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訪(一):從《詩風》到《羅盤》的編輯往事

專訪 | by  王家琪 | 2021-06-08


訪問者:王家琪
日期:2019年7月27日(星期六)
地點:土瓜灣,受訪者的書房



最初的寫作



您是甚麼時候開始發表作品的?


答:最早大約是六十年代,那時我還是中學生,投稿到《當代文藝》,主編徐速特別說要見見我,因為他不相信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於是我去拜訪他,當時高原出版社的辦公室在彌敦道,他對文章的內容查問一番,末了請我多多投稿。但是我反而不敢寫了,再加上那時候開始閱讀《中國學生周報》,感到兩份刊物的路線十分不同,改過不同的筆名寫了一兩篇就沒有再投稿了。多年後在《新晚報》舉辦的香港文學座談會上重遇徐速先生,馮偉才主持,我談《素葉文學》,但徐先生年事已高,認不得我了。(註1)

但那篇也不是我第一篇發表的文學作品,在《當代文藝》之前也不時投稿到一些學生雜誌,名字已記不起來。真正最初的投稿,其實是一張漫畫,而且稿費頗豐。小學時我是畫畫多於寫作的,甚至得到過一個國際粉彩畫的獎項。(註2) 當時像《天天日報》、《星島日報》等大部分報紙都有彩色漫畫版,讀者都為了這版而買報紙,甚至有一份《漫畫日報》,是香港漫畫非常興盛的年代,像李凌翰、許冠文等等。(註3) 當時的香港漫畫還沒有受日本漫畫影響,就是非常生活化的香港漫畫。我還記得那時候《明報》有個小專欄叫「一笑會」,專門徵收笑話,一個一元,我也有投過稿。我用過很多個筆名,其中一個是「江藍」吧,其他想不起了。


您有很多早期詩作發表在《中國學生周報》和《詩風》上,以「何福仁」的名字發表的詩作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早期詩作風格與後來似乎相當不同。最初寫詩有沒有受甚麼詩人啟發?


答:年輕時喜歡余光中、瘂弦。當時寫詩的人大多喜歡余光中,相當普遍,他的散文、《蓮的聯想》等等都寫得很好。當時台灣現代詩例如創世紀的詩一般十分晦澀,余光中是比較明朗清晰的。我初寫詩,也想拒絕晦澀,這種想法在當時的香港詩人中並不少見,像古蒼梧不就寫了一篇〈請走出文字的迷宮〉(1967)嗎?(註4) 余光中讀到該文十分高興,甚表認同。這也是西西為甚麼在編了一陣子《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不再編的原因(註5), 她表示來稿裏面只有也斯及柏美(蔡克健)兩人的詩能讀懂,就編不下去了。


您的第一本詩集《龍的訪問》(1979)由素葉出版,集中的詩作大多與中國旅遊有關,訴說親身在中國山水間接觸中國詩詞文化的情感,小思老師說是「遊子的悲哀」和「鄉愁」,稱讚是「溫柔敦厚」(註6)。 當時有很多相關遊記和文學作品,是一股熱潮。能否談談當時的情況和心情?


答:小思的評論非常仁慈,對我很好。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開放港人回國旅遊時,我和一些朋友是第一批北上旅行的。


何福仁第一本詩集《龍的訪問》(素葉出版社,1979年)
何福仁第一本詩集《龍的訪問》(素葉出版社,1979年)


〈代序〉裡說「我」一直想訪問龍,但是真正見到龍的時候,「龍並不答話/原來牠已沒了呼吸」(註7);〈後記〉也提到詩集保留了寫詩當下的情感,但是到結集時「部分已漸覺遙遠而難以共鳴」(註8)。 這與當時旅行見聞有關嗎?


答:哈哈,這麼大膽嗎?不記得了。


第二本詩集《如果落向牛頓腦袋的不是蘋果》(1995)仍是以旅遊題材為主,是否旅行時特別容易靈感來訪、詩興大發?


答:主要是旅行期間空閒而已,故特別多詩。平日教書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連寫專欄都因為捱不下去而難以為繼。尤其是那時候傳訊不便,寫稿不難,交稿才是問題,有時候交稿的時間還長於我寫稿的時間。像劉以鬯先生因為讀到我在《素葉文學》所寫的一篇小說〈霸王別姬〉(註9), 曾經約我在報紙專欄寫一個小說,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寫了三分之一就中止了。他約我時,我以為還有時間可以好好計劃大綱,誰料過了兩天他請我交稿,我還沒有開筆,只好日趕夜趕(註10)。 我沒有存稿,又沒有跑腿幫忙,每次寫好得親身交稿,我住九龍這邊,他在北角那邊,每天來回,終於寫不下去。




文學刊物編輯:由《詩風》到《羅盤》



您、周國偉、康夫這些素葉朋友在1972年左右加入過《詩風》,那時候您主要是寫作,還是也有參與《詩風》的編務?


