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史學研究法講義》周佳榮訪問稿

採訪、攝影：韓心雨

撰稿：巫如雯

《史學研究法講義》為著名歷史學家、前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教授王德昭（1914-1982）的舊時講義，由其學生、同為歷史學家的前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佳榮整理成書。自八十年代起理稿，終於在二零二三年秋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十年心血方得付梓面世。此書根據王德昭教授的「史學方法論」講稿整理而成，內容共分七章，包括：史學與史學方法，史料的蒐集，史料的本身鑒定和內容鑒定，史料的解釋，史事的綜合和史事的表達——歷史著作，對研究歷史的方法和撰寫史學論著的細節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說明，是不可多得的講義，而對於對於專業學習者和研究者來說，更是一本可靠的工具書。

問：這本《史學研究法講義》由王德昭先生的手稿整理而成，請問您最初是如何得到這份手稿的？

周：王德昭教授去世之後，我幫助師母（注：王陳琬）一起整理王老師家中書房的藏書。他的書非常多，起碼數以千計，包括中英文圖書。之後整理完畢，我們就把這些書送去商務印書館，因為考慮到後續編書，它們能夠作參考之用。王老師教書時非常認真地做講義，每一科都起碼有一到兩個文件夾的資料。反正我也一直在大專院校教書，所以師母就問我可否幫忙整理合集再出版。很多學者去世之後，他們的手稿就由學生整理再出版，這種例子非常多。

問：當時大概是什麼時候？

周：大概是上世紀在八十年代。王老師是1982年去世的，之後的兩三年，師母也仍在香港居住，一直到約1985年。後來她就移民到美國。

問：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直到現在，也有起碼四十年的時間，但是講義卻到現在（2023年）才有機會面世嗎？

周：是的，對於這一點，我也感到很慚愧。因為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也才剛開始教書，自己的教學工作非常忙碌。當時在浸會大學，一個禮拜要教17個小時的書，有時甚至長達20個小時。而且這只是上堂講課的時間，還有備課、改卷等雜務，所以只能在教學工作期間抽空整理稿件，因此耽誤了不少時間。

但為什麼最後會拖那麼久才出版呢？因為始終不是自己的講義，會有整理出來卻不妥當的顧慮。這些講義手稿，裏面有一些內容修改得相當潦草，也有不同顏色筆（的標記）；還需要判斷當王老師教書的時候，哪些是主要，又有哪些是次要內容。整理之後，當時要找專人進行電腦錄入，那時電腦也才剛出現——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找研究助理輸入稿件，卻隨著電腦軟件不斷改進，一些文檔變得無法打開、一些稿件成了亂碼。所以一直拖延到我自己退休，不再肩負那麼多教學研究的壓力的時候，才重新把這個之前答應的任務，抽時間整理出來。

「史學研究法」是王老師其中一門主要科目，他當年任教的這一門課，在學界裏面是相當受重視的，所以我優先把這一科目整理出來。第二個重要的科目，則是「中西交通史」。如果講義內容在當年上課的時候就有油印講義的話，就會相對簡單一點，例如商務曾出版的《西洋通史》，就是根據他油印出來的講義整理而成，因為已整理過一次，所以會比較容易。但《史學研究法講義》整理的是手稿，而且是草稿，所以很多時候，都需要慢慢猜測：這個字是什麼字呢？有時無法看清，就需要查工具書、原文等等，相當費精神與時間。再加上，老師的學問，其實到了我們這一輩，已經相差非常多了，有一些內容不認識，也不出奇。

問：這些講義也正是當年您讀大學時使用的講義嗎？

周：大致上是的。但在不同的情況，有時會加減，例如今年講的內容，明年會有修訂，後年也會有一些改動。即不同年份修讀的學科或畢業的話，其實認識的東西都可能不同。我跟王老師讀書的時候，頭尾跟他讀了五年，每年都有讀他講的科目。其中一年是大學畢業之後在研究科讀，他就教了很多我們研究史學的方法，舉了很多例子。

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因為面對不同的學生，他的舉例有時是不一樣的。比方說，教我們近代史的時候，所舉的例子，給我們的基本上是近代史的材料。但如果教授西洋史的時候，他使用的就可能是西洋史的材料。所以現在我們整理出來的這一份，很多時候就只能捕捉到它的主要內容，一些細節的舉例則太多了。不然的話，再整理多三、五年都未必能夠完成，現在只能把這些主要的部分萃取出來。

