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亂世中談一場義無反顧的戀愛　雄仔叔叔：所有愛情的開始都有詩

今年年初，「講古人」阮志雄（雄仔叔叔）推出第三本個人詩集《Some Kind Of A Mood》。我和阮志雄相約在中大山後的大埔尾村做訪問，這是《Some Kind Of A Mood》第二章「二巢」其中一巢，也是他居住了30年的村莊。

阮志雄帶我聽村內流水淙淙、麻雀喳喳。抬頭看舊居天台，那以前是他們的表演舞台，阮志雄指著旁邊一塊綠油油的田，80年代初，他曾和朋友在這裡種玫瑰，但因管理不善，只有些許能開出火紅的瓣，他把玫瑰拿去學校送給女同事，「啲女同事都好鍾意⋯⋯啲花！哈哈哈！」

「上次出詩集《你還有沒有寫詩》，有女仔睇完話：『你呢啲詩一定溝到好多女！』我同佢講：『對唔住，呢啲寫得咁好嘅詩就係溝唔到女之後寫嘅。』哈哈！」他又大笑。《Some Kind Of A Mood》結集了阮志雄1983至1989年間在香港及倫敦寫的詩，「這是一段愛戀時期，也有失戀，後者居多」。

【文藝Follow me】個人詩集與時代意義　雄仔叔叔《Some Kind Of A Mood》出版人彭倩幗：盼能連接年輕人

致青春

《Some Kind Of A Mood》本來打算在2019年出版，剛好碰上社會運動，阮志雄和獨立出版人彭倩幗曾想過不如擱置出書計劃，「現在外面打生打死，我仲搵返啲舊嘢出嚟？仲要講啲咁個人嘅事？要寫個人嘅嘢，革命之後啦！」阮志雄說。

是彭倩幗勸住了他。彭倩幗說寫這些詩的阮志雄正年輕，而現在「一整代年青人被奪去多彩的宇宙」，那麼這詩集便有了出版的意義——「我用集子裡的詩，向青春致（敬）」。於是延遲了兩年，彩色書套、配一卡式帶及一張照片的口袋大小的《Some Kind Of A Mood》順利出版，限量300冊。

「致青春」三字並不足以成為出版此書的理由，就好像番石榴籽卡在大牙一樣，阮志雄覺得未夠「妥當」。直至2019年有一天，阮志雄和一群銀髮族前去荔枝角收押所唱歌聲援被捕人士，在回程的小巴寫了一首詩，他把詩放入《Some Kind Of A Mood》的序中。（後來又找了音樂人黃衍仁為詩配上音樂）番石榴籽終於剔除，一切都妥當了：

how tiny is it（有多細少呢）

how wide, how tall（多寬　多高）

is the prison wall （牢獄之牆）

how one word reaches you（一個字如何走到你跟前）

your ear drum（你的耳膜）

your heart（你的心）

in a song, a murmur of（在一首歌　那些低語）

million people on the street（來自街頭百萬的步履）

- 〈When we say we have no word〉節錄

2019年，當時66歲、白髮斑斑的阮志雄唯一能站在最前線的活動就是去收押所外聲援，他內疚、慚愧、自責，總想著如果後生四十歲，他就能站在真正的前線。

前線

四十年前，阮志雄是真的站在社運前線。七十年代是火紅色的，保釣運動、中文運動等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燃燒起來。1974年，為了對抗通脹，阮志雄在新蒲崗工廠區（《七十年代雙週刊》編輯室所在地）派傳單宣傳「四不交」，即不交公屋租、不交水費、不交電費、不交電話費，又鼓勵工人罷工、佔領工廠。後來運動沒有成功，阮志雄更因此被判處守行為兩年。

