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酷刑鏡像: 讀劉綺華的《失語》

書評 | by  謝曉虹 | 2020-05-12

在《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裡,周蕾把蕭紅寫於1936年的〈手〉讀成一篇酷刑小說:「它的敘事推進,是一種虐待狂式的行動,將女主角置於一個充滿攻擊性的軌道上,目的是把她徹底殲滅。」近一個世紀之後,劉綺華的《失語》也布置了這樣一種敘事軌道,只不過王亞明這個民國時期的悲劇人物,已經以一種扭曲變形的方式,化身為後回歸時代的慧。


當年無法適應新式教育的王亞明,英文發音總是惹得全班發笑;如今為基準試發愁的中文老師慧,則因為整天從嘴裡吐出不鹹不淡的普通話,成了教員室的笑柄。王亞明和慧皆被朋輩視為愚蠢、偏執,用功而不得其法的「怪物」、「怪人」,且同樣無法逃離她們被淘汰的命運。這兩個女性的「怪」並非純粹來自她們個人:王亞明家裡開的是染布坊,這種即將被資本主義社會吞噬的手工業,烙印在她身上,是那洗不掉的滿手青藍;慧來自滿布霓虹燈與企街的新填地街,她也無可避免地,繼承了智障母親的卑微姿態與憂傷的八字眉。


然而,劉綺華的《失語》讀來比蕭紅的〈手〉更令人感到窒息。小說的鏡像式結構,暗示了慧的處境不僅是一種階級現象。慧自殺死後,小說隨即分裂出她的一個鏡像:伶。當初伶踩著慧上位,得以保住自己的教席,然而一旦沒有了慧,她便成為了下一個被出賣的人。伶嘲笑慧不像香港人,只一味向大陸看齊。這個無甚理想的「港女」卻沒有預想到,自己一向「醒目」的處世態度,並沒有令她倖免於被壓碎的命運。在社會秩序正迅速瓦解重組的後九七香港裡,過去的常識不再適用,而伶也絕不是這個殘酷遊戲的最後一個犧牲品。慧臨死前在她座位上布下一個人人規避的鏡陣,正好預示了倖存者的集體命運。


周蕾在〈手〉沉重的敘述裡,仍能指出一個狂想時刻:當王亞明閱讀《屠場》(The Jungle)這部小說時,女工瑪利亞因為沒錢看病而昏倒在雪地上的片段,曾經觸動了她潛意識裡被壓抑的痛苦經驗,讓她能夠釋放喪母的哀傷,而瑪利亞亦被她內化為一個可以認同的,自我犧牲的母親形像。〈手〉冷靜的敘述者「我」,原本正是構成社會集體暴力的一員,但借由《屠場》,「我」同樣被理想化的「母親」所打動,並第一次能夠對王亞明產生同情。


對周蕾來說,被虐狂式的母親狂想,揭示了五四時期的集體潛意識。〈手〉的敘述者由同情而生的覺悟,大概也是不少五四作家的共同寄望。如果理想化的母親象徵了彼時一種能夠救贖社會的情感力量,在幾乎沒有男性角色的《失語》裡,這個理想母親卻已經由完全被制度吸納、向大陸靠攏的校長所取代。


《失語》兩個主角的上一代,慧和伶的母親尚可以在香港社會摸索出存活的路徑,但她們的生存法則,如今皆已不再適用。慧和伶都沒有能夠明白她們、可以認同的理想母親,無法在生命的困局裡產生任何狂想;相反,為了擺脫生理母親的影響,終於只能選擇複製社會施加在她們身上的暴力,並以更殘酷的方式,來改造自己以符合它的標準。在小說裡,這種標準的具體化身便是商人出身、平日喜歡穿Valentino、炒樓,後來決定實施普教中、對老師加強檢查和監控的聖典中學校長。為了達標,慧以電鑽插進自己的頭顱,意圖改造自己不夠聰明的腦袋。如果這種自虐還具有暴力的可見度,伶決定讓醫師割開自己的容顏,把自己的臉「整」得更接近校長,受創的血肉卻只會被愈趨先進的現代技術深埋起來。


借由「不男不女」的陳師父的「真言」,小說試圖向人物指示一條擺脫酷刑軌跡的逃生之路,只是這位算命師的客人幾乎都像伶一樣,寧可選擇以整容來「改運」,實際上卻正好配合與滋養一直殘害他們的暴力系統。慧與伶的「失語」,並非因為她們無法駕馭普通話的正確發音。聖典中學前任外籍校長道出了一個實情:在香港這個殖民社會裡,語言不過是被使用(use)的工具,卻從來不曾被擁有(own)。借由慧的死,《芒週刊》的記者揭發了校長「舔共」的證據。但正如科主任無懼學生對她的投訴,校長對報導冷靜的表現,說明了被揭露的「真相」不能輕易擊倒已經穩固建立起來的「現實」。要說的,其實早已經說出來了。這正是為什麼,死去的慧成為了教員室裡的禁忌,連她的座位也無人敢觸碰。那些異己尖銳的聲音,正如人們參差的肉身,已經被磨成一道道過於光滑的鏡像平面,但被害者最後的吶喊,卻正好迴蕩於一個鬼影幢幢,悄然無聲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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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曉虹

著有《好黑》,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小說卷一》。《字花》雜誌發起人之一。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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