問：「史學研究法」是大學新生就要讀的入門課嗎？還是研究生要讀的一個進階課呢？

周：這個講義是這樣的，史學方法有不同程度之分，有時要看學校對課程的安排。通常本科一年級的時候，教授的內容會淺顯一點；至於概論式的內容，會在大學高班三、四年級才教授；到了研究院的時候，也會稱它為「歷史研究法」。我們作為學生，有些時候並不是每一年都可以跟著一樣的課程。你在哪一年入讀，那一年有什麼科目，你就要跟著讀。有時運氣不好，你剛剛新入學就要和高班的同學一起上課，那你就虧了。但如果有些科目，是你在高班的時候跟著低班上課，你又賺到。所以史學方法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說法。

問：那麼這本書裏面，主要是在哪個階段呢？

周：這本書可以說是以大學本科作為基礎的，即通常是三四年班。如果你本身掌握一些基本的歷史知識，那麼就能了解得深一點，就會了解得透徹一點。如果剛剛入學，就未必全部掌握得到。

問：您覺得這門課對於學生來說，最大的意義是什麼呢？

周：因為歷史重不重要，這是需要去了解的。但即使你知道歷史是重要的，如何去讀歷史？讀到一些有意義的史料時，如何去認定這就是可以確信的歷史呢？這些全都需要方法來判斷。王老師在這本書中提及，歷史發生了，就不會再重複，不像理科實驗那樣可以再做一遍。那就只能依靠史料、私人回憶、記錄等等，所有留下的記載作為材料。研究歷史的人，其實就是拿著這些材料重組歷史。重組歷史就是說，如果你的能力高，那麼重組出來的東西，就更接近歷史的真相。但如果你的能力不足，就只會整理出一些與真正的歷史有很大距離的東西。所以史學方法，就是要保障、教育做研究的人，用最好的方法去了解與歷史最接近的真相。

我們用「接近真相」的說法，為什麼呢？因為無論我們怎麼做，歷史一旦發生，沒有人可以將它完全整理出來。比方說，今日我們看到社會上發生的某件事，我們要靠電視報道、靠報紙的記錄或者有些人的口述，但沒有人能夠完全把整件事重組出來，只能重組其中一部分。所以讀歷史的人，或者研究歷史的史學家，其實需要都一種訓練，盡量去掌握歷史的真相，所以史學方法，就好像很多學科那樣，如果你沒方法的話，就會亂套；但你有方法之後，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有規有矩、就有原則、有理論可以跟隨。

問：您讀大學剛接觸這門課的時候，感受是怎麼樣的？

周：很多東西我們都不明白的，甚至會覺得，哎呀，這麼難的，這個是怎麼得出結論的？所以當年王老師授課，我們要去看文獻、去參考有關著作來研究歷史。當時還未有影印機、電腦、手機這些東西，我們只能去圖書館拿出文獻，手抄。當時最科學的方法就是用卡紙，一張一張抄下每一段資料，然後把它們按先後次序排好，再用一條繩全部串起來。那時我們家裏買鞋，鞋盒一定要保留下來，因為它的上蓋剛好就是一張卡紙的size，你就可以把抄好的資料放入盒子裏面。當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房間裏存有大概二十多個寫盒，全部都裝滿了這些卡片。每一個鞋盒就是一科，或者一個研究的題目。當然你問我，直接用筆記抄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但始終不方便。因為如果你想改變順序的話，就要把那一頁撕下來。活頁紙是最好的，所以王老師的教材基本上都用活頁紙，中間可以加內容，又可以重排次序。

問：剛才您提到這門課很難，那麼除了抄寫很費勁之外，還有什麼其他難點？

周：因為歷史的知識實在太廣博，先不要說外國歷史，只說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如史記、隋唐史或中國近代史，這些知識的數量之多，也是一大難點。而中國的古書，也不可能一讀即通，要讀明白也需要很多時間。例如我們讀二十四史，有歷史學家做過試驗，每日讀八個小時。那麼二十四史讀一籌，要四年。初一十五可以休息，但就是每日八個小時一直看。有些人能夠做到，有些人就不能了。呂思勉做到這件事，讀了三遍，花了十二年時間。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秦漢史、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然後是《資治通鑒》，從上古到宋代，後面就沒有人讀了，因為宋史四百多卷，不知道要讀多久。還有《四庫全書》，能夠在圖書館選出來讀，已經是非常厲害了。所以老師教我們要用目錄學，即起碼知道有什麼書，書又是從哪裏來。在這本《史學研究法講義》裏，不少地方都用到《四庫全書》的總目提要，只要你能通讀一本書中大概幾百字的介紹，就能掌握到其中主要內容，這就是非常好的史學方法，也是入門的基礎。

