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有人喜歡黃】粱稻正黃時

散文 | by  黃嘉瀛 | 2020-03-16

剛下飛機收到編輯邀稿:寫「黃」的歷史、演變。迎臉冷風,抬頭見的士車龍,紐約的的士黃得刺眼。


我從未曾嘗試考究自己家族、姓氏的歷史,可能我本身就跟父親家關係疏落;我亦從未曾感覺與自身姓氏有所連繫,新近農歷新年倒是可幽自己的姓一默:大條道理在大門上貼上「家黃萬事興」以及派發一切帶「黃」字的印刷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姓「黃」沒有給我重擔,或是我早不負責鬆鬆膊給推走了。我認識好些同輩的香港原居民就有生兒育女、祠堂點燈的惡夢,一個不好彩是同性戀,又或本身就是「蝕本貨」– 生作女兒,你一生都不得好處。說遠了,不過是因為這年我出現了「辨色疲勞」:何必難為各種漂亮的顏色?孔雀藍、湖水藍、軍藍我都喜歡,相反搶調的黃色實在不合心水。賤人就是賤人,衰格就是衰格,惡毒就是惡毒,這些渣宰不配世上任何一道色彩。我沒有那種關於華夏民族,或曰炎黃子孫、黃種人等等順理成章加予黃色的情感伸延,亦無意考究歷史上黃色的擁有權和出處,只好略寫點零碎零碎的。


我讀書年代好像每個同學都會自行編配一種專屬的顏色,然後所有隨身物件都挑該隻顏色的,即為古早monotone;好些同學為對其入學時被編的「社」表示忠誠,甚至成為了人形「社代表」,如果你的社的代表色是綠色,你身上稍有出現其他社的顏色都是一種背叛。我小學和中學都是綠色的「敦社」Peace House;紅色是「悅社」Joy House,藍色是「頌社」Praise House,最核突是黃禁禁的「誠社」 Harmony (因為Harmony已經有三個音節所以不用說House哈哈)。我現在看看母校就知為什麼Harmony譯作「誠」:是「忠誠勇毅」的「誠」而非誠實的「誠」,太誠實就不和諧了,譬如搞罷課貼文宣乃極之不Harmony。另一樣關於「黃」的我的歷史,就是美術堂爭論「三原色」的問題。那時才剛用臉書不久,有醉心電腦平面設計的同學帶來臉書帖文分享,說是從小美術堂上用的,由瑞士設計師約翰·伊登提出的色彩理論在實際操作起來時有落差,他提出「三原色」學說-即所有顏色皆是由紅、黃、藍為第一原色相互調配出來的。我們的爭論點就是儘管按不同比例或試用不同品牌的紅、藍色顏料皆不能調配出鮮豔的紫色。往後推就是印刷用的CMY指標和影像用的RGB指標的深入研究,太複雜不贅;我的結論就是畫畫還是得靠經驗,你的手摸熟慣用牌子的顏料的脾性就不需靠其他人訂下的色相指標,自有你一套畫法。有趣的是,黃色似乎於哪種色彩學說裡都不曾有過巨大的議論空間,「黃」就是那種硬生生的大黃。


紐約Hudson Yards上年有個大地標開幕,極多人打卡,反而甚少人提及同處High Line盡頭的藝術中心,正好讓我靜心看了個好展:《Agnes Denes:Absolutes and Intermediates》。 一九八二年五月匈牙利裔美國概念藝術家Agnes Denes——她那年才在一片雄糾糾的簡約藝術圈中漸露頭角——應紐約市Public Art Fund的邀請做一件與眾同樂的大型公共藝術。她於紐約曼克頓華爾術兩街之隔外的堆填區上、現在的砲台公園、世貿中心(當年的)影子下,用四個月時間與助手和義工們一手一腳清理掉建造世貿時留在該處的碎石和建築垃圾,從新鋪上二百輛卡車的泥土,人手挖掘共二百八十五條犁溝,再親手翻土、播種、施肥、耕作,於同年八月在這片時值四十五億美元、遠眺著自由女神像的土地上收割了成千磅健康的金黃小麥,這些小麥隨後於二十八個城市巡迴展出,當中生產的種子再次又再次地於各國落地生根。


在這個全球資本主義和自由經濟的象徵地、萬惡之源華爾街,四十年前原來曾經有過數月一地不可思議的金黃——是麥黃——的風景。麥田也是象徵:它是食物、能源、商貿、交易、經濟的普遍概念。小麥的金黃對照黃金的金黃,即完成了一有力的悖論:人們付出勞力的收穫實體化,會是維持生命基本的食糧,還是你銀行戶口的股票、存款數碼?這些成本高昂的農作物同時在嘲諷世界資源分配不均、管理不善,發達國家的頂層階級踏在貧窮底層的被勞役、被剝削、飢餓的困苦之上,窮奢極侈地肆意浪費,當中的討論還涉及眾生的業障 - 生態問題。是不是每個詞彙看著都懂但串起來就像外語?沒關係,反正你試幻想海濱管理局將從來只有辦Clockenflap、Art Central、國慶演唱會以及富二代婚禮的中環海皮免費給予菜園村居民怒種本地菜一樣妙想天開吧。可惜維港景色不及布魯克林橋兩岸浪漫,人家至少肯花錢搞搞有點意思和睇頭的公共藝術,做做門面公關。


說到小麥、稻田,二零一一年我在粵北韶關作了一年義教,當地的鄉村小學沒餘錢聘請閒科老師,美術、音樂等科目就靠下鄉的青年志願教學。韶關是工廠城市,許多父母出城打工,家中孩子就成了「留守兒童」,通常都是往市立的寄宿學校塞,書簿費、飯錢都成問題,枉論管教,沒吸毒死已是大幸。我任教的小學在龍歸市,離市中心沒很遠,坐「摩的」– 摩托車的士 – 半小時車程,住宅只佔一小部分,門前盡是自用的田,有一所中學一所小學,村裡人都喊得出大家名字。韶關那年頭在建高速公路,其中一段就踩在龍歸田上,大型堆土機將鎮上的路挖得坑坑窪窪的,出門就是腳踏進咖哩 – 可能那時沒咖哩食,只帶老干媽,就想到了;沒什麼好下飯的,最好已經是過節校長自掏荷包加餸,那天飯堂打的飯就會有多兩片肉,不夠飽就將飯泡水,發了就撐胃。人們說廣東女孩的皮膚特黃,我的臉實在沒有比在龍歸那時更黃的了:塵土飛揚,樹葉顯黃不因枯謝。一月中有次訪問談起這段經歷,問我是否因此覺察某些政府和人民的腐敗及墮落,所以往後的創作和動作都直刺社會的不公義?我那刻想起同期老師告訴我有個當年的小學生已經十八歲,和朋友夾錢出城開宵夜檔做老闆,那學生在微信告訴我朋友,他們有跟進運動的新聞,口號什麼的都懂,我說不要在那多說,怕惹他麻煩。


那時要寫教學週記。「剛到埗龍歸,舉目遍地盡是碧翠嫩綠的秧苗;秋風初起,田間轉眼已變成了金黃稻穗;現在農家都得將稻撒在太陽底下密麻密麻的曬烘,立冬以後就是收割的季節,農地只剩光禿一片。這樣的週而復始,很快就到下一個循環;翻土,播種,澆灌,施肥,收割;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相信自然的定律,亦期盼今天所作的,農夫的活,會有收成的一天。」


稻穗黃欲臥,槿花紅未落;就這樣過了九年,幾多糙米、幾多人的人生,已經翻了幾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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