沒回到香港就被車撞死的子朗;至於阿嵐研究院畢業後,搬到台東展開新生活,拋棄了故鄉的革命前塵。然而阿嵐在搬家途中遺失的一箱人生折線圖手稿,有一天被書店員工意外發現,拼在牆上,成就出一幅撼動人心的「魔鬼製圖」,吸引成千上萬人朝拜︰「據說去到那裡的人,不問國籍出身,不論背景與學養,全都看見了自己臉孔的巨大掃描。」
〈製圖〉無預兆地出現的魔幻寫實結局,以此作為全書的收結,謝曉虹評為「振奮」且「充滿烏托邦的色彩」。然而那些不辭勞苦的人是否需要等待一個「救世主」角色的呼召,才可找到那面凝聚彼此的一幅「哭牆」?沐羽說,正正是因為阿嵐不是聖人,不是勁人,他只是無名無姓的人,而他也可以通過製圖,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作家而言,手段就是文學,「這種很理想的感覺,始終是我對文學的信念。如果香港有足夠的短篇小說、散文、藝術、紀錄片,集合成一幅製圖置於面前,所有人都會看見自己。正如我閱讀外國作家的流亡文學,就會從中看見香港,看見自己的臉。」
(蘇麗真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