問：您在八十年代時重新拿到這份講義，與您剛讀大學時上這門課，感受有何不同呢？

周：感受當然很不同。讀大學的時候，老師是浙江人，用的是「國語」，現在叫「普通話」。初時大多數同學其實都沒有聽明白。我自己已算是較容易上手，用了大概一個月就聽明白了，但有些字、人名、地名都需要看黑板才能寫下。王老師是一個極有規律的人，因為曾任教師範大學，板書需要給學生作示範，所以寫得非常清楚。中文從右豎排開始寫，英文從左邊打橫寫過來，寫到中英文在黑板交合的時候，這堂課就結束了。

不過始終有很多內容是來不及記的。我們一年級的時候，他那一年就開講歐洲現代史，而這門課本身是給四年級學生上的課，我們一年級就去上課，當然比較吃虧。那麼怎麼辦呢？我們就去問師兄借一份去年的筆記，自己抄一次，一邊聽一邊對認，下課再重新整理。有些同學就會問多個人借筆記，然後把它們全部抄在一起，當作自己的筆記。這也是很好的訓練，通過整理的過程，發現自己出錯的地方。

但還是有些同學抄不到，所以我們想了一個方法，就是用「過底紙」，最多三、四份，用力寫，四個同學各抄一份。這個方法看起來很原始，也是很好的邊聽邊寫訓練。現在的學生已經沒有這個做筆記的經驗，更多時只是聽，然後看看PPT。跟著不同時代的老師，就有不同的方法。王老師是一個很認真的教授，上課之前的兩個小時，他不做其他事情，只拿出講義，自己再看一遍，然後上課講授。我們很多人都做不到，上堂之前翻一翻就算了，又要備課又要再看，哪有時間？

問：在整理這些講義的四十年期間，您有沒有經常翻閱它們？有什麼新的體會呢？

周：偶爾會看，但是並不頻繁。因為在香港的大學授課，實際上也相當忙碌。還有我十多年在做系主任、研究所的所長、行政與開會相當的多。除非是真的教授到那一科的內容，才會拿起王老師的論文、書來參考，但如果沒有教授那一科，就會把它們擱置一旁了。所以時間很快，如是者。我自己覺得，如果當年能夠早一點編出來，那就更好了。我八十年代的時候，自己也才剛滿三十歲，剛剛出來教書，有時候一些東西，沒有那麼快可以掌握得到。現在已經教那麼久書了，是時候自己有一個體會，這個體會是很不同的。王教授有一些書，我們需要反覆看很多次，比方說，他有一本《孫中山政治思想》，我當大學生的時候看了幾遍。看不明白，又再看一遍。寫論文的時候，又翻來重看一遍。所以那本書，我大概也看過十多遍。我們說「好書不妨百回讀」，你在不同階段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不要說史學著作，即便是文學作品也如是，例如《紅樓夢》、當你是小女孩時讀，到你成長之後看，到你年紀大的時候看，感受又不一樣了。有些人說《紅樓夢》一生應該讀三遍。所以說這些書，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年紀讀，都是有差別的。

問：《史學研究法講義》中有沒有哪一個章節對您來說是最困難的？

周：王老師那一輩所接受的史料訓練是非常嚴格的。概論之外，還有史料如何蒐集、鑒定、解釋以及綜合等等。我覺得蒐集資料很難，需要時間四處尋找，不過過程還在掌握之內。但是鑒定真假這一點很考功力——有些古書，宣稱為某某戰時日記，結果近代一看，作者所寫的紙張是戰後才出現的，那麼你就可以鑒定這份東西似乎有問題。中文來說，每一個時代，我們都有一些忌諱，例如，皇帝的名字不能出現在印刷品上面。乾隆帝的名字「弘曆」，有一個字與「弘」字差不多，就是富強的「強」字，弘曆下加一條蟲，那麼你就是得罪皇帝了。所以這個「強」字在那個時代會把上面的三角寫成一個口字，現在的人寫「強」字就有兩個寫法，一個是三角形，另一個即是一個口字，這樣寫就不會得罪當今皇帝了，這就是「避諱」，每一個時代都有這樣的情況。那麼剛好這個時代存在這個避諱，文件卻沒有顯示出來，說明它不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這就是所謂鑒定的方法。最難的還有內在和外在的鑒定：外在即是直觀地看這份史料的字等證據；內在是看內容，如這個寫作的人是否可靠。

