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欄：時宜篇】父子相隱說

（我正在寫作多年來讀《論語》的想法，除了較長的幾篇，還嘗試梳理《論語》中若干爭議不息的個案，這是其中一篇。原本東非之旅，容兩三篇之後再上路。別以為說《論語》並不合時宜，不，「時宜」正是中庸的精神。）

《論語》裡有一段有名的對話，長期爭議不息，那是父子相隱的問題：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論語‧子路》(13.18)

父親偷羊，兒子告發他的案例，同樣見於《韓非子‧五蠹》、《呂氏春秋‧當務》、《莊子‧盜跖》等篇，可見其事流傳頗廣。直躬意指直身而行，引申為正直的人。其後鄭玄更落實以「躬」為「弓」，是人名，其人素以正直聞名云云。鄭注又解「隱」為「不稱揚其過失」。

《論語》這段對話很重要，歷來被認為是人情與法理的對立，葉公美稱公義，孔子呢，寧願徇私。這好像是孔子學說的致命傷。關鍵在對「直」的解讀，對公和私的認識。

我有一些想法。參考了其他的語譯，我這樣譯：

葉公對孔子說：「我家鄉有正直的人，父親偷羊，兒子告發了他。」

孔子說：「我家鄉直率的人可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就在這裡面。」

葉公的直和孔子的直有不同的意指，先回到《論語》去。《論語》中，「直」字不少見，顯然是孔子喜歡用的詞，往往單用一個「直」字，連用的話，則是「直道」，在葉公口中，則是「直躬」。直的意思，在《論語》中其實有二：一、公正、正直；二、直率、坦誠。兩者的意思，孔子都用過；大多用正直義：

這段對話，葉公說「直躬」，明顯是指正直。孔子說「直」，說了兩次，再三玩味，其實是指率直、坦誠多於正直。葉公說的是法理的「直」，孔子說的是倫常的「直」。前者是後天的認識，後者則是先天的賦性。要注意的是，孔子並沒有說直躬者不對，也沒有說他對，他只是說我家鄉率直的人，並不相同，會父子相隱；父子的親情，就表現在這種率直的相隱裡面。葉公的語氣是否有些志得意滿？孔子因而扣著這個「直」字，帶出法理之外另一種不可或忘的倫常。

然則孔子是否唯親情是視，而以為親情可以凌駕法理呢？倒過來，法理是否就可以無視倫常？合理，是否不用照顧合情呢？

兩者，都不是孔子片面認同的，更不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微子〉（18.8） 裡孔子對七個逸民高士表示意見，有的不肯降志辱身，有的不進而退，也有的進而不退，他自己呢，他說我跟他們不同，沒有什麼可以，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這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的語法、語義，是一樣的。並非可，又並非不可，然則兩者之間，如果定斷？漢代的馬融說：「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其實《論語》裡孔子早就說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4.10）

〈子路〉裡葉公和孔子的對話各自表述，太簡單，這是沒有交代語言背景之弊。孔子對公和私的看法還得參看其他。《孔子家語‧正論解》（《家語》過去疑為三國時王肅的偽書。自從西漢相關的竹簡、木牘出土，再不能貶視《家語》）記晉國大夫刑侯與雍子因為田土的疆界爭訟，叔魚暫代主審，他是叔向的弟弟。本來錯在雍子。但雍子將女兒送與叔魚，叔魚便歸罪刑侯。刑侯憤怒，殺二子於市朝。晉國執政的韓宣子問叔向對裁決的意見。叔向答：雍子賄賂，叔魚貪污，刑侯擅殺。三個人都犯了罪，活著的判刑，死了的陳屍示眾好了。孔子為此讚揚叔向，說他是「古之遺直也。治國治刑，不隱於親。」

下文孔子還指出叔向「三數叔魚之惡」，指他暴、虐、頗（偏頗）。《左傳‧昭公十四年》有同樣的記載。可見孔子並不以為「隱於親」是絕對正直的行為。而晉人刑侯、叔魚，楚人雍子（投奔晉國，晉人給他邑地）三個都是高官名流，不是普通庶民，所爭是土地產權，不是一隻牛羊。此外，儒家是有「大義滅親」的傳統的，叔向滅親是一例，更出名的是周公平定親兄弟三監之亂。

〈子路〉（13.2）篇另載仲弓（冉雍）做了季氏的主管，向孔子問政，孔子說要給部門負責的人帶頭，「赦小過，舉賢才。」偷一隻羊，是否小過？我們也不敢妄斷。但肯定無關「大義」。

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出土戰國中期竹簡，其中思孟學派的《五行》（指仁義禮智聖，不是陰陽五行），只有長沙馬王堆帛書的上半部，馬王堆帛書在1970年更早出土，有上下兩部，由此反證《五行》實含前後兩部份，先有「經」，再有「說」，且寫於不同時期。龐樸、陳來等學者斷定上經是子思之作，下說則為後來孟子之作。這是古代典籍的慣例，本文之外，往往另有解說，而解說者往往是後學。孟子自稱受學於子思的門人。這也是荀子所責斥《五行》的「子思唱之，孟子和之」。孟子的解說，竹簡有兩段是這樣的：

不以小道害大道，簡也。簡也者，不以小愛害大愛，不以小義害大義也。 （說15）

不匿，不辨於道。匿者，言人行小而軫（隱）者也。小而實大，大之口者也。《世子》曰：「知軫（隱）之為軫（隱）也，斯公然得矣。」軫（隱）者，多也；公然者，心道也。不周於匿者，不辨於道也。

