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欄：時宜篇】它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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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詩經》的句子。我們看自己，有時不一定清楚，往往習焉不察，借助別人的眼睛，才看出自己獨特的地方。我們看別人，仔細地看，認識別人之外，同樣可以更認識自己。中國過去很重視鏡子；鏡，古人叫鑑，什麼「殷鑑不遠」(《詩經》)、什麼「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唐太宗) 能夠借鑑，那是謙虛、容納異見的做法。
我們需要鏡子。但鏡子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不一定能夠讓人看到是非、曲直，因為世間儘有不同的鏡子，不同背景的鏡商，說著不同的鏡語。但無論如何，有助我們反思，讓我們自己判別、選擇。從對面看，我們同樣可以成為鏡子，讓別人參照、得益。
舉例說，當孔子自稱「我叩其兩端」，這所謂兩端，照當代西方學者看來，例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Roger T. Ames，認為這根本就是儒家思想的根源，跟西方傳統二元論(Dualism)思維，形成最大的分歧。這就是很好的鏡子，有助我們反躬自省，更清楚「兩端」的關係，更好地理解「異端」。
郝大維、安樂哲合著的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1987，初版以來，一直頗受注目，中譯有兩個版本，一個叫《孔子哲學思微》，譯者是蔣弋為、李志林；另一個叫《通過孔子而思》，譯者是何金俐。兩位學者各有專長，恰好本身就是「兩端」，已故的郝大維深研西方哲學，安樂哲則是漢學家，兩端合作，通過中西方如何思考thinking，突顯兩套不同的思維模式。他們認為哲學的比較，存異比求同更有意義，承認雙方的思考方式各有不同的預設，比認定雙方有共同的設定，成果會更大。差異，才讓人認識到別的可能，不同的文化可以互補，而不是對抗。世間的對抗，要是不能把對方滅絕，倒不如坐下來商量。
郝大維、安樂哲兩位從西方文化的發展找出問題，再細看孔子在《論語》中對問題的解答。這是對思考的再思考，中西的對話，可並沒有要取消另一方的意思，不過過去或出於語言的誤譯，或出於以一個模子硬蓋另一個模子，孔子一直受排斥，以為儒學並不是嚴格的「專業哲學」(我們自己，何嘗不是長期把孔子當工具，一時成為敵人一時成為戰友)。錢鍾書指出，大家如黑格爾嘗鄙薄中國語文，以為不宜思辯(《管錐篇》) 。重新認識孔子，也是讓孔子在當下恢復生機，延伸、發揚其精妙的地方，成為西方哲學的「他山之石」。全書先闡述西方哲學各家對思考的說法(這是郝大維的工作)，由於創世說的傳統，二元論深入各個層面，神／人、超驗／現實、主／客、心／物、理性／感性、理論／實踐、目的／手段、科學／文學等等分離，以至對立，此端壓倒彼端，造成種種困擾，甚至危機。他們認為到了當代(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眾多的新旗幟(其中文化批評沖擊比較文學尤甚)，才撼動種種原先的假定。
然後孔子出場。西方在思考上的難題，對於孔子，根本不成問題。兩位學者通過天人合一、「學、知、思、信」四者互相作用，發掘二千多年前中國哲人怎樣思考(這是安樂哲的工作) ，他們稱之為「概念的兩極性」Conceptual Polarity，這跟西方二元論的思維模式迥異。孔子無意形而上學的深究，那留待弟子門人思孟學派的發揮，他關心的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環境中的舉措。所謂「兩極性」，照兩位學者的話：
概念的兩極性要求概念之間有意義地相互聯繫，……兩極性概念常用「陰」、「陽」兩個概念來說明，「陰」並不超越「陽」，反之亦然。「陰」總是「轉變成陽」，「陽」總是「轉變成陰」；黑夜總是「轉變成白天」，白天總是「轉變成黑夜」。…… 儒家的宇宙論可謂「有機體」， (跟西方)重要之別，是沒有任何成分或層面在嚴格的意義上凌駕於其他，世上每一物都與另一物關聯，全都「對應關聯」correlative。
黑夜變白天，白天變黑夜，即是《易‧繫辭下》所云相推而明生、相感而利生，彼此平等互惠：「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下文再解釋：
所謂「兩極性」，試以兩種現象的關係來說明，每個現象都是另一個現象依存的必要條件；……每一極都只有通過另一極才能得到解釋，「左」有賴於「右」，「上」有賴於「下」，「自我」有賴於「他我」。
……
如果中國傳統是由兩極性的概念奠定，那就可以合理地預期，兩極性會體現在中國古代思想的主要領域---社會和政治哲學中。
……
二元論／兩極性最深長的意義分別見於心與物的關係。心靈phyche與肉體soma的二元關係一直困擾著西方傳統，引發種種難題。古典中國形而上學的兩極性，心與物對應關聯，並不構成問題。不是說中國思想家能夠調和兩種對立，而是他們並不認為兩者是不同的本質。
然則，既然互相依存、確立，何以此端要取消彼端，而「異端」成為了貶詞，要鳴鼓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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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一書很豐富，在世界視野裡回看孔子，重新理解孔子獨特之處，頗多洞見，確乎是他山之石，彼此彼此。這裡舉一個中國傳統著名的案例，這例一直受爭議。那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的故事。伯夷和叔齊是商末孤竹君的兒子，父親臨終立三子叔齊繼位。這幼弟要讓位給長兄伯夷。伯夷認為這是遺命，不肯接受，逃走了。叔齊則以長幼有序為由，不願接位，也逃走了。帝位由二兄承繼。逃位的兩兄弟，聽聞周文王美名，走到周地去。後來武王伐紂，兄弟倆曾加以勸阻，不獲接納。商亡後，二人認定武王不義，拒絕周室的供養，又避到首陽山去，採薇而食，結果餓死。
孔子要重建周文，稱頌取代暴君的周天子，卻又肯定伯夷與叔齊，豈非矛盾？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微子〉18.8)
孔子說伯夷與叔齊不降低自己的理想，不屈辱自己的身份。〈微子〉一章記了許多逸民、隱士，有歌諷孔子不如算了吧的楚狂，有主張與其避人不如避世的田夫，總之，對孔子而言，都是與自己不同的「異端」。這一章很重要，像鏡子，從對面照見孔子，沒有這鏡子，孔子是不完整的。伯夷與叔齊的做法，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的作者，補充〈季氏〉16.11中孔子的話：「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兩個讓位的兄弟，反對一切暴力，後人是會銘記的，然後指出：
孔子認為伯夷與叔齊不擁護武王是行義，同時卻又給武王崇高的讚譽。這一事實說明，孔子把「義」看做個人判斷的實踐，而不是某種客觀的正確標準。孔子樂於稱頌伯夷和叔齊為「仁」，那是出於自己對「寬容」的信奉，但自己跟他們不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這清楚表明，孔子並不是按照必然的誡命或者普遍的理念來思考。孔子讚揚伯夷和叔齊的品格，同時認為他們缺乏靈活變通而與之保持距離。孔子尊崇周朝，他要是處於伯夷和叔齊的處境，也許會有不同的判斷。不過孔子並不要求別人和他一樣。
我覺得這是通情達理的解釋。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做判斷，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這行為，出之於信念，而非一己私利，則「無可無不可」，視實際情況，並不泥執某一端。孔子的看法、胸襟是這樣，這同時是處事的方法，不是鐵板一塊的方法。《論語．述而》7.15也可補充，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是什麼樣的人？師徒這樣對答：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