那麼如果你能力高，當然就能解釋得很好，這也反映在另一個很重要的點——如何把這些史料綜合在一起，最後寫成一篇文章。對現在的大學生來說，最有用的就是史料、史事的表達，換言之，如何寫成一篇論文、一本書，這也是研究的最後階段。在王老師的時代非常重視史料，我們現在反而沒有他們那麼嚴格，因為我們對很多事情的判斷已經與時代不盡相同。如今看一幅照片的真假，還要考慮是否AI製作出來的，這又是另一回事了。

問：王德昭教授的講義手稿字跡看起來不容易辨認，在您整理的過程中，有哪些部分是難度最大的呢？

周：整理得最用心的是第一章《史學與史學方法》，內容解釋了什麼是歷史、需要用哪些方法，其中也涉及了一些輔助學科，如社會學、經濟學等內容，這一章也是王老師用力最深的，僅僅是草稿已有四十多頁。另外還有第七章《史事的表達》，關於如何寫成一篇歷史的論文。當中有些地方具有難度，講義中提及的文獻地點，在中國的博物館、圖書館，甚至大英博物館，這些資料已經較為久遠了，需要勘誤。還有一些數據要作出處理，如1957年某某圖書館有多少本藏書，情況已變，就需要刪除。

問：為什麼書名是《史學研究法講義》？不是《歷史學研究法講義》呢？

周：這一科通常叫「史學方法」，不過這個名字會嚇到人：哎呀？什麼是史學？什麼是方法？所以最後毛生（注：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毛永波）建議稱為「史學研究法講義」，研究歷史的方法，表達起來，更容易理解一點。

你問到史學與歷史，這個其實也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因為在中國古代，只有一個「史」字。什麼叫做「史」，就是今日所謂歷史或者史學。後來覺得史字需要表達出一種學問，所以就叫史學。但是「歷史」這兩個字，其實很遲才開始用，直到差不多十九、二十世紀。有本古代的書叫《歷代之史》，但是太長了，所以我們簡化稱呼其為「歷史」。到了晚清，一九零五年清政府改革教育制度的時候，小學、中學就開始有一科歷史，這個名字是這樣來的。

但是，歷史有兩個解釋，到現在我們還是混著來用。一個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就是歷史，比方說中國史，就是中國發生的事；另一個是，說中國史同時，也關於一個學科的歷史。即是說，一方面，歷史事實本身；另一方面是研究歷史事實的學科，又是歷史。通常用史學會分得仔細一點。英文也是這樣，History可以是美國史，但是一本書也可以是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很複雜。所以這本書最開始的第一個問題，就教你什麼是歷史，何謂史與史學，雖然還是很容易分不清的。

問：在之前教學的時候，這本書尚未出版，您會否也把王德昭教授曾授課的內容，講授給自己的學生聽？

周：有時都會的。因為我們畢竟也是一代接著一代學下來，我們上課的時候都會對某一科的老師和某一種方法作出一些介紹。當年我們也有幾個老師，其中牟潤孫教授經常說，歷史是什麼呢？歷史就是文章，第一是文章、第二是文章、第三也是文章。

什麼是第一是文章呢？如果你連那篇古文都看不明白，你怎麼研究歷史呢？第二是文章，指的就是你要讀懂這篇文章的深意，表面這樣說，但背後在說的是什麼呢？即你看文章不能只看它的表面，還要通曉文字以外所謂弦外之音。第三個文章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會寫文章，或是寫得太差，那麼讀歷史怎麼表達呢？回到書中，王老師在教授「史事的表達」時，有一個章節就是歷史與文學。歷史不是文學，但是，歷史與文學有一定的關係。你讀《史記》，不僅要讀它的記載，還要看它的文筆。那麼你學習到《史記》的表達方法，你寫歷史的時候，也會寫得更精彩一些。所以它也有一章節是在說，你做歷史並不是說要你寫文學，但是你一定是要有文學的表達能力，自己寫完之後，第一，自己要清楚；第二，要讓別人有興趣看，如果太枯燥沒人看，你寫來也沒有用。

史學方法，也有綜合的學科，你用社會學來分析，用統計學來處理數據，有文學的表達，哲學的思維，等等，這就去到所謂的「歷史哲學」。這本書不僅僅是教歷史，還是教我們如何去研究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但是要強調一件事就是，這些學科與理科不同，因為理科可以反覆試驗，我這次看不到，那就再做一次，可以看得更清楚。但是歷史發生了，可否再重複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就算是你完全按部就班再現一次，還是會走樣。就是你把歷史搬上銀幕，通常會變質的，所以歷史發生了，是無法重複去實現的，所以難處就在於這裏。