問到阮志雄為何參加社運，他打趣說：「參加革命係為咗溝女咋！」說罷眼角擠出數條細細的紋，像扇。1971年，《七十年代雙週刊》一群無政府主義青年莫昭如、郭達年等曾發起「保釣運動」，有青年被警察棍毆，他們刊登「香港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聲明，要求警方道歉，又在布幅寫下「抗議」兩隻大字。「嗰陣覺得佢哋好型、好勁，個個揸住標語、綁住警察。」這與愛情有甚麼關係？「如果有一樣嘢你覺得好正，就會吸引到異性㗎啦，咁革命係好正㗎嘛！咪諗住咁樣去吸引異性囉！」

這當然只是玩笑話。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但自小父母、老師就教他是「中國人」，耳濡目染下便有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加上目睹社會上存在各種剝削、地產霸權，懷抱著一顆關懷社會的熱切的心，阮志雄加入了《七十年代雙週刊》。「人生在世，總要有啲嘢係hang on to（緊握不放）嘅，而社運就係我desire（渴求）嘅嘢，係我覺得應該要做、要hang on to嘅嘢，」阮志雄說，「最熱烈的時候，可能我真係覺得有革命就夠，唔需要愛情。」或許革命才是他追求的真愛。

但熱切很快被澆熄。「到咗八十年代，當時成個社會氣氛都係講搵錢，追求經濟發展， 社會運動愈來愈少，根本冇得打。」阮志雄陷入深深的失落、挫敗與無力，「感到無能為力，因為自己hang on to嘅嘢捉唔住，內心深處覺得係not a way out，不論是自己的生命，還是社會。」於是他想從愛情尋找出口。

新蒲崗「四不交」事件被捕後，阮志雄從浸會學院輟學，跑去加拿大唸書，再於1978年轉赴法國，「走去朝聖吖嘛！」那年正值法國學運十周年。朝了聖，還結識到一位來自澳門的女朋友，成功逃遁到愛情之中。

戀愛

1980年阮志雄回港，二人因分隔兩地感情日淡就分了手。為了糊口，阮志雄在一間中學當英文老師，期間交了另一個女朋友，《Some Kind Of A Mood》中有幾首詩就是寫給這女朋友的。「我好早就知道自己寫詩寫得最好就係失戀嗰陣時！」阮志雄咧嘴大笑。1984年暑假，二人結伴去歐洲旅遊，那時阮志雄已經嗅到二人感情變質的氣味，於是他把歐遊期間乘火車的經歷寫成了〈Nightmare Train〉：

Have I got an invalid ticket

Or is there a valid one

Void destination

Abandoned terminal

Should I get off now

Or should I ride on

Where is the next stop

But if I don’t have a passport

- 〈Nightmare Train〉節錄

二人是上錯火車的乘客，拿著失效的車票，茫然不知何去何從，該下車尋找那輛正確的火車嗎？還是該將錯就錯，任由火車開往未知的下站？錯誤的火車最終沒有載他們前往正確的目的地。歐遊回港，二人便告分手。

失戀的阮志雄跌入痛苦的泥澤，泥澤像貪婪的妖怪，吸吮著他的手腳，身體很重，在泥澤裡凝固，結成泥像。

I talk to myself

I am gentle

My arms and legs

My palms, they listen

And understand distance

They also become heavy

And fall into tangled-up gestures

-〈When I Am Alone〉節錄

情場失意，職場也不得意。當了五年英文老師，阮志雄悟到自己不適合教書，便辭去教師一職，到處打零工，期間又戀上一名女生，泥像溶解了。

「嗰陣拍拖，每次夜晚送佢返屋企都好唔捨得，於是寫咗〈Never Enough〉。」阮志雄低頭笑道，彷似跌入甜蜜的過去。

I am a tree

roots going down

branches reaching up

never enough

touching you

how can we be skin-deep

- 〈Never Enough〉節錄

熱戀時候，每一個短暫分離都是悲傷的，就像魔術貼被人撕開一般。為了朝夕相對，也為方便大家工作，阮志雄離開大埔尾村，與女朋友一起搬到西環居住。

1986年，二人結伴前往英國唸書，阮志雄讀幼兒教育，他的女朋友則讀翻譯。課是夜晚才上，阮志雄於是報了日間寫作班，有英國詩人教寫詩，《Some Kind Of A Mood》中有幾首其實就是那時的功課，例如〈Poem With Limited Vocabulary〉、〈Unfinished Poems〉等。

