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礁時代．柔光之愛──讀王証恒《南歸貨車》

「他沒有看她的眼，打開了扣，低頭細心撫著她扁平的乳房，一陣荒謬的憐惜湧至胸中，他感到自己想哭，他撫著她。她又撫著他扁平的頭，像撫著一隻狗。」

——〈沉默的淤傷〉

「我隔著鐵閘吻她的額，將手伸進她的褲揑她的臀，沒太多肉，可以摸到盤骨的形狀。她也伸手到我的下身，以帶英泥的掌心撫著。」

——〈燒掉一棵綠樹〉

王証恒的《南歸貨車》讓我想起某個時期的賈樟柯──《任逍遙》裡到酒店偷情的小濟與巧巧，戲擬美國電影《危險人物》的色欲片刻，閃亮衣服脫下來，卻是貧瘠、令人哀傷的身體。社會虛幻的承諾，以一種荒腔走板的方式再現於灰暗人物身上，最令人震動的卻是，在一個山寨版的世界裡，我們竟還是看到了一絲還未被壓斷的溫柔，如此堅實，不容否認。

我在《南歸貨車》裡感受到的力量，正是來自人物都被壓到了骨頭扁瘦，但仍柔靭的情意；來自暴虐與瘋狂的邊緣，那抒情的微光。賈樟柯的抒情常得力於他綿長、一鏡到底，在遠鏡裡慢慢充盈的哀傷；《南歸貨車》的抒情卻不依仗遠景，相反，它的人物總是像昆蟲葉脈那樣，被放在顯微鏡下觀看。「震驚」是現代主義關鍵的美學經驗，那是資本主義時代裡麻木人群中難得的深情一瞥，但震驚召喚的與其說是愛，更多的是距離，在未接近前先意識失去與遺忘；《南歸貨車》的微觀美學背向它。

城市的異化，仍是《南歸貨車》的底色。異化意味著愛的剝奪──病危的哥哥，同時是市場裡「一個不再生產的人」，因此你再無法養育他（〈綠牆〉）；你的母親養育你，但必須以兩個手提電話與兩種不同的謊言，活在婚姻中介與保險經紀的身分之間，並把你的號碼分配到一組客人之列（〈鼠〉）；〈鼻敏感〉裡的妻、情人與「我」漸漸喪失曾經有過的親密感，正如他們作為報刊工作者，不得不懷疑自身的文字，不得不背向本來所執著的，企求成為公關、地產經紀，來為自己「贖罪」。然而，在連呼吸也失去真實感的世界裡，王証恒真正要注視的，卻是那些突然脫序、卸去皮毛，情感飽滿的秘密時光。情感的突擊，在堅硬的日常裡，分裂成歧路，使人物得以彼此逼視，並沿此為對方被否認的生命，重新灌注意義。

「如果遠方有一棵樹倒下，無人知悉，那麼這棵樹是否存在？」〈時光凝滯〉裡，兩個「偷」閑與「偷」情的教師，走到學校後山的荒野廢屋，對存在的懷疑，由一棵樹，返回自身──那個暑假的日常，他們被認可的存在，本是填充、虛構缺漏的課堂與會議紀錄，以供教育局檢視。偷來的時光稍縱即逝，小說時間卻讓它接近永恆──《南歸貨車》總是有那麼一個視點，沿著綿長的追憶，想要緊緊抓住情感遺跡的細節，致力銘刻那一點點由卑賤者共同創造，微小卻又巨大的柔情。

