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序】一種少數文學的逃逸——讀沐羽的《煙街》

其他 | by  謝曉虹 | 2022-01-06

據說香港浸會大學校園曾有個煙霧瀰漫的角落,是人文學科高材生的聚腳點,一個真正學識與才智交流的秘密處所。借由從規範到非規範空間的精神與身體轉移(蹺課),再配合在校園抽煙這個非法的手勢,一個逃逸的共同體於焉誕生。


沐羽想必是這個團體的靈魂人物之一。我有幸和沐羽在同一年加入浸大的人文及創作系,但作為受僱的教師、大學體制的一部分,我自然沒有機會見識到這個團體的真貌。只是,我感覺沐羽的《煙街》所反覆講述的,正是這個神話的前傳與續篇。小說集時時出現一個(男性的)群體,借由在學校天台、酒吧,或在革命潰散疫症流行期間轉為虛擬線上,以共享抽煙的時光,來蹺一堂更巨大更令人窒息的課。


《煙街》是一本關於逃逸的書,以抽煙、戀愛、旅行(逃亡?),並同時警覺這些動作一旦僵化成慣性,便會像浸泡太久的公仔麵般變軟發臭,日常訊息輕易就能淹沒手機上待機的富士山畫面。如是,〈在裡面〉的男主角阿傑重複聽見一扇門關上的聲音,逃逸路徑還沒跑上幾步就被堵上,成為再疆域化的封閉結構。


逃逸不僅是主題,沐羽非常清楚,寫作本身就是組織逃逸路線。「文學就是語言的口音」(見本書〈跋〉)。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卡夫卡:邁向少數文學》裡說:「寫作是在自己的語言裡成為異鄉人。」(1) 文學的使命是要在主要的語言裡構成少數,脫離疆域。


張歷君早在零五年就以「少數文學」的概念討論過香港的語言處境。正如布拉格的猶太人「不可能不寫作,不可能用德語寫作,但又不得不用德語寫作」:


當香港學生不得不以標準中文書面語寫作,但又只能以粵語在心頭誦讀自己寫出來的文字時,他∕她所面對的難道不正是這種尷尬的語言解域化狀況嗎?(2)


他進而論析韓麗珠小說的特色,恰如卡夫卡,正是「把語言一點點推進乾枯的沙漠的解域過程」。不過,從香港人的書面語到韓麗珠的小說語言,其間仍有著跳躍式的距離。正如雷諾・博格提醒我們,少數語言族群與實驗作家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德勒茲和瓜塔里把前衛風格和少數族裔政治綑綁在一起的讀法,是要突出現代主義並非孤芳自賞,反倒是充滿政治能量。(3) 韓麗珠小說呈現的那種「少數」特徵,是規範書面語的一種誇張變形,是一種把紙面中文與日常疏離的狀況推到極致的實驗。


由「在主要語言的內部建構少數」(4) 這個定義入手,少數文學是一個寬廣的概念,足以讓德勒茲與瓜塔里涵蓋風格迥異的作家。相對於與日常疏離,沐羽混雜流行語句、廣東話及粗口的文風,是另一種破壞語言主要用法的策略。


《煙街》最長的一篇小說〈亂流〉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篇以第一人稱寫成,語調帶著悲憤、戲謔以及內疚的獨白,講述了「我」以及朋友們在反送中運動期間的遭遇。好些日常語句──「待會見」、「管好你自己的事」反覆出現,但每一次重複,字義都被語境的壓力改變。這些語句初見如熟悉的人臉,卻在敘述中成為〈變形記〉裡的格里高爾,漸漸變向他物,在最顯而易見的語義中遁走。〈亂流〉的敘述者說,香港人「想團結想搞革命,想生活充滿高潮」,但「沒有人知道高潮以後怎麼辦。」「張國榮說,不如我們地由頭來過。於是所有人都從頭來過,跟著高潮走。」


