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為陳詞濫調定錯對

每個人都有討厭某些用詞的權利，比如我討厭還記得、娓娓道來，打造等等；有人會討厭視頻、音頻、網紅等等。每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討厭詞庫」，因為這代表我們對語言是敏感的，可以在無聊的日常中找出使人不適的因循守舊。

這個詞庫代表你的社群、出身背景和美學取態與其他人不同。我們說自己討厭某個用詞，通常不是因為這個詞本身，而是指向那個詞的使用者。換言之，語言只是個藉口，是個前哨戰，單純講自己討厭哪個字和分析它的源起都是假動作，這個詞庫真正的意義是：去攻擊這個詞庫的用戶。讓他們吃屎，叫他們弱智，滾回他媽的懷抱吧。比如當有人說他討厭視頻這個詞，是因為它來自中國，這確實無可厚非。

不過這種攻擊很容易會誤中友軍，很是危險。比如說，當他討厭「視頻」，又沒有去罵身邊鋪天蓋地的「打造」時，一定會被更專注於語言的人反將一軍。然後當然是熟悉的扣帽子，貼標籤，反諷譏笑，網絡嘴炮組合拳。這種時候最用力攻擊他的通常不是敵方，而是前一秒的友方，因為他不夠純粹，對教義不夠熟悉，是個被污染的人了。結果下場就跟九成的網絡罵戰一樣，不了了之。

好似有一條專業的鏈條在那裡，必須找出最精準的用法，並且否定其他人的用詞，顯得自己最懂運用語言。否定這個動作很值得玩味，因為語言本身就是否定性的。比如隨便舉個例——香蕉好了——香蕉這個詞就否定了其他不是香蕉的東西，用排除法剩下這種東西，就命名為香蕉了。所有的語言都是這樣，否定其他東西，擠出一個空間給自己。視頻是這樣，達人是這樣，網紅也是這樣。原理一樣，效果不同。

當然，這種方法必然是鬆動的，這也是為甚麼我們會說語言是變動的。從錄像到錄影到影片到視頻，從厲害到犀利到勁到屌到牛b，從紅到hit到潮到火（以上不按順序），總有更多新詞建立起來，因為新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宗教，而人到某個年紀就會不再接受新事物。於是很不幸的，這些用詞必然帶來用戶的互相否定，比如說太老或太年輕、太中國或太其他地方、太造作或太淺薄。講來講去，都是人與人的互看不順眼。一句到尾就是不溝通了。

而文學在把玩的狀況就是這個：怎樣去用一個詞？如果它是一個故事，它的角色怎樣採用符合他階級與地位的用語？在此之上的是，如果我是一個很有風格的作者，我怎樣用我的風格來覆蓋這些角色，讓他們的談吐和思想符合我的文字？怎樣讓風格進入我的人物，讓語言進入我的讀者？這些問句加入起來的意思是：當你一個文字工作者，本來就知道一些字是某些人在使用時，你怎麼就不直接罵他們呢？你只不過是認為他們與你不同，有時更瞧不起他們不夠你有文化。語言只是個華美的藉口，語言是一襲華美的袍子，在你眼中人人都是虱子。

法國文學家布朗修就著陳詞濫調寫了一篇文章，剛好就叫做〈文學如何可能〉，因為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就是文學的根本了。他劃分了兩種人：A，完全反對陳詞濫調，把陳詞濫調的使用者叫做弱智的人；B，支持慣例，支持既有風格的人。

關於完全反對陳詞濫調的人：「一些人反抗語言，因為他們從語言中發覺一種不完美的表達手段，因為他們希望語言是可理解性的一種徹底的完美化。如此的野心導致了甚麼？一種語言的發明：一種沒有陳詞濫調的語言，一種沒有表面之含糊的語言，其實就是一種不再提供任何共同尺度且徹底擺脫了理解的語言。」

關於支持慣例的人：「另一些人反抗語言，因為語言被視為一種過於徹底或太過完美的表達手段，因此不是一種文學的語言。並且，因為他們的無情要求，因為他們對一種不可通達的純潔性的關注，他們最終抓捕種種的慣例、規則、體裁，直至完全地放逐了文學。」

這篇文章的核心在於，無論是反對老土或是支持守舊也好，過了火就沒有朋友。厭煩只是一個表徵，我最厭煩的三個詞——還記得、打造、想問問——現在通街都是，但我知道它們的用戶也只不過是用起來方便。美學判斷不應該引致人身攻擊。當你跑去罵一些人用詞弱智時，其實也無補於事，因為「如果作家知道，他越是反抗陳詞濫調，他就越是受束於陳詞濫調，或者，如果他得知，他只是在他憎惡的幫助下寫作，那麼，他就有機會更清楚地看到其力量的範圍和權威的手段了。」

去攻擊某些用詞，絕大部分都是攻擊一個團體；攻擊這個團體的目的，是因為自己恥於為伍。但最常見的狀況是，每個人語言的界線都或多或少有點重疊，但又有些優越感，比別人更懂。陳詞濫調這場仗最令人煩躁的一點是：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發明了這場仗——難道只有我覺得這個、沒有人發現了那個——不是，所有人都覺得了，只是我們在思考要怎麼使用這些詞語，或是直接棄用，而不是隨地撒尿。沒有辦法接受老套事物的人，是最最老套的；總是覺得別人是錯的人，總是錯的。

關於陳詞濫調，前陣子有個天才的網民發現了只要用幾個詞語，就能回覆所有對話：真假、確實、亂講、冷靜、有料、救命、笑死。這些全部都是陳詞濫調，但它們確實能回覆所有的話，而且還很好笑，那麼，我們就應該直接跑去討厭它們老套嗎？因為它們不雅，發明者又是個沒有權威的網民（極大可能是個異性戀男性），就直接棄用嗎？

布朗修在文章最後提到，一個作者最應該做的事是不屈服於陳詞濫調，但與此同時，他要「能夠製造它們」，「接受規則，但不把這些規則當成一條指引路線」，因為「只有陳詞濫調能夠把思想從反思的畸變中拯救出來」。

語言是否定的，這是它的本質。但我們除了去跟一些陳詞濫調說不以外，更重要的是扭轉它們的用法，或創造些新的詞彙來取代它們，不是老說不要不要的，這樣看起來總像掙扎。比如說，如果「大師」這個詞不能用了，要用甚麼？大佬嗎？所以布爾加科夫的著作應該叫《大佬與瑪格麗特》？策蘭的詩叫〈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佬〉？

而我總是很喜歡陳詞濫調的新用法，比如說成語的語言遊戲，又或是直接誤用一個詞。必然有人會說這是「錯」的，但哪來甚麼「對」的？從來都只不過是群體跟群體的衝突而已，如果我們真的尊重語言也想為自己的團體出一分力，那就發明一點新東西給大家吧。笑死。

（標題為編輯所擬，文章轉載自作者facebook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