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欄：時宜篇】最好，就因為不肖

有長者侈言因為年輕人作反，不是不聽話，而是不聽這位長者他們的話，所以決定要放棄年輕人，不是一代，而是兩代。真是豪情壯語。我不懂政治，自以為懂政治的長者，往往不知地，也不知時，以為兩代之後，世上仍然由他們支配。從我略識之無的文學來說，最好的年輕的作者，正因為不肖。

我們是「文學孤兒」，這是智利小說家José Donoso Yáñez說的，要注意的是，是Donoso(多諾索)他們主動棄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父母或者祖父母對他們絕望，把他們掉到垃圾堆。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年輕的時代，讀過Donoso這麼一本書，中譯叫《文學「爆炸」親歷記》，譯者段若川，是多諾索專家，這書原名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譯為「爆炸」，很敏感，這裡是褒義，是勃興、爆發的意思。書本是講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文學勃興的紀述，沒有指出「西班牙語」，是"boom"一詞容有爭議，畢竟已成拉美文學勃興一時的術語。英譯The boom in Spanish American literature : a personal history，反而變得很論盡。



六十年代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寂》(1967)，經過翻譯，一鳴驚人，可說改寫了文學世界的版圖。拉美其他好作品才開始受注視，也都相繼湧現了許多出色的作品。可是在六十年代之前，由於封閉、誤解，文學上的拉美是不存在的。之前，據多諾索的解說，文學上，他們是無父無母。所謂父母，是指與他們有血緣關係，年幼時學習，培養他們成長的前輩。但他們的前輩，寫的是一種緊貼現實，地方性provincial的東西，拉美有的是哥倫比亞文學、巴拉圭文學，秘魯文學。21個國家，除了葡語的巴西，就有21個地區文學。彼此並不認識，也沒有興趣認識。他們的文學批評也是這樣要求，必須反映緊貼的現實，沒看到緊貼的現實，就認為不是好作品。這是惡性循環。只是緊貼本土，結果被現實鎖死。現實生活，對文學創作是雙面刃，如果不容想像，沒有更廣闊的視野，那是劃地為牢。而我們知道，獨立之後，拉美的政權不斷轉移，不斷政變。那種現實，要用文字表現的話，最適切的是時評，是政論。

更大的問題是手法，在六十年代之前Donoso他們的前輩，寫的是鐵板一塊的東西，沒有創新，沒有突破。年輕的作家感覺氣悶、覺得死氣沉沉。所以Donoso自稱是文學棄兒，是他們對上一代，上兩、三代的人絕望。但作家，早期不可能沒有學習的對象，不可能真的沒有前輩。你可以是孤兒，但不可能沒有義父義母、養父養母。那麼，他們的前輩是誰？原來是歐美的作家。

對加西亞‧馬爾克斯而言，他的前輩是海明威，是福克納。其他人呢，是卡夫卡，是沙特、普魯斯特。當他們跨越整個中、南美洲，到了歐洲、北美，有的流亡，做記者，做移民，做外交官，做宅公，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不過倒過來，發覺文學可以是這樣的，也可以不是這樣的。

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否受海明威、福克納的影響？是的。這位受教的小說大師，對影響有不同的說法，他說因為喜歡海明威，就要寫得不像他，越寫得不像，越好。歐美前輩的教益就是，用新的方法，從第一句開始，創新地，去寫你自己的生活，創造你自己的生活。這是文學上的negative influence。如果是positive influence，你喜歡張愛玲，你只能成為小張愛玲，喜歡魯迅，只能成魯迅第二。我們為什麼不讀原創的一位？照西方近世的文論，認為文本不是固定的，文學作品的價值不是恆久不變的。文本的意義是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新近過世的哈羅姆‧布魯姆(Harold Bloom) 指出，影響不是對前人的繼承，而是對前人的「誤讀」，對前人的修正和改造。誤讀是一種創造性的銜接；不受前人的左右、支配。換言之，前輩，是後輩讀出來的，是後輩重新塑造的。前一代，甚至前好多代，不受重視的作品，不理解的作品，新一代可以發現它的好處，獲得重新肯定。倒過來，一度盛行的作品，好像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拉美的作品，變得一敗塗地。魯迅、張愛玲、沈從文，也經過這樣高低不同的際遇。這是政治現實的考量、文化氛圍的考慮，還有文學範式的轉變。

我以為內地作家多少也有「文學孤兒」的體驗，開放之前只有魯迅、茅盾，高爾基，等等，其他大都成禁忌。開放後才能讀到沈從文、張愛玲、胡適，歐美拉美的作家。內地浩然的長篇《豔陽天》(1962)、《金光大道》(1970) 風行一時，如今再少人讀了，認為是「假大空」。莫言曾自言拉美文學對他的啓示。

臺灣在開放報禁黨禁之前又如何？瘂弦要手抄何其芳，陳映真要偷讀魯迅。我們在生活上尊敬父母，尊敬，也不等於凡事要遵從；文學上呢，更要做不肖子女，即使我們有幸一早遇上出色的作品，不受干預。我們用另一種尊敬前輩的方法，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寫我們自己的所思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