但〈亂流〉講述的偏偏是一個革命高潮被冰水淹過的時刻,而敘述者幾個好朋友的左眼、右腿和肺功能都已經被毁掉了。如果敘述無法「由頭開始」,便只能朝著「返唔到轉頭」的方向走。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沐羽鋪展了一條綿長的敘述通道,一條語言的逃逸路線,喊出了帶感嘆號的所指迅速崩裂的「香港!」。借由語言的狂奔,小說讓我們看到一個社會制度瓦解的時刻,也是固有的「發聲集體裝配」得以鬆動拆除的時機。


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生動地描述了一個蔬果店大叔在其櫥窗上貼上標語「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時,這句話如何在後極權社會裡運作。賣菜大叔和大部分人一樣,不見得相信宣傳語,或會去細想它的真正意涵。他們這樣做只是順從國家要求,以及社會運作的慣性,以避免惹上麻煩。這句話取代了大叔內心真正的想法:「我怕得要死,所以不敢多問,絕對服從」。(5) 也就是說,語言的運作機制,在此不是指涉性的,而是使社會法規得以暢順運轉的一個儀式,並同時隱藏了權力的威嚇性質,以及它和市民之間的真正關係。以德勒茲和瓜塔里的術語來說,宣傳語句可以看成是「發聲集體裝配」的一個部件,與律法、執行機構等等一同運作。在他們看來,與各種行動組成的網絡互動,維持秩序(而非溝通),其實才是語言更普遍的作用。


沐羽的小說深刻地意識到語言作為宰制結構的一部分,維持秩序、壓抑創造能量的特質,因而他筆下那些失敗的愛慾故事,總是和一種僵化的語言狀況深深扣連。〈你可以抬起頭來了〉的記者被包覆在一個由市場操作的世界裡,他筆下的文章必須經由廣告部的同事標價才能發表。他的日常就是與各種無意義並具有遮蔽性的符號打交道。他和朋友在社交媒體上互發愛心──「愛心總比哭哭與生氣好,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在想甚麼。」在必須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的疫症期間,溝通的不可能進一步被強化。記者只有在無意識的性慾勃發,放棄語言的片刻,才能在所有被堵的路上突圍。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又回復常態,肉身之間的距離遙遠如昔。


作為一種維持日常秩序的零件,語言最好就是「無關痛癢」,不去揭破長在皮膚底下的膿瘡。(〈在裡面〉)反過來說,當〈為甚麼靠那麼近〉的薇希不肯輕易接受同學們用「一部共用的辭典 」,以「無關痛癢」的詞彙描述出來的阿嵐,而是去追溯他做愛時帶口音的下流語句,愛情才變得可能。〈十九根〉是一篇有關「約炮」的小說,但「我」慾望的滿足卻一直被女子的喋喋不休所延遲。失戀女子通過反覆敘述她虛構的流浪故事,來取代真正的流浪。這次約會對「我」最具啟發性的大概是:既然虛構能夠創造性地生產逃逸路線,它也可以取代流動的性慾,性行為到最後便可有可無。


《煙街》寫於二零一九至二一年,我深信香港的抗爭經驗不單是沐羽必須處理的題材,同時也啟發了他對文學創作的看法。在這本書裡,語言有時被寄望為燃燒彈,可以遠遠地投擲出去,延續革命的力量。〈永遠與一天〉的敘述技法就如布置一枚線路複雜的計時炸彈。小說主角李浩賢繼承了父親的遲緩與悠長的沉默。這個中學生在手機裡長年積存的草稿,壓抑著未及說出的情話,正如敘述對於一天的無限延宕,終於在他參與社會運動並慘死於警棍之下,錯失告白機會以後,發揮了爆炸性的威力,使他所愛的女孩「無可救藥地長成了一座火災中的森林,四野八荒地蔓延」。〈製圖〉裡的香港人阿嵐在台灣落地生根,終於遺忘了自己在運動過後所描畫的一疊敘事折線圖,但其中「一段殖民地走到末端的紀錄」卻被某書店店長發現,「一聲臨終吶喊,一次硝煙卷起的暴風」終於抵達它的目標,讓看見的人「被內外翻轉得血肉模糊」。


