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仔的香港：重寫的城市記憶

全運會仍在不停轉播，一個名字被另一個取代。我久違地回到了這裡，陪著父母看一場又一場如同複製粘貼的體育比賽，而我也被困在此地。困頓似乎是一座城市和一個人共同的命運。我看著運動員身上，和「大灣區」及贊助商名字相比，顯得有些羸小的字體：「香港」——2019 年時我寫過一次，那是一種剛看完新聞後的不安與衝動；而如今的我，生活似乎早已換上另一套步伐，國與國、城與城之間的距離不再只是一張機票的長度，而像是一種拉長的命運。我以為年月會沖淡某些記憶，但越往後，越常在深夜裡想起一個人：豪仔。

我和香港的最初連結，遠早於我在香港書展碰見那個拿著「陶國璋全集」的年輕人-豪仔，而是從家裡客廳最早的一台卡帶播放器傳來的。父親常常沒唱完《東方之珠》，就會忽然切到艾敬的《1997》。那一句「香港啊香港，你怎麼那麼香？」懵懂的年紀，卻像一道刺破黑白世界的光，一下子點亮了我對「外面」的所有想像。那時還沒有太多娛樂，也沒有後來那麼多耀眼的口號。我在老漢口的黃昏裡聽到那些歌聲，望著窗外被拆得坑坑窪窪的街巷，那些曾是殖民建築的廢墟，總覺得世界另一頭有一個地方，比我們的城市亮一點、快一點，連風都更自由地來去。香港就這樣成為我童年裡所有外部想像的入口——是迪士尼，是霓虹，是未曾見過的速度與鋪天蓋地的光。對於老派知識份子來說，香港是未竟的遺憾：外公臨終前也提過香港。他說那句「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本該振奮人心，但他卻覺得不夠準確，因為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國人還沒有站起來。我當時聽不懂，只覺得老人家嘮叨。當我高中時來到荃灣讀書時，向已是密友的豪仔說起這些時，他只覺得有趣：「像是同一歷史中的平行時空」。

我一路長大，一路離開多座城市，但香港一直像一塊纏在身上的神秘布料，無法剪掉，也無法縫補。更奇怪的是，香港的影子並沒有只留在香港本身。2022 年我搬到新加坡，有天在西部文禮站的商場裡閒逛，竟看到了名為「旺角街」的室內長廊：掛著亮得不合時宜的霓虹、模仿茶餐廳的塑膠椅、刻意復刻的招牌字型，乾淨到像被設計師擦過幾十次，沒有霓虹熱度，只剩霓虹形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來許多人珍藏的、以為屬於香港的過去，早已流散到異地——流到新加坡、流到芝加哥、流到舊金山的唐人街——比真正的香港活得更久。只是，「旺角街」除了一家老闆操著台山口音廣東話的「茶餐廳」，其他的店舖和我記憶中的「香港」毫無關係。

真正的霓虹在消失。短短幾年間，香港老城的光像一盞盞被提前收走的夜燈，一塊塊拆下，一根根卸落——它們像一個城市的扁桃體被摘除了。城市亮著，但那並不是我熟悉的那種亮法；有時夢中醒來，我已分不清身處南洋還是回到了香港。這讓我想到了「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姜文的一段獨白：「北京，變得這麼快，二十年的功夫她已經成為了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我幾乎找不到任何記憶裡的東西，事實上這種變化已經破壞了我的記憶，使我分不清幻覺和真實∙∙∙∙∙∙」只是相比於北京，香港是一個快得無法懷舊的地方。

上一個對我說類似的話的人：是豪仔。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還是港中文正牌歷史系的學生，滿口清朝故事、手邊永遠放著一本翻爛的舊書。他名字雖帶著濃濃港味——「嘉豪」，但模樣倒像王晶，渾身有種「我不是你以為的那種香港人」的彆扭與真誠。他住在維港邊一幢八樓的老樓裡，房間小得像把身體塞進火柴盒，但他仍會一絲不苟地在裡面泡茶給我喝。工夫茶壺、細茶杯，一字排開得極不容易，因為桌子太小，動作稍大一點，就會像香港的地價一樣讓人覺得荒唐。

他談歷史談得飛揚，談香港談得暴躁。最讓我難忘的是他一句廣東話：「香港係冇歷史嘅。」他讀歷史，卻生在一個被迫不斷清空記憶的城市；他熱愛歷史，卻常常覺得歷史在香港無處安置。他像一個錯置在城市邏輯之外的人，渾身滿是矛盾——但也是那種矛盾，使他成為我心裡「香港」的面孔。

