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寫作教育】何福仁訪談(上):文學不做救世主

教育侏羅紀 | by  致寧 | 2018-12-07

整理:致寧

何:何福仁

鄧:鄧小樺


(按:文學館此前進行了一系列有關寫作教育的研究,感謝何福仁先生撥冗參與訪談,分享對文學寫作教育的看法。虛詞現轉載稍經刪整的版本,題目為編輯所擬。)


鄧:我覺得現在年輕人的情緒問題嚴重了。以前我們上學的日子渾渾噩噩就過了,現在的學生就過得很艱難,經常淚漣漣的。有時會想是否可以文學教育的方式去提供一點幫助,一邊教學生寫作,一邊幫忙處理情緒問題。


何:經常淚漣漣的,可能和整個社會環境、家庭等有關,文學可能解決不了問題。據我所知,很多文學作家都患有抑鬱症,例如邱妙津。所以首先要釐清,究竟寫作是課程最重要的目標,還是透過寫作這種工具去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學生可以活下去,但如果感到憂鬱和孤獨,挖出了自己黑暗的一面,之後要怎樣處理呢?文學家能夠梳理、改善別人的情緒嗎?情緒問題需要專業的心理學家去處理。文學作品讀得多,可能讓人獲得安慰,但也可能愈來愈感覺孤獨。有誰不是孤獨地寫作呢?歡快的文學很少。


文學不擔保快樂

鄧:這也是文學教育界常見的觀點:學生的情緒問題是無法治療的。我們找不同人討論,就是想收集不同光譜的意見。


何:不是無法治療,而是這些治療並不是文學家的工作。文學就是要批評、反省社會,歌頌政府而在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在中外文學史上是少之又少。文學家不會提出診治社會問題的辦法,他們抒發不滿、批評不公,我們閱讀這些文字會感到快樂?


假如杜甫和李白從政,他們能解決社會問題嗎?杜甫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堯舜又能解決天寶十四年的問題?那麼簡單,可見他並不懂得複雜的政治事務。李白斗酒詩百篇,飲得醉昏昏,天子呼來不上船,又何能從政?蘇東坡從政最大的建設就是修築一條蘇堤,然後就貶謫至海南島。中國歷史上惟一有政績的文人是王陽明,而他首先是一位哲學家。詩人作家從事的是創作,離開了本行,他只是常人,他的意見可能好,也可能壞。文學可以提出問題,但不會給予答案,政治問題,只有政治家才能交出答案,也不一定是好的答案。


至於怎樣幫助年輕人健康地成長,這是教育家回答的問題。文學教育針對的是文學,是讓學生知道文學,以至寫作,是怎麼一回事。我甚至懷疑,文學教育能否培養出好的文學家呢?成功與否,視乎學生往後的自我修為。


教育的本質也是這樣:讓學生明辨事情,知道自己有甚麽選擇,不是單一的選擇。我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讀書,但學校不會限定我們要做牧師,甚至不一定要做信徒。佛教學校也不一定要人出家吧。而是讓你認識宗教是怎麼一回事,你相信,最好,但仍然由你選擇,不會因為不信教而被褫奪學籍,也不會因為信教的學生不多,而認為失敗。你可以因為文學教育而成為文學家,但這些都不該是文學教育的最終目的。


文學是非道德的審美過程

鄧:以你自己為例,接觸文學對你的人生有甚麽影響?如果以前沒有寫作,人生會有甚麽不同呢?


何:文學豐富了我的想像,使我對語言更加敏感。其實文學是一個審美過程,文學教育可以訓練語文的表達能力,打開感性和想像思維。至於「文學會使你成為好人」這種觀點,我認為是騙人的。當然有很多作家是好人,但亦有人不過是利用文學作為手段去獲得名利。如果我對人生還有一點價值的追求,堅持某些信念,與其說是來自文學,不如說是來自哲學,中國的,加上一些西方的。


鄧:文學的訓練會否包括自我認識?有了表達能力和感性思維,我們可以認識自己和外在的世界。


何:是的,但到底選擇做甚麽還是由你自己決定。李斯的學問絕對不少,也最能審時度勢了,比老師荀子知機得多,但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歷史上很多出色的文學家都做了漢奸,例如汪精衛,他的詩寫得真好,我幾乎以為民國以來他的舊詩最佳;又如胡蘭成,有人喜歡他的文章,我討厭是一回事。


這是他們的選擇,錯誤的選擇。文學教育家聲稱文學能誘使學生發掘真善美,這是未必能達成的良好願望。魔鬼未墮落之前,本來也是天使,但他選擇成為魔鬼,這事情就連上帝也無可奈何。


鄧:但年輕人的人生經驗尚淺,有時候未懂得去選擇。遇到這些學生,你會怎樣教他有甚麽選擇?


何:問題就在這裡,這不是文學教育要處理的問題。我認為辦文學教育,首先要釐清文學是甚麽。文學是非道德的(amoral),但不是不道德的(immoral),而是與一對一地的道德無關。文學也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它可以是歷史,也可以不是歷史。有種說法是文學會有德育價值,但到底你會發現沒有的。有人說,這個文學作品的好處是教訓我們要做一個好人,或者退一步說,這作品能反映現實,我覺得這些東西都與文學無關,只是作品呈現的某種現象。要是你這樣想,要求德育的價值,那麼選材就會選所謂健康的、道德的,再進一步,政治正確的……而這不是文學的全部。


《出師表》很失敗

何︰米蘭.昆德拉曾批評佐治.奧威爾的《1984》,說這本小說會有流毒,因為它將現實生活縮減為政治的理論,然後再縮減為負面的政治宣傳。生活是很寬闊的,政治只是其中一面。你可能說,文學作品反映那個時代的極權主義,但這與文學無關,等於說,這作品描寫了一個壞男人和一個壞女人,這與它是否好的文學有甚麽關係呢?文學是一個審美過程,作品要通過文字與美學形式去呈現。


教育家固然希望學生成為好人,成為良好市民,但好人、良好市民的準則怎會是鐵板一塊?良好市民,不一定擁護政府。這麼多年來,中文科教材都有《出師表》這類忠君愛國的文本。諸葛亮在文中每一段都祭出劉禪的父親,你的父親怎樣怎樣,這個那個完全由於你的父親,你說劉禪怎會聽得進去?《出師表》作為游說文的範例是失敗的,因為作者沒有弄清楚要說服的對象,沒有游說的技巧,他的對象甚至可能不是劉禪,而是為了向後世交代。其他教材例如《陋室銘》,其思維放在現代也很有問題。怎會說「往來無白丁」這般勢利的話呢?


(鳴謝:何鴻毅家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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