張歷君通過少數文學「逃逸的政治」來捕捉回歸後香港特殊的文化和政治抗爭狀況,例如以七一為標記的「無名群眾」如何在不存在「大師」的情況下,最大地發揮了自己的創造性,以及「融入到一個共同的政治行動中」(6)。 在二零一七年,一次研討會的講評中,他再次提到:


難道我們真的不能說,「某種『對主要語言的少數運用』,已然內在於我們這一輩後九七香港文學作者和評論者的無意識裡」?(7)


只要思及二零一九年「無大台」、「遍地開花」、「如水」的反修例運動,張歷君有關「少數」之於香港政治文化的讀法,確實是一種先見之明。當日的抗爭絕非「只是曇花一現的、微不足道的偶然爆發」。


時局急劇變化,不少的香港人已成了流亡的族群。生活在台灣的沐羽,說自己連廣東話也歪掉的他,對於作為語言的少數,顯然有更複雜的體會。本來就不確定的「原鄉」和「母語」,如今變得更為曖昧難辨。沐羽在〈跋〉裡說,「做香港人」「意涵如水,每日變幻」。《煙街》所寄託的鄉愁,顯然無關一個可供回去的原點──「大佬啊,難道香港作家每篇文章都得寫天台和劏房不成?」(〈亂流〉)。相對於香港,校園裡的抽煙角落,或者更接近一個理想的原鄉。然而,當我們想要把情意綿綿的鄉愁讀進書名「煙街」,書翻到最後卻讓人不禁失笑──「煙街」或者不過是一個壞掉的廣東話,一個帶口音的「應該」。如是,此書的標題已讓我們同時遭遇到鄉愁,以及滑稽的誤會,一個悲喜劇的場景,一次對語言的去疆域。


語言的邊緣從來並非詞窮,語言的邊緣是被兩個中心夾著的剝落狀態。

「我有一個口音,」阿嵐寫道:「我的口音不是我的。」(〈製圖〉)


少數文學,並非少數族裔文學,指的不是族群認同,而是開發新的逃逸路線。「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穩定的能指,而是多數內部的一個少數變異,並在二零一九年把它潛在的革命力量推到了極致。香港人已「返唔到轉頭」,但〈製圖〉最後的場景卻充滿烏托邦的色彩。在香港難民?移民?阿嵐所製造的眾多敘事折線圖前,「聚集了成千上萬」,「不辭勞苦遠道而來」的人:


據說去到那裡的人,不問國籍出身,不論背景和學養,全都看見了自己臉孔的巨大素描。


《煙街》是一本令人振奮的書,因為它夾帶著語義變裂猶如驚嘆號的「香港!」出逃,並繼續吶喊召喚一群尚未來到的人民。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一日



(1)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26.

(2) 張歷君:〈少數文學,或不為「承認」的鬥爭〉,《獨立媒體》(2006-02-20);原刊於《文化研究月報》第五十三期(2005年12月)http://www.cc.ncu.edu.tw/~csa/journal/53/journal_park415.htm

(3) 雷諾・博格(Ronald Bogue)著,李育霖譯:《德勒茲論文學》,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202-203。

(4)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16.

(5) 哈維爾(Václav Havel)著,羅永生譯:《無權勢者的力量》,香港:蜂鳥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33。

(6) 同註2。

(7) 張歷君:〈語言的外在與視差的反思:香港文學和香港文學批評的外邊思維〉,見《虛詞》(2019-05-30)https://p-articles.com/critics/827.html;原刊於《我想文學:第十一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7),頁121-133。


在傘與硝煙的日常裡該如何寫詩?——記「台北詩歌節」廖偉棠、黃衍仁、沐羽對談


延伸閱讀

作者其他文章

謝曉虹

著有《好黑》,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小說卷一》。《字花》雜誌發起人之一。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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