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欄：時宜篇】宰我與孔子之辯（二）
說宰我是「屈己以明道」，歷代大不乏人，追溯此說，最早應是晉代人，如繆播、李充、范寧等，奇在都是中書令，他們的意見都收在南朝皇侃的《論語義疏》裡。其中繆播為宰我質疑三年之喪辯解：
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天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論語義疏》轉引）
宰我又因「晝寢」被斥為朽木、冀土。「晝寢」是否已成流行病，需孔子的嚴斥？不單如此，還令孔老師自承以耳代目，看錯了，這個學生言行不副：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論語‧公冶長》5.10)
皇侃承「屈己」之說，再進一步，連宰我「晝寢」，也說是他菩薩心腸，並引范寧等人的話，說是一種假託劣行的「苦肉計」。然而，這是對動機的推測。我們也可以推測繆播、皇侃，以及其他人這樣說的動機：
一、宰我名列言語科；
二、陳恆弒君事件。
先說陳恆事件。這個陳恆，是齊國大夫，名字有五六個之多，令人困惑，此人媯姓，田氏，名恆；古音田、陳近，於是也稱為陳恆。陳恆卒後諡成，故稱陳成子，或田成子。漢朝後避諱文帝劉恆，改稱田常。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他發動政變，弒齊簡公。《莊子‧胠篋》有名句云：「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指的正是陳恆竊國。
但他的弒君牽涉的人事，更加令人困惑。
《論語‧憲問》14.21中載孔子聽到陳恆弒君，要求魯哀公出兵討伐：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這是孔子回魯後的事，他自謙「從大夫之後」，是曾任大夫的意思，看見危機，不敢不提出。但能否出兵，魯哀公居然得請示三桓：季孫氏、仲孫氏、孟孫氏，可見政權旁落，一如陳成子在齊國執權，視齊君如無物。孔子說，「告夫三子者」，應是獨白，這個「者」，不無鄙視之意。在《左傳》哀公十四年裡，孔子並曾分析出兵討伐，應有勝算。
孔子是否必定反對篡弒？我看未必。《中庸》第十八章，他說：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纘，繼承之意。大王、王季、文王皆周武王的先祖，世號西伯，稱王乃後來追封。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統一軍隊(各部落)就馬上取代殷商而得天下，並備受讚頌。因為他打倒的是暴君。這其實也是通變行權，好像一直沒有人注意。
這次陳恆事件牽涉宰我。以現存先秦資料，首見於《韓非子》。韓非論證向君主進言之難，列舉歷代向君主進諫而遭殺害的例子，其中包括宰我，有句云: 「宰予不免於田常。」指宰予在齊國為田常所殺；韓非並將宰予置諸「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韓非子‧難言》)
韓非並舉孔子善說卻遭匡人圍困為例，說孔子「豈不賢哉？」其實子畏於匡，與忠賢無關，而是由於樣貌似陽虎罷了，這陽虎：「嘗暴匡人」(《史記‧孔子世家》)。〈難言〉全篇論調直似儒者，和他的其他大作諸如〈五蠹〉、〈顯學〉等等相悖，那些名篇，主題是警誡君主，不要信任人，不要任用忠義賢智。其〈忠孝〉篇云：
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捨法任智則危。
宰我既是仁賢忠良，又說田常是賢智，兩個對手，到底誰是誰非？韓非的理論（成於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大多經不起推敲，誠如他自己的名言，「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難一〉)又如：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
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韓非子‧顯學》)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韓非子‧二柄》)
你叫君主不可信人，親近如夫妻父子猶不可信，則何以要信你？這難怪法家大師，從商鞅、韓非，到李斯，無一善終。不可任用賢智，則你汲汲求用，憑的是什麼？民要愚，臣也要不智，當此敵國環伺，國家如何治理，真的不會亂？
韓非對宰我之說，不能無疑。之後，《呂氏春秋‧慎勢》（成於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也說：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
說明宰我與与陳恆爭權，諫臣但憂兩人相攻之下危及君上，勸齊公「去一人」。言下是兩造都不是好東西。倘宰我爭的是君上利益，則怎會說成是可去的一人。
宰我的名字也不少，宰姓，名予，字子我，又名予我。到了漢初，《史記》反而記他伙同陳恆政變：「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這句其實費解，宰我既夥同勝利者，何以會夷族？
唐代司馬貞的《索隱》認為司馬遷張冠李戴，翻出《左傳》並沒有宰我參與陳恆作亂之文，倒記了闞止與陳恆爭寵，為陳所殺。這個闞止的字，恰巧跟宰我的字一樣，也是「子我」。易言之，宰我不是叛亂者，而是被叛亂者所殺。
前文指出，被陳恆所殺，是爭權失敗，並非是為國犧牲。再說，宰我就是為了對抗政變而死，也不等於他會「屈己」而提出三年守喪太久，又扮演朽木睡懶覺。
顏回死，孔子慟哭，連呼「天喪予！天喪予！」聽說衛國發生內亂，馬上想到子路，感歎說：「嗟乎，由死矣！」《禮記‧檀弓》載「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宰我死，孔子並無一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