問：剛才您也提到，書中有些數據是在王德昭教授那個時代蒐集而來，那麼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或者對現在的市場來說，大家應該要怎麼看待這本書呢？

周：資料有新舊，有中外古今，但是方法，其實差不多的。所以當年的史學方法，在今日看來，仍是有用的史學方法，只是事例上，舉例與表達等等有差異。在今日來說，這本書可算是近人裏面寫歷史研究方法可以比較容易掌握的一本參考書。之前的史學研究法，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舊。雖然在今日，我們可以用電腦，不需要再沿用當時查資料的方式，但研究的方法，如何鑒定、如何分析等等，可以說近一百年來都不會有大改變。

其實方法有時候，知道，但是未必充分用到。有時用了，但自己也不知道。你不會今天要用這個方法，明天要用那個方法，但有時一些東西，你就是會不知不覺運用下去，用這些方法來判斷資料的真假、來源可靠不可靠，這些方法其實都已經深入到你的日常生活裏面。比方說，我們今日看報紙，知道報紙並非完全可靠，那麼我就多找幾份來看。一份偏激、一份保守、一份中立一點，然後把三份報紙加起來，理解原來事情要這樣分析。比方說，我們看人，也是這樣的道理，歷史教人如何看，這類人是這樣的，這個人和歷史上的人表現差不多，那麼你就可以分析到這個人做事的成壞了。

方法，其實最重要，但是我們一般是最忽略方法的。做人也有方法，但是有沒有人教你做人的方法呢？沒有。史學方法以前是必修的學科，後來歷史系都不開了。即便開設，也早已改頭換面，現在叫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或者是歷史文獻的選讀，拆開了，反而少了一些基本的學科。我們說學生現在要接受嚴格的訓練，其實不容易，因為他們要接觸的科目和知識太多了。大學生就算在學校裏面沒有這一科，你拿著這本書自己研究一下，原來是這樣的，也是相當不錯的。在香港來說，五十年來，似乎沒有人在香港出版過一本史學研究法。

問：為什麼選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呢？

周：首先是，王老師晚年的學生，一個是陳萬雄，一個是周佳榮，我們都是他在新亞的學生，即一九七三年，我們最後在土瓜灣那個地方，最後一屆畢業的，以後就搬走去沙田了。後來我在浸會教書，陳萬雄先生就在商務做編輯，之後成為總編。我們也時不時回去學校和老師聊天，或者探望他。因為這個緣故，到後來王先生去世的時候，那麼和師母商量後，由於我們接觸多一點，所以將書房裡面的書，全部送去商務印書館，搬去圖書室，現在搬來搬去越來越少，就搬去荃灣那個倉庫。這些講義，師母就提議，你是否可以抽時間整理一下，看是否能夠出版，所以現在我手上有史學方法、中西交通史，還有歐洲現代史，還有中國近代思想史，近代中外關係史，五、六本，然後按照我現在這個速度，如果沒有十年八載可能都無法整理出來。

問：學習這套史學研究法，對非歷史專業的學生有什麼意義呢？

周：史學方法其實就是做人的方法。研究歷史，即是學識做人。學識做人呢，你做什麼都方便很多，厲害很多。比方說，你讀歷史學會判斷，我這樣做是對的、那些是錯的。你讀歷史讀多，你就可以學會看人。社會歷史之所以難，因為所有人都是歷史。

新書介紹：

《史學研究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ISBN：9789620706264；2023年9月出版；HK$138）

介紹：王德昭（1914-1982）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浙江嘉興人。早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後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曾在國立貴州大學、台灣師范大學、南洋大學任教，1966年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任教；1970年到1972年，任新亞研究所教務長。其後轉到聯合書院歷史系，並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著作宏富，西洋史方面有《文藝復興》《西洋通史》，中國史方面有《清代科舉製度研究》《從改革到革命》《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以及《歷史哲學與中西文化》《怎樣教歷史》《王德昭教授史學論集》等。

整理者：周佳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士、大阪外國語大學（現大阪大學）日本研究文憑，廣島大學文科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任教日本史多年，現為新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及亞太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細雨和風：明治以來的日本》《亞太史研究導論》《中國歷代史學名著快讀》《明清小說：歷史與文學之間》《明清疑案新探：史學家的證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