答:也有參與編輯的,我雖然不是由第一期就加入,但也是早期成員。我最初參與的刊物其實是《詩風》,由黃國彬、羈魂、陸健鴻等人創辦。他們有一個「讀詩會」,不定期聚在一起讀詩、談詩,那時候還在讀中學的胡燕青也有參與的。後來因為我和周國偉、康夫一起退出了《詩風》,《詩風》上刊出一則啟示說明此事(註11)。 我和黃國彬還是朋友,我請他寫稿,他也答應了,只是彼此編刊物的方法不同吧,比如他們的發刊詞、他們對詩歌特定的口味等等,都是我不認同的。


羈魂(胡國賢)在回顧《詩風》時指:「四十九期(改版第一期)出版後,何福夫、康夫、周國偉等因詩觀的歧異,與部份成員意見不合而退出。」(註12) 當時是1976年6月,半年後(1976年12月)《羅盤》出版第一期。可否談談為甚麼退出《詩風》?「詩觀的歧異」指的是甚麼?

《羅盤》詩刊第一期(1976年12月)
《羅盤》詩刊第一期(1976年12月)


答:我大約編了兩期,當時我在想,《詩風》為甚麼不找一些外稿呢?我遂拉了一些稿件回來,西西、也斯、馬若、張景熊等等,登在《詩風》上。我也嘗試畫版,讓版面變化一下,之前《詩風》基本沒有畫版的,就是所有稿件一直排過去。出版後《詩風》同人檢討成果,陸健鴻他們不滿意我畫的版面。但是我想排版是小問題,更深層的原因,顯然是對我約回來的稿並不欣賞。那是較淺白、口語化,也較少經營甚麼典故的寫法。我多少顛覆了他們的詩觀。《詩風》早期同人都出自香港大學,較為學院,非常現代主義的,T.S. Eliot那一套,跟台灣藍星詩社接近。《詩風》中人追求宏大的題材,講究煉字,甚至僻字入詩、入文。你看發刊詞就知道,有一種 “intellectual snobbishness”。西西、馬若、阿藍等人沒有大學學位,也斯、康夫在浸會畢業,當時也只是專上學院。對詩,以至對文學創作的看法很不同。僻字麗典,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只是不能是唯一的標準。我認為詩是廣闊多樣的,不應該只偏好一種寫法。

對了,陸健鴻連商禽也不接受,這是我不同意的。既然道不同,不如離開。我想,如果我在《詩風》不能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退出對我、對《詩風》都是好的。事實上,我離開後,西西、也斯等人再沒有在《詩風》出現。當時我也退出了《大拇指周報》,《大拇指》由更年輕的編輯接手,我就另外和一些詩友創辦《羅盤》。


退出《詩風》後就創辦了《羅盤》。「羅盤」這個名字是誰起的?發刊辭是您寫的,其中提到要探索寫詩的方向,包容不同的路線,「我們相信,中西可以交流,取別人之長,能濟自己之短;傳統現代,其實薪火相傳,一脈相承。」(註13) 當時是否有意辦一份與《詩風》風格路線不同的詩刊?


答:名字可能是我想的吧。《羅盤》是我和詩友葉輝、康夫、馬若、靈石等人茶聚時聊出來的詩刊,1976年12月創刊,發刊詞由我執筆,作者有西西、戴天、古蒼梧、也斯、黃國彬、談錫永、施善繼、羈魂、康夫、葉輝、淮遠、黃維樑、阿藍、馬若等等。我們想廣泛容納不同風格的作者,在約稿、組稿時都有意呈現對詩的不同見解,不同的意識形態,強調包容並蓄。所以詩刊上不同年紀的詩人都有,也有不同風格的,左中右的立場一律不排斥,比方同一期內既有余光中的訪問,又有陳映真的(註14)。 你看第一期的名字裏面就有很多不同政治立場和不同詩觀的。我想在詩刊裡面,《羅盤》算是最開放的了。


《羅盤》特別強調以香港詩人為主,「創為詩刊,應以呈現當時當地中國人的情思為依歸」(註15), 故每期主要刊登香港詩人的作品及相關評論。第一期一開始就是三位香港女詩人西西、鍾玲玲和吳煦斌的訪問。當時為甚麼想訪問她們三位?


答:因為特別吧,當時三位詩人都是首次受訪。文壇上以畢竟以男詩人居多,但是香港的女詩人也寫得很好呀,就故意做她們的訪問。當時她們三人還不是十分著名,西西已經算是最有名氣的了,但是有關的評論仍然極少,七十年代裏幾乎一篇都沒有。這也是《羅盤》每期都有詩評的原因,比如寫了不少評論的林迴就是葉輝。我們也譯詩,淮遠譯得最多,盡量做到面面俱到,兼而有之。


能否談談《羅盤》的編輯情況和銷量?


