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戰該如何打？由香港打到台灣的一段往事——羅貴祥 x 朱宥勳「要不要直接說？」講座側記

以往叫作論戰，如今多是筆戰，兩者都是文人吵架辯論的形式。幾十年來風風雨雨文學界曾經為著各種議題小吵大鬧，甚至有一說台灣的主體意識是從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萌芽的。其後網絡年代來臨，各路神通紛紛移師鍵盤前或手機上，半年一小鬧一年一大打，香港台灣的戰場，主要都集中在Facebook。

由香港文學生活館主辦的對談「要不要直接說？——從論戰到小說」討論的就是這麼使人驚心動魄的議題，主持鄧小樺十多年來在社交媒體報章雜誌刀光劍影，開場就講句「打蛇要打七吋」。對談嘉賓是有「戰神」外號的台灣作家朱宥勳，以及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系主任羅貴祥。鄧小樺與朱宥勳的筆戰我們時常都能看見，有時還會被颱風尾掃到，但鮮為人知的，是原來羅貴祥在八○年代也曾在報章打過筆戰，而且批評的對象還是余光中和他的弟子們——簡稱余派。「心口掛住個勇字就去打了，」時隔三十餘年，羅貴祥這樣回顧當年的青春歲月。

台灣的鄉土文學筆戰比起羅貴祥的戰場再早十年，其中的共同人物就是余光中。在正式討論余光中以前，我們先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複述一次這場筆戰的背景：簡而言之，就是台灣七○年代的文壇分為現代派 vs 鄉土派，現代派偏向官方與建制，而鄉土派偏向民族（左右翼俱有）與本土。兩者因著政治與文學觀念打了個你來我往，其後的數十年間，台灣人沿著這次論戰來思考「台灣」和「台灣人」的定義。這次對談的題目名為「要不要直接說」，朱宥勳先從過往台灣文學的論戰開始分享：直接說會有甚麼問題？甚麼情況之下直接說會有危險？

一個地方的文學建制要足夠強韌，才會出現論戰

朱宥勳先從台灣作家郭松棻1974年發表在香港《抖擻》雜誌的文章〈談談台灣的文學〉講起，這篇文章發表在鄉土文學鄉戰之前，卻也算是論戰的引子之一。郭松棻在文章裡直言批評楊青矗、林懷民、陳映真等大作家，因為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正在退潮——郭松棻本人參與保釣運動——並讓位給西方文化。只是，雖然郭松棻在文章裡直言不諱，到了創作小說時卻採取了迂回路線。朱宥勳舉出了〈草〉這篇小說為例，寫到一名來到美國的大學生受到生活困擾，小說中的對白與評論文章很相似，都是美國文化入侵後空洞幽微的心境，卻絲毫沒有文章中的猛烈炮火。

「評論是為了傳播理念，而小說有它的美學追求。」朱宥勳這樣歸納郭松棻兩篇文章的差異，所謂「要不要直接說」，其中一個要看的變數是文類。文類不一樣，直接說的效果也會相異，比如如果要寫一首政治詩，直接說的美學可能會比不直接說低，但如果要打一場論戰，迂回美化文句又會削弱戰鬥力。

在郭松棻後幾年，陳映真出版了短篇小說〈夜行貨車〉。這篇小說「直白到讓人不安」，朱宥勳說，故事內容寫的是美國跨國企業在台灣作威作福。而小說中的台灣角色在結尾高呼「我可是再也不要龜龜縮縮地過日子！」實在是直來直往了。羅貴祥說，他在高中時被推薦閱讀〈夜行貨車〉，那時還沒開始讀後殖民理論，讀了陳映真就像讀過了，就以陳映真的直白書寫來批判資本主義。

但在直白的小說以外，陳映真卻寫了比較委婉的文章〈鄉土文學的盲點〉。這與郭松棻的直白評論迂回小說完全相反。在這篇文章裡，陳映真主要的批評對象是鄉土文學作家葉石濤，認為葉的「台灣意識」其實就是台獨——在那段白色恐怖時期，台獨是可以判死刑的。只要葉石濤反駁了陳映真，幾乎就是親手把自己送進了監獄。這當然也能讓我們想到余光中的〈狼來了〉，這篇文章主要攻擊的就是陳映真：「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論戰是一個地方的文學建制足夠強韌才會出現的，」鄧小樺歸納了七○年代這段鄉土文學論戰的歷史，儘管當時刀光劍影，余光中還叫陳映真「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其實已經算是死亡威脅。但是，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迂回與直接的選擇才顯得可貴深刻。朱宥勳說：「語言可以直白，但形式可以導致迂回，我們不只是排列資訊，而是在編織。」

沒有學術規範的文學論戰，很容易就是意氣之爭

在1974年至1985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了十一年教授，期間弟子無數，有「余派」與「沙田幫」之稱。然而就在那時，香港文學界發現了有一部分的文學獎和建制被余派佔領了，比如余光中的弟子黃維樑等人，他們在壟斷文學獎之餘甚至還會撰文改寫他們所不喜歡的投稿作品，來符合他們的新古典主義文學觀。除此以外，他們更會像批改學生作品那樣評點香港作家的文字，比如余光中修改戴望舒的修辭，而黃維樑修改西西。

羅貴祥當時心感不忿，外加初生之犢不畏虎，便以筆名「羅童」在《信報》撰文批評。其中一篇文章的標題，就名為〈文學建制〉。「一方面是由於自己的理論背景，在那時已經覺得主流的余派文學理論根基很差，那只不過是很基本的文學理論，像是新批評、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而已。」羅貴祥說，像改學生一樣改香港作家的文章，讓他想要寫一篇文章來批評，結果越寫就越多，老師們還來煽風點火，自己居然成為了打手。

三十多年過去，羅貴祥回想起當時的論戰，其實也是不了了之。由於從事學術研究，羅貴祥講到在西方其實有制度化的論戰，那些討論是要有論文格式和文獻回顧的。這些論戰需要規範化，需要爬梳過往論文的觀點和結構。「華人的文化圈裡沒有建立這個制度，沒有規範就直接打論戰，很容易就演變成人身攻擊。」羅貴祥感到論戰很容易就演變成口水仗，而且很即時、很焦燥、排他性還非常強。為了想贏，有機會變成意氣之爭。

論戰中的人會有激情，會有一種特殊的感覺，覺得自己站在真理的一方。羅貴祥採用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理論來分析論戰，指出論戰本身不是直的，而是曲的，理念驅使熱情為此工作。無論是正方或是反方，也只不過是掌握某部分的真理，從而碰撞出更靠近真理的部分，在這個過程不斷進行以後，就可能曲線推動了文學史的發展。在黑格爾那邊，就是辯證推動歷史。

「文學受制於時代背景和環境，可以用黑格爾的思考來解讀。」羅貴祥在歸納論戰和文學創作時這樣歸納：「這種感覺可以透過文學創作變成一種力量。」就如同當年他閱讀過的陳映真〈夜行貨車〉，那種直接的寫法與深刻的思維，其實就能說是一種辯證法的「正反合」。在最初，羅貴祥寫小說時也當成文化研究那樣去寫，就像後設小說。只是如今在困頓的學術世界裡，文學創作反而作為一種逃逸的透氣空間。二○二三年出版的小說集《夜行紀錄》就是一例，朱宥勳說，這就是迂回與直白糾纏棲身的地方。小說語言的簡易性，反而能讓更多人讀到並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