有大罪而大誅之，簡；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口誅，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不辨於道也。（說22）

簡指簡孚（核實可信），匿是隱匿；分出大罪則誅，小罪則赦，赦小罪是「心道」，是「辨於道」。這是孔子「赦小過」之說的發展。

在先秦的《韓非子》、《呂氏春秋》中，提出的法規要嚴苛得多，攘羊的父親是要判誅殺的，法家的理念如此，是秦法的依據。試參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簡，其中〈法律答問〉有好幾條有關盜羊，還提到牽羊的繩索，司法用答問方式，提出處理案件的原則：

士伍甲盜一羊，羊頸有索，索值一錢，問何論？

甲意所盜羊也，而索繫羊，甲即牽羊去，議不為過羊。

整理者解說牽羊的繩索並不當是被盜財物，沒說盜羊的判罰為何，因這是行政法而不是刑法。

甲盜羊，乙知盜羊，而不知其羊數，即告吏曰盜三羊，問乙何論？

為告盜加贓。

又：

甲告乙盜牛，今乙盜羊，不盜牛，問何論？

為告不審。

貲盾不直，何論？

貲盾。

這是連設兩個問題。「告盜加贓」，指控告盜羊而增加了贓數。貲，是小罰，指用錢財贖罪。「貲盾不直」，是說官吏判處不公，反罰官吏本人。罰多少？漢劉向《說苑》說罰他一盾。一盾，相當於五千錢。世稱秦法嚴峻，盜牛，是死罪；盜羊大抵稍次，恐怕也不會輕。秦得天下前，商鞅為了強國，據說曾推出很可怕的連坐法，一人犯錯，株連團體、家族受罰；知情不告也要判腰斬。

但另一面不可不知，竹簡明確顯示秦法對兒子告發父親並不受理，再告，就治告者：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

何謂「非公室告」？

主擅殺、刑、髡其子、臣妾，是謂「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又襲其告之，亦不當聽。

公室，指縣官；「非公室告」，指官府規定不可受理的控告。換言之，子不容告父，臣妾不容告主。到了漢初，尊儒崇孝，實已偏離真正的孔子之思了，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告父母明令「棄告者市」。二年是指呂后二年：

子告父母、婦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聽而棄告者市。（簡133）

漢宣帝地節四年，索性把「親親相隱」列入法律。

至於父親偷羊，為什麼偷羊？沒有交代，這是要查明的。刑昺《論語注疏‧子路》云：

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誇於孔子也。

然則那是自來羊，父親順手牽羊，據為己有。但刑昺是北宋人，何以知之？父親偷羊的原因，只能闕如。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12.11），為人詬病，認為他維護統治階級，其實這是權利與責任的分別，權責要正名。這是回答齊景公的問政，針對齊以至魯當時的處境而言，廣而言之，也是針對周後期的分崩離析，要重建秩序的想法；這話要從特定的時空背景去解讀。到了戰國，大樹已倒，再無可挽回，君再不君，這個時代問題則由孟子回答：那是獨夫，誅之可也（「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 。

若論君臣父子之防，則法家鼓吹君主獨裁專制，要森嚴得多，韓非認定「孝子不非其親」，這是作為一種理論提出的，其背後的觀念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 ，他設計的理想社會是絕對的君權父權夫權。根據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的記載，父母和主人，可以以子女「不孝」，或以奴婢不聽命為由，請求官府處死他們，或者治以其他刑罰，例如流放。子不容告父，父則可告子。下，絕對不容犯上。

孔子之教誠然重孝，理想是「父慈子孝」，可沒有秦法這種以行政手段對付不孝的極端做法。而且對孝的理解，順與逆之間，絕非一成不變。孔子有所謂「幾諫」之說：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4.18）

父母出錯，兒子得婉轉勸止，不接受，仍然恭敬而不觸犯他們，雖發愁而不恨怨。父母錯了什麼，沒有明言，也應不涉大是大非。《孔子家語．六本》載曾參除草，誤斷了瓜根，父親曾皙盛怒，用大捧打他。曾子因此昏倒。孔子知道後，也大怒，拒絕接見曾參，曾參請人請教老師，孔子答：「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輕打就忍受，重打可要逃跑，倘死也不避就陷父母於不義，這種愚孝其實是大不孝。誤斷了瓜根，其實也只是小過。

《荀子‧子道》中引曾子問孔子從父與從君的問題，孔子斥責一味從父一味從君，那是小人的孝和忠。這文章起首，把德行分三等，孝悌者，小德而已；對上順從，對下寬厚，是中德；「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才是大德。這與《論語》有若所云：「孝悌為仁之本」看似有別，但仁者，因應率直之情，會父子相隱。孔子說的是「天下之常情」，有別於韓非說的「天下之常道」。否定或輕視倫常的溫情，接來的是秦法的涼薄。

何況，說父子相隱是徇私枉法，豈知這與當代法學思想不謀而合，范忠信《中西法傳統的暗合》一文，列舉各地法律條文，說明在德國、法國，以至亞洲的韓國、日本、臺灣等地的現行法律中，直系血親或配偶都豁免互證，都不認為直系親屬或配偶之間包庇、隱瞞罪證為有罪。這也行之於香港和澳門。因為倫常關係是社會的根基，法律離棄人情，有悖人性，一時之得，可能是永久之失。

至於中國，根據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這樣公佈：

第一百八十八條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至親互相批鬥的悲劇，過去太多了。法理與人情，兩端都不能絕對化。二千多年前的儒者已提出可供參考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