答:來稿不問詩觀或立場,寫得好就刊登。但是外稿不算很多,大部分是我們邀約朋友寫稿,畢竟是沒有稿費的。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詩人陳炳元,他是自己投稿來的,後來才知道他是銀行經理。

詩刊銷量很慘澹,像《詩風》也賣得不多,他們帶到尖沙咀的報攤寄售,但是讀者還是不多。《羅盤》的銷量也不多,具體的數字已記不得。因為我們只能在二樓、三樓書店寄賣,少量寄給施善繼在台灣售賣,實際上就是分送給朋友了。《羅盤》出版了八期後,我在中學的教務日益繁重,《羅盤》終陷於停頓。


那麼創辦《大拇指》是您退出《詩風》之前還是之後的?您是《大拇指》的創刊成員,也是書話版的編輯,能否談談當時創辦的情況?您在《大拇指》參與到哪年為止,負責甚麼事務?


答:應該是之前的,《大拇指周報》的創辦是1975年中,但是我實際編《詩風》只是一兩期而已。但是我編《大拇指周報》的時間大概也不足一年。當時每位編輯負責其中一版,比如我編書話版,各自工作,最初我們還有在出版後開會檢討,也知道其他版的內容,互相協調。

周報的工作量很大,我們都有正職在身,下班後才開始編,寫好的稿件要發稿打字、剪剪貼貼、修改、畫版,要做兩三個晚上,頗為辛苦。但是我們非常快樂,做著做著就去吃宵夜,工作的地方附近有一家餐廳,我們經常去光顧,老闆都認得我們了。不久還是因為過於勞累而退下來了。退下來的第一代編輯後來就一起創辦了素葉出版社。


那《周報》、《四季》第二期(1975年5月)呢?您是作者的身份,還是也有參與編務?


答:《周報》只是投稿,沒有參與編輯。《四季》第二期則是一大群朋友一起編的,大多是詩人。你看第二期上出現的編者,其實就是出資的人,自己寫、自己編、自己付錢。





《羅盤》與台灣詩壇


能否說《羅盤》是第一份您從頭到尾參與、投入較多的刊物?


答:是的,其次就是《素葉文學》了。《羅盤》不同《素葉文學》採用輪流編輯制,編務主要由我執行,當然葉輝、靈石(鄭健羣)等朋友也有幫忙,有些朋友像馬若、康夫則以寫詩為主,較少參與編務。

辦《羅盤》時,我甚至與台灣聯絡,當時台灣《龍族》詩刊的林煥彰訪港,暫居黃國彬家中。我和黃國彬那時有很多交往,林煥彰來港前,我和《龍族》的朋友也已有通信。《羅盤》上就有林煥彰和施善繼的詩。他們同樣反對創世紀詩社的詩風,把《羅盤》引為同路,希望多了解香港的詩作,約我編一個香港現代詩小輯,我遂組織了一批詩,寫了一篇評論推介當時這些香港年輕詩人「比較明朗的,口語的,而且是道地香港的詩作」(註16)。 《龍族》批評創世紀的詩人晦澀,與《羅盤》的方向不無異曲同工之處,雖然施善繼等《龍族》同人當時是比較左傾的,與陳映真也相熟。我當時經常與施善繼通信,他是工程師,但我們從未見面,反而多次見過林煥彰。


您提到不同政治立場的詩人,七十年代除了現代派,還有很多現實主義的詩,尤其在保釣運動之後有些詩人轉向現實主義和民族立場。當時很多人寫這類詩嗎?


答:保釣浪潮引起的民族主義在當時影響很大,但那些詩如果缺乏詩藝就難以保留。意識形態和詩的好壞並無關係。《羅盤》第5、6期「詩與生活」的專輯本來有施善繼找來尉天聰的稿,我尊敬這位前輩,但他寫的是〈殖民地的中國人應該寫甚麼?〉,卻令我覺得不大適合《羅盤》,我以為我們要寫的是真切感受的東西,而不是「應該寫」的東西。中國內地有所謂「何其芳現象」,新詩人因為要寫「應該寫」的東西,創作變成任務,結果都寫不出來,轉為寫舊詩去了。那篇文章後來他交給別處發表了。

最近台灣有一篇碩士論文比較《龍族》和《羅盤》,認為兩刊都是現實主義的。《羅盤》是否可以簡化為現實主義?現實的內容有很多種,詩的形式也不應該限定為某類寫法,只要是好詩就行了。即使不是現實主義,其他技巧何嘗不可以「寫實」?