崩塌

在英國一年後，二人回到香港，搬去南丫島住。直至1989年，阮志雄的世界崩塌了。1989年夏天，香港（以至整個中國社會）迎來一場久違的社會運動，阮志雄當然一頭裁進去，但6月4日凌晨的槍聲過後，一場那麼浩大的社會運動就「嘭」一聲澌滅無形，「所有政治癲狂、社會關懷一下子冇曬，成個社會好壓抑，但我哋可以做啲咩？」同年，女朋友又向阮志雄提出分手。失去了革命，失去了愛情，阮志雄就「冧」下來，得了腸病，醫生說沒有能夠根治的藥物。

「很多朋友以為我是因為病，所以離開運動；但現在回想我覺得是因為我離開運動，所以才病倒。因為當生命無以為繼時，疾病就是唯一的依靠。」緊握疾病，終使他有抑鬱傾向，曾起過自殺念頭。

夢

繞過阮志雄80年代居住的舊屋，我們碰見剛從鄰居處串完門的阮志雄太太，阮志雄問她：

「你依家去邊呀？」

「返屋企準備晚餐囉。」

「喔，咁我同朋友慢慢行返去。」

阮志雄的老婆走大路，我們則抄小徑，五分鐘後卻又在他家門前的空地相遇，於是結伴一起回去。

阮志雄於1990年與現在的太太交往後便再次搬進大埔尾村，二人於1992年結婚，他的愛情終於找到停靠的車站，「嗰陣都有寫詩畀依家嘅太太，不過唔係收錄喺呢本詩集。所有愛情嘅開始都有詩，之後就係生活喇！」浪漫的話語背後又是另一個他仍在嘗試經營的故事。

而走出社運的失落，則要到2007年保衛皇后碼頭的時候。「我去皇后碼頭撐班後生仔，聽到朱凱廸喺度介紹皇后碼頭嘅建築特色，個腦係叮咗一聲：呢啲就係我一直好想做但又冇做到嘅嘢！以前我哋係有搞運動，但搵唔到自己個崗位。呢班後生仔話我知社會運動係需要喚醒，唔只係自己醒，仲要喚醒埋其他人，因為社會改變係要連結所有人。」

在送我離開大埔尾村時，阮志雄跟我分享他抑鬱期間發過的一個夢：

我夢見自己在一張床上，床在大海中漂流，我把一隻腳跨出去，在掉落之際馬上抽身回來。（如果另一隻腳也跨出去，就證明我真的想自殺）海水把我與床湧至一個小島，島上有我在南斯拉夫見過的吉卜賽人，（那時正值南斯拉夫內戰，清洗吉卜賽人）我與吉卜賽人相聚、講了一晚上的故事。黎明來到，我返回海邊，見到床上有兩個枕頭，一個叫馬克思，一個叫巴枯寧，它（他）們起了爭執，雙雙跌落水中，我過去打撈，卻撈出一個頭髮蓬亂的男人，他說他是雄仔叔叔中的「雄仔」，我愣了一愣，和「雄仔」結伴漂流。在床快將靠岸時，我問馬克思及巴枯寧：「你哋而家最掛住乜嘢？」他們同聲同氣：「掛住革命。」

看著仍未有小巴到站的小巴站，阮志雄若有所思：「我都掛住革命，但唔係七十年代嗰啲，都唔係皇后碼頭、2019——我掛住下一場革命。」

「這是年青的義無反顧，像暴雨後在村旁河上無憂的浮沉，刺激復悠然。」——摘自《Some Kind Of A Mood》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