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欄：時宜篇】和與同之別

孔子排斥異己，這在《論語》中是看不到的。世傳他攝行相事時曾誅殺少正卯，這事件子思不言，《孟子》、《左傳》、《國語》不載。最先提出的是荀子，荀子多活幾年，就會看到秦的統一天下。這位戰國末的大師，距孔子二百多年。他說：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卯。（《荀子‧宥坐》）

《孔子家語‧始誅》也說：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家語》下文孔子繼而向子貢解釋誅殺少卯的原因，列舉少卯正的五大惡行：「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這之後《史記》、《淮南子》、《說苑》、《論衡》都加以轉發。其中東漢王充的《論衡》還加添鹽醋，說孔子辦私學，這個少正卯也辦私學，把孔子學生一而再再而三搶去了，只有顏回一個留下：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

「三盈三虛」是指孔子之門多次滿了又空。好像孔老師辦的是時下的補習社，飯碗多次被搶，難怪懷恨在心，一旦得權，所謂「攝行相事」，就羅織罪名，把他殺了，更且暴屍三日。當時真有那麼一個比孔子更有魅力的補習天王，而東漢之前竟沒有記載，門生也無一齒及？

留下一個顏回，不等於詩人說的，一切就留下了。孔老師還配稱萬世師表？

至於孔子「攝行相事」，是怎麼一回事？

【何福仁專欄：時宜篇】宰我與孔子之辯（一）

清梁玉繩《史紀志疑》一語道破：「魯之相，季氏尸之，孔子安得攝相乎！」孔子在魯定公與齊景公夾谷之會時，擔任的「相事」，是禮儀的主持；孔子以知禮聞名，宜乎為兩國元首相會主持儀式。崔述《洙泗考信錄》云：「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

整個誅殺少正卯事件，朱熹最早提出質疑，梁、崔繼承，逐一反駁。專魯政的是季氏，孔子為司寇，不過一度得季氏信任而已，實無相權。少正卯也是大夫，少正是官名，孔子以大夫之職豈能殺另一大夫？且事必鼎動，何以到了戰國末才有記？

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第十四篇有精審的辨析，並指出殺士之意始自《戰國策》中趙威后，她向齊使質問：何以不殺陵仲子？這位陵仲子，隱士而已。趙威后提出殺他的理由很恐怖：「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這在春秋時代是沒有的，而古代誅士之行，大多虛造。錢穆說：「下至荀卿，乃益唱誅士之論」。荀子責斥子思、孟子，他對詩書並沒有真正的體悟，斥俗儒「不知隆禮而殺詩書」（《荀子‧儒效》），殺，貶斥之意，「詩書故而不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勸學〉）這方面尤應注意，拒棄文學的熏陶、書史的借鑑，則人趨功利與涼薄，禮義也變得沒有人情感性的根，到了韓非李斯，發展為倡言君主排斥異己，偶語詩書棄市，其思路順理而成勢，再加上奉承取媚當權，到頭來，連整個士的族群，包括他們自己，一併阬了。

【何福仁專欄：時宜篇】宰我與孔子之辯（二）

《論語‧顏淵》12.19 載季康子向孔子問政，說：要是殺掉壞人來延攬好人，怎樣？孔子答：「子為政，焉用殺？」如果您想搞好國家，人民自然會好起來。領導的品德像風，百姓的品德像草，風在草上吹，草一定隨風倒。

照曾參的理解，夫子一以貫之之道：「忠恕而已矣。」戰國亂世，已不講忠恕容人之道了，孔子說過：「矜而不爭」。（〈衛靈公〉15.22），孟子可不得不辯，而荀子，更非十二子，除斥責史魚、墨翟、宋鈃、慎到等等，還遍罵子思孟子子張子游子夏，筆下的儒者有許多名目：瞀儒、散儒、腐儒、陋儒、俗儒、賤儒，只稍稍留下一個小儒，另一個雅儒，最好的還是法後王、齊言行、一統類的「大儒」，大儒是誰，不言而喻。但他稱頌孔子、子弓。子弓是仲弓（冉雍）麼？不能斷定。禮崩樂壞，實自春秋始，但春秋仍不乏胸襟廣大、包容的文化人，不以為「異物」有害，如子產不毀鄉校，史伯則對鄭桓公說「和」與「同」的分別：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

晏嬰對齊景公同樣諫說「和」與「同」之別，他以烹調肉羹解說「和」，「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再說「異」正好相成相濟，「同」則不可：

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正是後來《中庸》的精神，子思無疑吸收了這種兩端相成相濟，合乎中節的辯證法。合乎中節，就是和。《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當然，還有比晏子稍年輕的孔子。他不排斥異己，不攻擊異端，不等於和稀泥，不區別和與同。他說和與同，益加嚴別通疏：「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這句話，今人讀來，一定感受殊深。

不過，可也不能為和而和，和要受禮的節制。弟子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1.12）



2

孔子有些話，是從負面說的，例如：「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9.4） 那是杜絕四種弊病：不主觀揣測，不絕對肯定，不泥執己見，不唯我獨是。

有句否定的話，聽似平常，我以為說得極好，仲弓問仁，孔子答：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12.2）

自己所不喜歡的，就不要施加於別人。孔子可沒有說：己所欲，施於人。世間的大病，遠比新冠肺炎厲害，而且病歷深廣：其一是排他，其二是強加。二者其實是一病的兩面。我喜歡的，我認定正確的，就強加於別人；不是我喜歡的，不是我認定正確的，就是異端，非打倒不可。大如宗教、政治，小如學理、價值觀、品味。

子貢同樣問仁，孔子從另一角度正面地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6.30） 立與達，並沒有排他、強加之意。楊伯峻譯為：「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時也使別人事事行得通。」

孔子生當春秋末，當時既談不上百家諸子，也沒有論敵。和他同時或稍早的文化人只是老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他曾適周都洛邑（今洛陽）向老子問禮。老子告誡他要深藏若虛，去傲氣，不要多欲，拋棄做作的神色，以及太大的志向。這是年長者對後輩好意的告誡。孔子告訴弟子，自己對老子的看法：「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這是很高的讚美，高妙得無從把握。兩大哲人會面，是漢畫像石一大母題（據刑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的研究》，出土的至少有七十石）。以為儒道不兩立，這是後世的事，是只見互異，而不見互補。

據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古抄本《老子》，內容與流行的今本不同，並沒有抨擊聖賢、仁義、孝慈，例如起首云：「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也沒有小國寡民、愚民之說。而《論語》所見，其實不乏老子飛龍上天的餘響：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15.5）

當然，要說不同的話，老子貴柔，以為柔必勝剛，弱必勝強，未免絕對化，孔子則主張剛柔並濟，剛柔在天秤的比重，剛或稍稍佔多，但剛仍需善加學習才行，「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17.8）《中庸》中他認為能努力下工夫，博學慎思明辨篤行，即使愚昧，也會變得聰明；即使柔弱，也會變得剛強。

孔子老子，可說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