王証恒自成風格的短句被形容為「匕首」（鍾國強）、「乾脆而硬朗」（唐睿）。短句拒絕以連詞簡化事物的關係，拒絕為紛沓的世界匆促下註，卻區別於跳躍式令人驚詫的拼貼。《南歸貨車》的語言是一種高密度、低反差的運作。它的短句鋼硬，卻也柔軟，一絲一線，把爬蟲那樣被抹煞的人物，他們的氣息呑吐與風乾成鹽末的汗，重新編成一張參差對照的織錦，邀請讀者貼近來細看，卻也重拳出擊，以反向透視法，像阿然背上的天使紋身，向觀者步步進逼（〈虫豸〉）。在這張編織物上，新界西是一個交會點，匯聚湖北、福建、東莞……不同地域之間飄移的求生者。城市有時被稍稍推向後景，荒野生態卻被拉近，與卑賤的人物並置，成為「互為映照的廢棄共相」（潘國靈）。被廢棄者的生存狀態，卻又彷如異托邦式的鏡子，反照文明的殘缺──「我們的嗅覺就像螞蟻的智慧一樣弱」（〈狗哥〉）。《南歸貨車》的構圖法，把讀者的目光帶到資本主義邏輯的邊界上，那裡潛伏反抗的意志與生機，與文明的深嚴秩序對峙。

鍾國強在王証恒小說裡，讀到現實主義在香港「低調的一脈傳承」，卻讓他「心頭一震」。如果現實主義是辨認這種風格的起點，他顯然也意識到，《南歸貨車》正在解構某種刻板的「現實」。《南歸貨車》叛逆，然而它的視點卻始終沿雙面的人物分途，在毁滅與生存之間，在抵抗與妥協之間，保持著跨界的視野與矛盾。現實在這種視界裡被軟化為一種流動的狀態。《南歸貨車》的人物不能被他們的階級定義，沒有被釘死在固態的處境裡。小說並不容許讀者以俯視與廉價的同情來看待他們。這些人物尚存柔情卻並不天真，貧瘠卻並未被剝除慾望。他們憤怒、掙扎，把卑賤的處境，反向定義為力量所在。狗哥如是說：「又黑又瘦仍能在狗群中生存，證明他有智慧」。（〈狗哥〉）

王証恒在一篇訪問裡說，他想要結合「浪漫的抒情」與「現實的批判」。我理解這種浪漫與中國大陸某個時期裡的革命加愛情公式背道而馳。《南歸貨車》的浪漫，無論革命或愛情，皆不追逐宏大而不免空洞的理想，那是被踐踏到底後的反撲，是疲憊肉身逼近時的互相凝視。〈綠牆〉裡，在運動頹敗後瘋掉並死去的哥哥，或者是小說集裡唯一的理想主義者。他如燈，讓人們在窮巷裡幻想雨雪的首都，讓人在蒼蠅身上看到了螢火蟲，讓敘述者仰視與懷念。然而，理想如此容易被擊潰，鬥爭終止，「我不敢想像如果哥哥沒有瘋狂，他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小說並沒有把希望寄托於一堵遠觀的、恆久的牆，而是爬在其上，枯黃的蕨類植物，那是靜候雨季再來，一點一點殘存的沁綠苔蘚。在另一篇小說〈虫豸〉裡，是曾在「我」耳邊響起，蒼蠅的低頻聲音（不是想像裡的螢火蟲，或首都），使「我」與安逸的日常拉開距離，使「我」無法忘記，順滑亮麗的體制掀開來，每個人同樣卑屈的粗礪真實。《南歸貨車》有一股蓄勢待發的自由能量，孕育於對殘酷真實的直觀。如是，在與狗哥結伴的日子裡，援交少女的新視野，竟在最黑暗處滋長（〈狗哥〉）。

我記憶中某個香港，是電影院椅子的塑膠臭味，在可疑的光影裡，人們集體地向著濫情故事爆笑。那笑是冷的，意義戳破，流泄出它的空洞。那裡有一種拒絕相信，對於價值，以及深度情感的否認。那是一個時代裡的清醒與智慧，卻不無殘忍。我在王証恒小說裡讀到的，是清醒的冷漠與天真的投入之間，另外的進路；一種置諸死地而後生的認知，以及對城市牢獄裡被隔絕的人進行的深度觀看。《南歸貨車》的出版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為它不單見證了一個作者的敏銳與天賦，也見證了他如何抓住一座城市的變化。當刧難即日常，當人臉的柔光在粗糙的石縫間冒現，將有些堅實的時刻，人們拒絕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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