當時香港和台灣詩人有很多看法很接近,你們當時看到台灣的詩刊嗎?


答:有的,台灣的詩刊至少可以在嚴以敬的傳達書屋買到,他的太太是台灣人。《大拇指周報》和《羅盤》等都有在傳達書屋寄售。大陸的詩刊我們也看到,左派書店可以買到臧克家編的《詩刊》,但不合口味,台灣詩刊則有很多可以參照的地方。

香港五十年代以力匡和徐速最有影響力,詩集非常暢銷。六十年代則開始轉變,我們一方面讀三、四十年代文學的翻印本,另一方面也受台灣影響。我們在香港要讀三、四十年代的詩人非常方便,有不少翻印,台灣在戒嚴下則諸多限制,瘂弦在《創世紀》介紹三、四十年代文學的專欄,其中用的材料有些就是西西、張灼祥再加上在美國的鄭樹森寄給他的,否則在台灣很難搜集資料。這是香港的優勢,但這種優勢近二三十年已經逐漸失去了。


何福仁先生與西西(攝於1998年土耳其)
何福仁先生與西西(攝於1998年土耳其)


除了三、四十年代文學的翻印本和台灣書,你們也看很多外文書?和台灣詩人比較起來,似乎香港詩人較著重翻譯?


答:以前台灣的教育制度相對地不著重英文,只有少數的外文系教授和學生具備英語能力,所以他們較少直接閱讀英語的詩集,香港因為是殖民地,我們大多是番書仔番書女,普遍能夠直接閱讀英文書,加上並無書禁,視野無疑廣闊些。當然中文工夫,尤其是文字工夫,你可以說我們一般就不如台灣。當時大家都喜歡逛外文書店買新出的書,經常聚在一起談文說藝,互相傳閱新書,有時你看到我們的文章不約而同提起同一本書,就是這個緣故。像拉丁美洲小說在當時就非常受歡迎,《百年孤寂》的英譯本一出版就引起風潮,法國「新小說」的理論、荒謬劇也一度非常矚目。


何福仁專訪(二):從詩到散文的寫作經驗


註:

1. 「《星海》文學座談會──香港文學三十年」於1980年9月14日舉行,何福仁先生談的是《羅盤》詩刊及《素葉文學》。有關報道記錄見新晚報記者:〈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記《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新晚報‧星海》1980年9月23日,第12版;9月30日,第12版;10月7日,第16版;10月14日,第12版;10月21日,第13版。
2. 「我第一次拿稿費,不是寫了甚麼,而是投稿漫畫,奇妙的是,稿費由一位男士送到家來,父親和一位堂伯當時恰巧在家,驚訝極了,因為有港幣十元,在六十年代初,很不錯了。」何福仁:〈我的寫作(再版序)〉,《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香港:中華,2016年,再版),頁vii。
3. 有關歷史可以參考黎明海:《功夫港漫口述歷史1960-2014》,香港:三聯,2015年。
4. 古蒼梧:〈請走出文字的迷宮--評「七十年代詩選」〉,《盤古》第11期(1968年2月28日),頁23-27。
5. 可參考西西的自述,見康夫整理:〈西西訪問記〉,《羅盤》第1期(1976年12月),頁4-5
6. 小思:〈一卷溫厚──談「龍的訪問」〉,《大拇指》第101期(1979年6月15日),第9版。
7. 何福仁:〈代序〉,《龍的訪問》(香港:素葉,1979年),頁2。
8. 何福仁:〈後記〉,《龍的訪問》,頁116。
9. 何福仁:〈霸王別姬〉,《素葉文學》第2期(1981年6月),頁33-36。
10. 事見何福仁的自述:〈我的寫作(再版序)〉,《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頁xv-xvi。
11. 《詩風》曾恭賀《羅盤》創刊,見〈編者的話〉,《詩風》第56期(1977年1月),頁39。
12. 胡國賢:〈《詩風》推廣詩歌〉,吳萱人主編:《香港七十年代靑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年),頁77。
13. 未署名:〈發刊辭〉,《羅盤》第1期(1976年12月),頁2。
14. 見「詩與生活」小輯,《羅盤》第5、6期(1977年8月),頁4-19
15. 同前註。
16. 何福仁:〈香港現階段現代詩概況〉,《龍族》第16期(1976年5月),頁20。專輯內的詩人包括西西、何福仁、阿藍、馬若、淮遠、吳煦斌、張景熊、康夫、梁秉鈞,合共十四首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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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琪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畢業,從事香港文學及現當代中文文學研究。著有《素葉四十年:回顧及研究》(2020)、《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2021),編有《西西研究資料》(合編,2018),學術論文散見於多份中文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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