房間裡空氣悶得像短路的夏季，我們便會下樓去逛他最愛的獨立書店。店主眉頭皺得像電影《烈火青春》裡的角色，但看到豪仔仍會點頭，像是武林各派的俠客互相認出彼此。豪仔會讓我挑幾本書，然後拍拍我肩說：「帶唔走都冇所謂，睇咗就留喺心度啦。」那是一種完全不功利、甚至不現實的氣質，是香港少見卻最動人的部分。他第一次讓我看王家衛，說王家衛是「ahistorical（去歷史化）」，但正因為他無歷史，所以才像香港。「越係冇嘅嘢，越想講。」那是我聽過最像豪仔、也最像香港的句子。他身上有種近乎固執的浪漫——不是文青的浪漫，而是一種「在荒蕪之地也要硬生生翻出一片歷史感」的倔強。

後來的很多年，我每一次經過香港，幾乎都會習慣性地往那棟八樓跑。直到某一天，我從舊金山返港，門開了，卻是陌生的普通話。屋裡亮得不像記憶，兩個房間打通，維港的光像一道刀，徹底割斷過去的痕跡。樓下的書店不見了，被三餸飯的小店取代，人潮洶湧，沒有書味，也沒有煙味，只有風乾過的地鐵口的白噪音。

我像走錯城市，也像走錯記憶。

那天晚上，我終於聯絡上豪仔，他隔了一天才回我：「得閒啦，出嚟飲嘢。」茶餐廳裡，他穿著略大的西裝，夾著文件夾，眼神裡沒了當年的烈焰，反而像被風吹過太多次的玻璃，有點透明、有點混濁；在亞熱帶的潮濕中被浸泡太久而顯得有些曖昧。他說搬去了公屋，最近找工作找得快瘋了。「歷史系呀，出嚟冇乜路。」我問樓下的書店去哪，他說：「聽講有人出事。香港就係咁，今日有，聽日冇。」凍檸七冒著氣泡，我們兩個都沒喝。那是我最後一次在香港見到豪仔。

之後我去了美國，再聯絡他，一開始是已讀不回，再後來整個對話框變黑。他從香港的日常裡被輕輕擦掉了。直到某天，他突然發了一句動態：「你唔使擔心，我會守住中大。」就那麼一句，像在風裡亮了一秒又熄滅的燈。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那是故事的結尾。直到今年春天，他突然重新出現在我的訊息框裡。語氣和平時不太一樣，少了火氣，多了某種沉靜。他說他已經結婚，有了孩子，年底準備帶著一家人去深圳找工作。「成班同學都移民晒啦，我唔想再趟呢啲水。我都幾攰喇。」他笑著說這句話時，那種年輕時罵香港的倔強依然在，只是被生活的重量壓平了一些。

當我們在深圳見面時，他抱著孩子，看起來有點手足無措，也有點幸福。可是深圳給他的並不是更大的希望。深圳保稅區昔日的繁華吵鬧，如今竟像一座空城，大片廠房、空蕩街道、斑駁廣告牌，像被時間按下暫停鍵。我們一路走到海邊，腳下是破掉的水泥塊和被海水反覆打磨的碎玻璃。風把孩子的哭聲和遠處施工的撞擊聲吹散，我們站在那片灰濛濛的海前，看著對岸。

那裡是香港。這一次，它不再是距離，也不再是邊界。它只是另一座城，和我們所在的這一座一樣——被命運沖刷、被時間磨平、被現實拉扯，最終都變得寂寥又相似。豪仔忽然笑著說：「阿儂，我哋要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我看著那片永遠帶著渾濁質感的海，回他說：「海水係唔會藍嘅，除非放咗漂白劑。」他怔了一下，隨即大笑。我補了一句：「但我哋可以多抬頭睇吓天。心境變藍，比海水變藍容易啲。」他沒有說話，只是輕輕點頭。

海風吹過來，把一些舊的吶喊、一些舊的夢、一些舊的執念都吹淡了。連我也是，被時代和人性驅趕到這裡時，卻發現已經無路可走。我們站在海邊，不再年輕，也不再激烈，只剩下一種互相理解的靜默——像兩座城市，在逐漸趨同的命運裡彼此惺惺相惜。

那天我突然明白，我懷念的從來不是那個「香城」或「東方之珠」，而是豪仔——以及像他一樣，那些曾在逼仄的八樓、獨立書店和夜風裡生活過的人。

香港的光不是霓虹，是他們。

永遠是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