至於孔門四科，宰我名列其中的「言語」科是怎麼一回事？先要弄清楚，這不是孔子說的。〈先進〉11.2所載是這樣的：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楊伯峻則分拆為二，「子曰」之後，四科另起。我覺得這合理得多，免予人這是孔子頒發的。就連朱熹的集注，也引程子的話：「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但後人讀《論語》，即當這是孔子親頒的終身成就獎。倒是程子指出，這不過是「世俗」之見。可以質疑的是，子游子夏為晚年弟子，曾跟隨老師於陳蔡？曾參不與，而與子游子夏同時，《論語》相當看重的有若，竟同樣不入十科。
而且，《論語》中不斷讀到孔子討厭巧言擅辯的人：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4.24
「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公冶長〉5.5)
「惡乎佞者！」(〈先進〉11.25)
「仁者，其言也訒。」(〈顏淵〉12.3)，等等。
何況，孔子不是斥責宰我言行不一？換一下說法，是「言而無信」，也即欠缺《中庸》再三強調的「誠」。然則，何以設有「言語」科的獎狀？我過去百思不得其解。看錢穆，倒有一個解釋：這是「指外交之辭令」(《論語新解》)。孟子曾說：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公孫丑上〉)
於是恍然。外交說辭，是一種應對技巧，可真可假，真不能全真，假不宜全假，視乎所代表的僱主的利益。宰我出使，不見具體細節，但《史記》載子貢出使，篇幅甚多，「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很厲害，但他的說辭完全是縱橫家的調調。此則孔子所「不能也」。
四科就是這麼一回事，絕對不是光環。其中冉求名列政事科，卻偏偏在政務上被孔子罵得最兇，還要其他同學也來鳴鼓大罵。
2
回到三年之喪的問題。這問題無甚趣味，但不可不辨。
錢穆《論語新解》認為「宰我之問，蓋討論製作，與其存虛名，不若務實行。他日或製新禮，改定此製。非宰我自欲短喪也。」
守喪三年，孔子說是要相對地報答父母褓姆我們三年之恩；這是籠統的說法，是否「虛名」，還需斟酌。荀子引《禮記》說這是「稱情而立文」(〈禮論〉)，意思是：建立制度，要稱合人情；喪服按照生者與死者的感情深淺、關係親疏來決定。另一面，這種相稱，其實也是節制，「不及」固然不好，「太過」也不恰當。既無孝心，即無需再爭論守孝多久，那倒不如從古禮，守三年之喪，這是「天下之通喪」。康有為以為三年之喪是孔子的「發明」，是「改制所加隆」(《〈論語〉注》) ，這自是以經學干政的「六經注我」。孔子這樣說，可以不同意，卻不是沒有根據的創制。
《尚書》載高宗武丁為父小乙守喪，守了三年：「王宅憂，諒陰三祀」，祀，指年，意即居喪三年。即使期滿，武丁還是不言不語。當群臣進諫，不能不說話啊，百姓都尊奉君意辦事；武丁解釋，自己是天下儀表，所以不輕易發言。這段話，孔子一定向學生講授過，這所以子張發問，《論語‧憲問》14.40載：「《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同見於《禮記》) 孔子於是解釋：「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論語正義》的劉寶楠補充：周武王崩，周公攝政，也是此禮。他引《禮記‧檀弓》云：「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是聖門之徒皆能行之。」
宰我說三年不為禮樂，會令禮壞樂崩，看似為禮樂辯護；禮樂是一事的兩面。守喪即為守禮，何以說會因久守而禮樂崩壞？即使禮樂崩壞，崩壞的也不過是禮樂的形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3.3) 宰我說「心安」，無疑是對「禮壞樂崩」之論的自我抵消。
至於春秋時是否天下通行，則主張是一回事，實踐卻有參差，一如孔子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 雖是天下的達德，誠非人人能臻，所以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論者指出《公羊傳》載魯哀公五年秋九月，齊景公卒，翌年秋七月，已除景公之喪，此見齊已不行周禮。但魯又如何？戰國之後，滕文公的父親定公過世，他使人請教孟子三年之喪，群臣其實都不願意，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孟子‧滕文公上》) 康有為也引這例，想證明自伯禽至於魯悼公，叔繡至於滕定公，皆未嘗行三年喪期，一再渲染，要証明孔子「改制」。
不過，他不提《史記‧魯周世家》所記：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
周公死時，其子伯禽早在以前已接受封國，就是魯公。伯禽當初受封至魯，三年以後才向周公述職。周公問：「為何遲來了？」伯禽解釋：變魯的風俗，改革魯的禮儀，要等服喪三年，然後除服，因此遲了。
所以，守喪三年，有的遵行，有的不行。真是「汝安則為之」。對孔子，這麼一個要重建周文的哲人，說是天下人都遵行的「通喪」，說的是應然，未必是實然，也就可以理解。
而所謂三年，實行起來只有二十五個月，《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到了漢代，再確定為二十七個月，更用行政法令執行。
《史記》載孔子為母親守孝，腰間還繫著白麻帶，聽到季氏請客，也想出席，是爭取施展抱負的機會，卻被陽虎擋住了。孔子不是應該守喪麼？為了彌縫，就有論者責史遷「近誣」。大可不必。他那時不過十七歲，學問知識還有待修養，他不是宋儒所說生而知之的。而這，還有一個為了爭取身份而行權的問題。到他兩年後結婚，他是守母喪守了二十五個月。
他自己離世時，眾弟子在墓旁守喪三年，另有一位，再多守三年。孟子何不舉此例，再加一句：還看是否獨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