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陳慧《小暴力》序〈暴力與自由的賦格〉

個人在最傷痛的時候

才會變成鳥兒

或者一隻或者幾隻。

　　　　　　　　　　　　　　　——淮遠〈保證〉

什麼是暴力？

查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暴力」指「激烈而強制的力量」；而《家庭暴力防治法》則解釋，「暴力」乃「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根據以上，暴力具有強制侵害性質，且不單傷害身體，還包含抽象、生活等層面。那麼，暴力有沒有大小之分？根據什麼來區別？參與人數？發動者的位置？影響的規模？由個人來施為是小，由國家發動是大嗎？或者，暴力就是暴力，看似微小，也可能積累為大，而大規模的暴力，又往往落實在許多微小的惡行上？

陳慧最新小說《小暴力》，主要通過小顧、白大順、洪安安、洪啟瑞、周郁芬、李立中、夏木、金理高這八個人物，講述暴力的流動，從上一代到下一代，從職場、歡場到家庭，遮蓋於親子關係或黑暗房間，而街頭上，陌生人之間，看似暴力的作為卻反而蘊含著愛——暴力的反面，就是愛嗎？我們要怎麼分辨呢？——有些暴力，會以愛之名加諸於你我；有些愛，卻不得不以暴力型態現身。

小說裡的幾個年輕人，各自有來處與身分，卻未必按照搭好的框架來生長。小顧考上台大，本可以成為普通意義下的有為青年，卻跑來讀警專，從基層警察當起，默默在日常勤務之外進行隱密的正義；白大順是黑幫領袖白龍的兒子，洪安安是政壇有力人士洪啟瑞的兒子，兩人卻有一雙早熟之眼，思索著如何從現實突圍；從香港跑到台灣、自稱叫夏木的青年，黑衣遮蓋著受過的外傷與內傷。而小說裡已經在險惡紅塵中打滾經年的大人們，多半糾纏於名利欲望，期望能控制更多人與事。李立中想當系主任，金理高勤於服務為了尋求認同，洪啟瑞不惜拿兒子當工具為了能更好地運用妻子娘家的政治資源，好讓他在產業界與政界上下其手。唯一的重要女性角色周郁芬，還保有清明之心，從利己的大人世界中走出來，和那幾個年輕人走在一起。她本來是夏木的母親，後來，她把洪安安也納入羽翼，甚至，願意做一個聯繫者，傳遞者，行動者，因為黑衣夏木的張皇和疼痛，喚起她想起昔日的香港，走入今日的香港。

表面上，《小暴力》似乎講的是年輕人怎樣對抗父親，女人怎樣對抗男人，基層怎樣對抗體制。難道陳慧想回應現代文學裡「救救孩子」（甚至是女性解放、讓下屬說話）的呼聲？不，陳慧願意讓受壓迫者擁有更高的動能，讀者將發現，孩子知道自救，女人可以出走，基層也有他游擊、滲透的策略。看似對抗的兩個世界，其實只是一個世界，端視你看到的是哪一種價值。洪啟瑞擁有的只是工具理性，所以不把人當人看，連兒子也不放過，李友中和金理高過得不快樂，起碼還有一點人性的軟弱。周郁芬呢，她曾失望地從香港出走，離開愛人與兒子，在台灣她坐進婚姻的艙內，狹小然而安穩，然後她再度出走，獲得了久違的自由。在新的自由裡，周郁芬知道她不單單為了夏木，而是為了夏木「們」，受侮辱與受損害者們，同情共感，甚至共軛，「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她說這是文學高揚過的騎士精神，「老派的態度，但並沒有過時」。

回到「暴力」的定義，強制性是核心，也因此和「自由」對立。受暴力控制久了，內化了，竟以之為合理；不能改善處境，竟宣洩在更弱小的人身上。暴力會轉嫁，卻不是必然。

也有人拼命想逃出暴力的輪迴，連結其他受到暴力擠壓的人。

《小暴力》密碼之一，開頭已有提示，靈感來自楊德昌《恐怖份子》。熟知這部經典電影的讀者，想必早就發現了小說角色命名和人際關係，和電影有其相類，故事卻是新創。已移居台灣幾年的陳慧，也對此地荒謬時事不能無感，每逢選舉必然浮現的論文抄襲爭議、所謂產學合作實則畫大餅分權力，也成為《小暴力》塑造人物事件的材料。過去提到陳慧，很容易歸入「香港文學」，不過，《小暴力》在台灣寫作，超過八成的故事場景在台灣，香港和它發生的事，成為隱微的心事、未來的基礎，可以說，這是一部擁有香港關懷的台灣文學。地域的標誌對文學並非毫無意義，是寫作者移地再煉的手藝。

最後想指出，「文學」在本書中是「自由」的另一種形式。洪安安，因為在廁所牆壁寫詩，才會與白大順相識。活在家庭暴力中，是無盡的閱讀與寫字讓他的心靈有逃脫去處，即使如《宋詞選》這樣看似「無用」的書籍，即使不一定看得懂，在抄寫中，「逐字搬到白紙上，胸臆間難以言喻的哀傷竟似有了出口」，於是他至少懂了另一個層次，方塊字「單一存在，意義不大，但只要通過組合、連結，就能被賦予無盡意義」。周郁芬再次出走，也受文學意外的流傳而驅動。

在這個絕地求生的台灣故事裡，「香港」和「文學」是兩條隱伏泉脈，它們自傷痛和回憶裡湧現，成為打開《小暴力》的另外兩個密碼。因此，淮遠〈保證〉裡的提問：「有什麼使牠們／飛得這麼漂亮？」才能有這樣的回答——

不是翅膀

翅膀從不能成為一種力量

只有痛苦和哀傷

是牠們能夠永遠自由自在地飛翔的保證。